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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巴西大牢里的中国“红星” |
■ 王唯真 宗道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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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 党 政-口述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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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巴西政变当局非法逮捕根据中巴协议在巴西从事两国贸易和新闻报道的中方人员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当时,无论是在监狱中,还是在法庭上,九位中国同志不畏强暴,与巴西政变当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根据毛泽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指示,国内对巴西政变当局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积极组织营救工作,新华社还专门成立了营救委员会。
是年底,巴西政变当局法庭最后以“颠覆活动”为由,“判处”王耀庭等九人10年“徒刑”。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65年4月,巴西当局以“不受欢迎的人”为由,“驱逐”王耀庭等九人“出境”。史称巴西“九人事件”。当时,中国媒体将王耀庭等九位同志誉为巴西“九颗红星”。10年后,在中巴建交谈判中,巴方承认了巴西“九人事件”的错误。
九人先后来到巴西
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处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当中。当时的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跟中国有交好的愿望。那时的巴西总统是库比契克,他也主张巴西要独立,驱逐美国。库比契克出国访问时,古拉特代行过总统职务。库比契克任满离职后,夸德罗斯当选为总统。古拉特原先是前陆军部长洛特元帅的副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洛特元帅被夸德罗斯击败后,古拉特当选为夸德罗斯政府的副总统。1961年5月,以南汉宸、邹斯颐为正副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夸德罗斯总统在接见代表团时表示,巴西政府同意中国在巴西设立民间贸易机构,并同意中国在巴西举办一次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
我是1961年从越南回国的。1961年8月,古拉特访华,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8月中旬,古拉特来中国访问,先是周总理会见。后来毛主席在杭州也见了他。古拉特这次是率领巴西贸易代表团前来访问的,这是对前不久南汉宸访问巴西的一次回访。醉翁之意不在酒,副总统率贸易团来访,谈的内容当然不仅仅是贸易了。我就跟国务院外办提出,能不能让我参加中方陪同团?当时团长是陈毅,廖承志也在,他们同意了。这样,我就参加了陪同团,跟着古拉特和他的顾问到处转。古拉特当时有一个智囊团,好几个都是他的亲信。我跟他们交上了朋友。
古拉特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巴西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夸德罗斯总统在8月25日被迫辞职。陆军部长德尼斯于8月27日下令逮捕洛特元帅。9月1日晚,古拉特回到巴西。没几天,右派政变被镇压下去。9月7日,古拉特在里约热内卢宣誓就任巴西总统。
然后,古拉特打电报邀请我们去。这样,1961年底,我以新华社驻巴西特派记者的身份,带着鞠庆东去了。我刚到巴西,巴西报纸就登了,说中国共产党派来两名记者,合起来还不到40岁。当时我外表上看起来很年轻。鞠庆东当然更年轻了。
