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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与十九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 |
■ 林立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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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宗教文化-·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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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成为近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是与西方列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以及要急于展开对福建的茶叶贸易分不开的。在福州开埠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福州茶市的日益兴盛，传教士与茶叶贸易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触角从单纯传播福音开始延伸至与茶叶相关的经济活动，其身份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本文拟对西方传教士与福州茶港开埠以及与茶叶贸易及商务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等作一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经济活动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视。
关键词：福州 传教士 茶叶贸易
作者林立强，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对中国人来说是须臾不可离开的日常用品，对西方人而言却是奢侈品。西方对武夷红茶的需求使福州成为近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福州又成了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传教士在茶叶贸易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本文拟对西方传教士与福州茶港开埠以及与茶叶贸易及商务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等作一探讨，以期为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一
传教士是最早把茶叶介绍给西方的来华人士之一。茶叶在西方被称作一种“新奇的中国饮料”，最早见诸于1559年威尼斯人詹巴蒂斯塔·拉莫西奥(GiambattistaRamusio)写的《维亚吉航海记》一书中。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的茶叶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仅隔一年，来华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Oaspar daCruz)在一封信中，就提到中国人喝一种“有益健康”的草药饮料。①此后，耶稣会士陆续东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w Ricci)。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帝国的富饶及其物产”章节中，对茶叶作了这样的描写：
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的那种著名的饮料。……在这里，他们在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阴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于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艮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①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来华西人对茶叶功效的渲染，使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开始喜爱上茶叶这一新的饮料。饮茶的盛行很快就带动了活跃的茶叶贸易，福建作为中国著名的茶区，渐渐为西人所知。较早介绍福建茶叶的传教士是法国耶稣会的李明(Louisl2Comte，1655-1728)，他在1696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国现状新志》(NouveauxMcmoiressurl’6tatpresent de la Chine)中，就报导了他在福建见到过栽培茶叶的情况。②福建“茶之产不一，崇建延泉随地皆产，惟武夷为最”③。由于英人嗜好红茶，而武夷山是当时世界红茶的主要产地，因此，在对外茶叶贸易中，欧洲人“且以武夷茶为中茶之总称”④，称作Bohea(武夷的讹音)。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茶字的发音，就明显受到了闽方言te的影响。可见，在当时欧洲人眼里，“福建”二字是茶叶的代名词，是他们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最重要之地，这也就不难说明为什么后来在五个通商口岸中，福建一省独占福州、厦门两个口岸的原因了。
由于清朝此时奉行的是严格的闭关政策，只准许在广州一口进行对外贸易，英国对华贸易的入超现象十分严重。在使用外交手段无法达到目的后，武力解决手段开始酝酿。19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加强对中国沿海一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侦察活动，矛头直指福建的经济资源，范围包括福州、闽江流域及神秘的武夷茶区。进行的主要探险活动有3次，每次传教士都参与其中。第一次也是最为人所知的是1832年“阿美士德号”对福建沿海的侦察，福州临近茶区特有的地理位置给这次航行的指挥官林赛(Hu9hHamiltonLindsay化名胡夏米)和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郭士立一见到还是笼罩在黑暗中的福州陆地时，就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现在我们已可到达那个供给欧洲人消费的最大宗的茶叶出产地了”⑤，胡夏米也称：“如能获得许可在此地贸易，对我们国家的重大利益是那么明显，自不必待言。仅就运茶到广州与到福州之间的差别来说，一年……就是节省60万两。”⑥因受到“如果我们胆敢往上驶，顽固地不退出闽江，我们将有丢掉性命的危险”的威胁⑦。该船在福州停留了27天后，怀着不能到达“最好的红茶产地武夷山区”的遗憾回程。
由于“阿美士德号”的航行未获得武夷茶区的具体情报，1834年11月，英国鸦片商人戈登(G．J．Gordon)与郭士立再次前往福建，乘小船沿闽江而上，顺利进入了武夷茶区。在向当地茶