在后来短短的两三年里,形势发展很快。1962年12月,巴西同意新华社在里约热内卢派驻记者。1963年6月,赴巴西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筹备小组组长侯法曾,工作人员王治、苏子平、张宝生来了。1964年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巴西代表处副代表王耀庭,工作人员马耀增、宋贵宝也来了。他们是从墨西哥到巴西来商量收购巴西棉花的事。马耀增是棉花专家。我们九个人,有不同的经历。王耀庭49岁,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有25年党龄,是老党员了。侯法曾50岁,也是党员,在老根据地当过县长,还率领山东民工和解放军一起打过了长江。我呢,27年前从海外回来,在延安参加了党,做记者已经23年了。张宝生25岁,共青团员,他是最年轻的。
到里约热内卢以后,我四处拜访新闻单位。当时新华社在巴西有两个报道员。什么叫报道员呢?以前,我们社长去过巴西,聘请两个当地人替我们报道一些巴西的新闻,这两个报道员都是巴西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需要。有一次,他们发来一个电报,把巴西共产党的决议全文发过来,文章长得可以从二楼垂到一楼,当时1个字要1美元,所以那一条新闻大概可以买两辆豪华轿车。当时感到这样不行,得咱们自己的人去,所以我去了。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给他们两个提升工资,但是控制他们的写稿权,他们的稿子必须给我看。所以每天他们来通报,发不发由我说了算,然后再进行删减。
国内说你到巴西,给你的方针是“立脚为主,细水长流”。巴西是美国“后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有一个点在巴西,就是胜利,你不要急于去做什么。后来,我发现老是“立脚为主,细水长流”不行,就向国内提出意见,要改变一下方针,我说应该改为“广交朋友,大胆工作”。我觉得我能够打开局面,应该尽量打开。而且当时我们已经跟巴西政府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
当时巴西各种势力交锋很厉害。巴西共产党也发生分裂,两个方面都来争取我们。另外,我在那里也参加外国记者俱乐部,俱乐部的主任是法新社记者,叫福斯特,他跟我关系很好。
巴西再次发生政变以前,我综观整个形势,觉得不对劲。当时已经是“山雨欲来”,但是古拉特总统自我感觉良好。我趁狂欢节的时候飞回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汇报,我说巴西很可能要发生政变。我给国内分析,如果巴西政变,古拉特很有可能垮台。为什么?他为了争取右派,把两个很重要的军区给了右派,一个是巴西中北部军区,一个是圣保罗军区。圣保罗是一个很大的军区。我们说这两步棋是很险的。巴西共产党内部也有些人说这下古拉特要下台了。
1964年3月31日深夜,巴西发生政变。这是由美国中情局策划的,想扶持亲美势力“猩猩派”军人上台。
巴西政变后发生了几件惊险的事情。4月3日,叛军进城,我开车去看。政变的坦克部队把国防部围住了,防止学生、工人示威,怕这些人冲进去。我就开车到处看,到一个工会的大楼,看见叛军朝工会的楼上开枪。然后又转到巴西学联,看到他们在烧一些秘密文件。我一回到公寓就发稿,把在巴西政变中看到的情况发回来。然后我就继续出去观察。
我开车去,鞠庆东坐在我旁边,原来是一个双行道,临时改成单行道了,只能去,不能回。宪兵就把你卡在那里,一辆车一辆车地查。我当时想,坏了,他们正想抓我呢,我自己送上门来了。当时要是被抓的话,人就消失了。国内都没法找到我了。他们秘密绑架,人就没了。怎么办?幸亏我开车技术好,再一个我的车子是新买的,性能很好。所以我就一直不灭火,让前面的车一辆一辆检查过去,要查我的时候,我突然踩油门冲过去了,不让查。结果宪兵就猛地吹哨。我在车子里朝后面看,宪兵正举着枪,但他们不敢开枪,因为行人太多。在巴西,日本人也很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分不清。
向北京发回了最后一篇稿
我回到公寓的时候,公寓的黑人跟我讲,特务刚才还在这里,前后门都把守着。他提醒我说要小心,他们来过了,问你去哪儿了,我们说你出去了。我出去找到了原来在我们广播电台当专家的巴西朋友卡瓦吕尔,我说我们有可能被捕,如果被捕的话,请你写信或者用其他方法帮我们跟国内通报一下。另外,我估计你们也有危险,是不是也先躲一躲,避避风头?
巴西政变的时候,我和王耀庭住在两个地方。我和鞠庆东住在里约热内卢市一座21层楼的公寓里,就是新华社记者公寓。王耀庭他们住在另一座大厦的4楼公寓里。政变以后,我跟鞠庆东在新华社记者公寓比较孤单,他们那边有7个人,我们这儿才两个人嘛。王耀庭就派两个同志到我这里,一个是马耀增,一个是苏子平,这样我们这边就有4个人了。
我们很镇定,我和鞠庆东向北京发了最后一篇稿:“2日下午,巴西亲美反动军事政变继续进行……政变分子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据此间电台广播,古拉特总统正在去乌拉圭要求政治避难。”接着,鞠庆东又打出了另几行发给新华社总社的电文:“我们一切都好。感谢总社的关怀。如果我们发生不幸,请转告家属不要悲伤。”我和鞠庆东想了一会儿,还是把最后一句话给删了。
4月3日凌晨2点多钟,警察局的人敲门要进来。我们就赶快打电话通知我们在巴西的出稿人马瑞德,通知他警察来我们这里了,建议他赶快走,向上面汇报。另外,我还打电话给报道员彼得罗,我说我这里警察来敲门了,我委托你通知巴西记者协会跟巴西外国记者俱乐部来采访。这一招很厉害。当时就怕秘密绑架我们。我跟马耀增一起被警察抓住的照片,就是这样拍下来的,是我们“指挥”外国记者来拍的。我们已打电话告诉王耀庭,说警察要进来,我们先把他们挡在了门外。他就赶快打了个电报,通过路透社,发到北京,就是“新华社记者公寓被搜。直到4月3日9时止,仍在进行”。后来,巴西警察去抓王耀庭的时候才发现想秘密绑架我们已经不可能了,被我们抢先了。
过了一会儿,巴西警察从外面向公寓里打来电话,威逼我们立即开门。我们的同志接过电话,说:“现在是深夜,我们不开门。”“限你们10分钟,开不开门,我们都要进来!”“如果不开我们就砸!”当时我们想,让他们砸吧!只要他们砸,就会惊动左邻右舍。他们企图秘密绑架我们的阴谋,就不能得逞了。当时,我们把警察挡在外头,我说:“不能在深夜被他们绑架,一定要坚持到天亮。”警察不多,就十几个。我们一顶,他们紧张了,怕我们武力反抗。他们破门而入,拿着冲锋枪,把我们推到墙边,威逼我们把手举起来,趴在墙上。他们蜂拥到会客厅,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后来,他们把我们带到警察局。我们被关在巴西中央监狱第三层楼的一间牢房里。王耀庭他们5个人看到我们4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很难过。王耀庭向看守人员质问道:“你们为什么非法逮捕我们?”“我们经过合法手续来到巴西买棉花、搞展览、发新闻,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残暴地拷打我们的同志!”“你们还讲不讲国际法?”……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请两国驻巴西使馆向巴西当局查询我们的情况。外贸部也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致电巴西银行行长,请他了解情况。5日,外交部又紧急约见巴基斯坦、印尼两国大使,请他们以受中国外交部委托的名义,向巴西外交部提出交涉。
巴西大牢里的“红星”
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被拷打了一次,到监狱的时候又被拷打了一次。
1964年4月4日深夜,一个巴西军官威胁我们说,要把我们送到台湾,飞机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大喊:“死也不去台湾!”王耀庭也喊:“抗议!抗议!”我们9个人就一起喊:“抗议!抗议!”我们还宣布绝食。巴西人民知道我们绝食后,都很震惊。记者都到监狱里来采访、拍照、拍摄电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揭露巴西政变当局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和绑架的阴谋。消息传出去以后,舆论压力很大。中国外交部于4月12日、14日接连向巴西政变当局提出抗议。
这一招不行,他们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一个叫张行知的人经常带着水果、食品深夜来看我们,自称是华侨。后来,我们都认为他是来“策反”的台湾特务。他和我单独谈话的时候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记者,你写的新闻我都拜读了,好极了,有才学。你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你应该写自传,我给你出版。你要是到台湾,前途无量。”这话一说,我就更加肯定了。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蒋介石是我们手下的残兵败将,你们的日子不长了!”
绑架、“策反”失败了。他们就开始对我们秘密审讯。他们用一封捏造的信,和一支据说是从新华社搜出来的手枪,说我们从事间谍活动。我看到信上署名是“陈同志”,觉得很好笑:“你们太不高明了吧!中国人写信署名,哪有自己叫自己同志的?你们问信是谁写的,告诉你们,就是你们自己写的!”他们很生气:“这手枪难道不是你们的吗?”我很气愤:“我们被抓了1个多月后,你们才搜出手枪,也许再过一段,你们还能搜出机枪、大炮、原子弹呢!我对你们政府当局的这种卑鄙行径提出严重抗议!”他们没办法了,只好结束审讯。
我们被捕后,国内也声援我们。8月18日,我爱人陈萍等人通过红十字会来看我们了。当时一共去了3个人,侯法增夫人郭瑞亭、鞠庆东夫人可大安,还有就是我夫人陈萍。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衣成信陪同她们一起来到巴西。15日下午,陈毅同志还接见了她们。
当时的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李炳泉很有头脑,他就搞些简报,向世界发布消息。陈萍把各国声援我们的简报都带到巴西监狱给我们。陈萍跟我咬耳朵说,这里有一些简报。他们事先没有查,陈萍就把简报给我了。我就把它揣在后面的口袋里。后来,她又给了我几张家里孩子的照片,这没关系,我就拿在手里。
谈完以后出来,军营的负责人就问我,你夫人给你带了什么?我就把照片给他看。他还满脸“和气”地说,不错不错,这是你的儿子?这是你的女儿?他没注意我的口袋。他把我从办公室送回监狱。我不让他走在我后面,就故意走在他旁边,这样,他就看不到我后面的口袋了。到了监狱,我一转身,他没有看到我后面口袋里的简报。我就把它带回来了。
回到监狱,我把简报拿出来,哎呀,真高兴。国内当时是怎样声援我们的,国外当时又是怎样声援我们的,看得比较清楚。而且国内对巴西当局这样的做法是什么态度,我也知道了。这样,一些反击他们的口径我也掌握了。
平托律师其人
巴西政变当局让律师告诉我们9个人,还通过巴基斯坦驻巴西大使馆向中国政府传话,“不管有没有证据,巴西政府将对9名被捕人员予以定罪。但又提出:他们拟以在华关押的美国犯人交换被扣的9名中国人,希望了解中国政府的意见”。
中国外交部通过巴基斯坦外交部转告巴西政府:“巴西当局屈从美国的意志,长期非法扣留无辜的中国人员,已经在国际关系中犯下了史无前例的过错。中国政府希望巴西当局不要再上美国的当,以中巴友谊为重,立即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捕的中国人员,以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当时巴西政变当局进退两难。据印尼、巴基斯坦和波兰驻巴西使馆及一些巴西朋友转告,巴西政变当局想诬陷我们来丑化古拉特政府和中国的形象,因为拿不出证据,没办法开庭。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委托印尼和巴基斯坦驻巴西使馆,以第三者的身份斡旋。劝巴西不要把事情做绝。只要巴西释放9名中国公民,中国政府就既往不咎。巴西当局如果接受我们的忠告,事情还可以挽回,但是他们还是一意孤行。
5月12日,一位老人在军警调查委员会一名少校军官的引导下,来到我们的牢房。他满头白发,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他像我们一样,盘坐在地板上说:“我叫苏布拉尔·平托。你们中国政府委托一位美国律师来巴西,要上庭为你们辩护。这位美国律师先来找我,我告诉他:根据巴西法律,外国律师不能上巴西军事法庭,如果你们不反对,请把此案交给我。”我们没有说话。平托律师接着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就意识形态来说,我和你们是对立的。但是,我也是正义的朋友,是司法的维护者,是无视事实、蹂躏事实、藐视法律者的敌人。你们刚刚被捕时,就有不少巴西人找到我,讲你们是无辜的,希望我站出来为你们辩护,但那时我对你们不了解,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现在,我研究了大量材料,相信你们是无罪的。我愿意义务为你们辩护。”
5月21日,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下令对我们实行“预防性逮捕”,把我们转移到陆军监狱。按照巴西法律,实行“预防性逮捕”,限期两个月,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提不出“调查报告”,就要宣布无罪释放。因为拿不出“罪证”进行审判,巴西政变当局没办法向国内外舆论交代,又不能把我们老关在巴西中央监狱。所以,就想先拖着,再找解决办法。
在狱中,同情、帮助我们的巴西下级军官很多。有一个军官我非常感谢他。他叫艾贝尔,通过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可靠。他跟我讲,你们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全力。我们9个人原来是关在一起的,有一次,监狱当局要把我们分开,分成三部分,弄不好还要再分。这样各个击破就糟糕了。我就跟大家讲,宣布绝食,坚决拒绝他们把我们分开,绝不答应他们这样干。他们就强行给我们注射维生素。我和王耀庭、侯法曾关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平托律师,把情况告诉他。可巧,那一天艾贝尔值班。他说,听说你们绝食。我说是的,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忙,你有没有可能把平托律师请来?通知平托律师极为重要。艾贝尔说,你有他的地址吗?我说没有,你能不能出去查一下电话本。平托律师的电话可以通过电话本查到的。艾贝尔说行,然后就偷偷地溜出去打电话了。
平托律师很快就来了。我们告诉他,他们把我们分开了,我感觉有阴谋。我们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从我们来讲,我们过去也看过一些绝食的事,很普通。但在外国,绝食是很不得了的事。平托律师看到我们一口饭都不吃,流下了眼泪。他当时很激动,很生气。他说:“我希望你们要多保重身体,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可耻!可耻!”平托律师捏着我的手,他说我一定帮助你们解决这个事情,你们一定要吃饭,保重身体。然后,平托律师就出去了。
平托律师出去以后,报纸马上就登消息了,国内知道后也马上提出抗议。这样,巴西政变当局就越来越被动了,只好宣布保证不会再把我们分开,不会把我们关得太久,要准备开庭了。平托律师说这一点可以接受,就劝我们进食。
历史宣判我们无罪
巴西政变当局在9月初把我们提交军事法庭时,进行侦讯已达3月之久。
10月12日,在一次审讯中,我们通过平托律师提交军事法庭法官利马·托雷斯,并向记者散发了一项声明,严正地控诉了对我们的政治迫害。我在开庭声明里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来受审判的,而是为了向巴西和全世界正直的人们以及公正的舆论界揭露一个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政治迫害案,它不仅震动了中国和巴西,而且也在世界各地广泛激起令人激愤的反应。”“我们希望巴西和全世界知名人士和舆论界对我们的正义斗争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洗雪我们正在遭受的冤枉,恢复我们的自由和名誉,以便我们能够早日返回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声明的份数不多,记者们就互相传阅并加以报道。所以国内很快就知道了。还有照片,外国记者俱乐部拍的。美联社拍的照片,很快就发出来了,国内一下就收到了,效果很好,我们在被动中争取了主动。
在10月12日的审讯中,巴西军事法庭所提出的一些证人也在法庭上发了言,但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足以证实中国人员“犯罪”的证据。
巴西政变当局拿出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开发表的古巴民兵照片,说中国人企图在巴西搞武装颠覆;拿出在巴西书店里公开出售的巴西地图,说中国人早就在研究巴西地形,要在巴西搞游击战;拿出新华社向各国报刊公开介绍的中国古代火箭照片,说中国人正在研究一种新式的鸟形火箭,企图毁灭整个巴西;我们带的4000万巴西纸币也被说成是“非法活动经费”……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10月30日和11月3日的审讯中,有20位巴西现任和前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以及企业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出庭证明我们是无辜的。例如前总统夸德罗斯向报界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出庭为中国人作证,他还写了一份书面材料,证明中国人到巴西举办经贸展览会是由他批准的。这些同我们有过联系并了解我们的活动的巴西人士所作的证词,再次证明我们是合法进入巴西,并在这个国家从事正当的新闻报道和贸易活动的;我们并没有进行任何违犯巴西法律的活动,是完全无罪的。
在非法逮捕9名无辜的中国人员的政治迫害案件已满8个月的时候,巴西政变当局在11月30日向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提出了一份起诉书,开始对我们提出起诉。这份编造的起诉书十分离奇,重复了巴西当局在非法逮捕9名中国人员后曾经提出、并被驳得体无完肤的诬陷,控告中国人员企图“在巴西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使巴西“改变体制”和进行“间谍活动”。在起诉书中提不出任何一项能够证实中国人员犯有上述“罪行”的证据,激起世人公愤。
我们给平托律师提供了10多万字的材料。他作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物证、人证。平托律师根据自己调查来的材料,写了50页辩护词,提出了182页事实和论证,证明我们是清白的,军事法庭审判的,完全是一个“靠谎言,靠欺骗维持的案件”。
12月11日,平托律师在巴西军事法庭上发表了这份长达50页的辩护词,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巴西政变当局对我们的诬控,并且要求宣判我们无罪。
12月21日下午2时,军事法庭第七次开庭,平托律师慷慨陈词:“我从业律师50多年,至今还从未见到过如此毫无根据的陷害。我们加在9名中国人头上的所谓‘罪证’,乃我生平所耳闻目睹中最可耻的东西。案件事实已昭然若揭,巴西舆论也很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你们不懂得怎样解决,而是你们不知道如何向你们的上司交代!”
检察官气急败坏,在法庭上对平托律师进行人身攻击,说平托律师为我们辩护完全出于个人目的。平托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我的历史是一部公开的书,你们可一页一页地去翻!你们可以抄我的家,但无权剥夺我为中国人辩护的自由。我要向世界宣告,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他们是政治偏见的受害者。”
终于回到了祖国
巴西政变当局原来要判我们两个“罪名”:一个是“颠覆罪”,一个是“间谍罪”,判我们23年徒刑。但是“间谍罪”怎么也认定不下来。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我们是间谍。所以到最后只判了一个所谓的“颠覆罪”。
12月22日,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以所谓“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判处”我们10年“徒刑”。
这个判决遭到了各方人士的强烈反对。判决之后,我们就通过平托律师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这一无理判决,指出:“这一骇人听闻的诬陷中国人民的案件,从头到尾都是美国所策划的。美国的卑鄙手段绝不能损害中国人民的一根毫毛,倒是一味屈服美国意志的巴西当局,是巴西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际信誉受到了玷污。”平托律师再三表示会代表我们上诉。许多巴西知名人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政变当局的行为“已使巴西的名誉扫地”。
巴西政变当局审判我们以后,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周总理说,“他们像是抓了一把刺”,处境十分被动。巴西总统布朗库为了摆脱窘境,也为自己找个台阶下,宣布把我们驱逐出境,并给10天上诉时间。1965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请平托律师转告我们:巴西总统用行政命令驱逐你们出境,届时可声明无罪,不必对驱逐令进行上诉。望你们早日回国。
4月17日清晨,巴西政变当局以“不受欢迎的人”为理由,把我们驱逐出境。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平托律师和我们拥抱告别。他送给我们每人一小束棕榈叶做纪念。他说:“这是我们巴西的习俗,表示祝愿你们会幸福平安。”他还念了他写的一封告别信。
我们留下了一份《离境声明》,请平托律师向报界散发。声明谴责了巴西政变当局的无理行径,感谢巴西正义人士和公正舆论的支持,特别感谢平托律师为伸张正义作出的贡献。我们在声明中说,中巴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
4月20日,我们回到北京。李先念副总理和许多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我们。
1974年8月,中国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率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应邀访问巴西。盖达尔总统会见了代表团。8月15日,陈洁和巴西外交部长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巴西官方在和代表团的两次会谈中都表示,从政治上来说,“九人事件”是错误的,巴西准备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影响。
后来,我们不止一次通过我国访问巴西的人员邀请平托律师来中国访问。他婉言谢绝:“我为中国人辩护不是要想得到什么,而是要维护正义,维护巴西的国际声誉。如果我去中国访问,必然要花你们政府一笔钱,我不愿这样,我不能授人以柄。”
平托律师去世的时候,我68岁,发过去一份唁电:“惊悉平托律师去世,不胜悲痛。平托律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对维护和发展中巴友谊作出过杰出贡献。他光辉的一生必将永垂史册,并将激励我们为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不懈努力。平托律师永垂不朽。”后面写着我和王耀庭、张宝生、鞠庆东、王治、宋贵宝、马耀增、苏子平的名字。那时候,侯法曾已经去世了。
(傅铮铮、朱礼盈、袁红参加了前期采访、整理,黄丽娜负责后期整理。作者声明:谢绝任何形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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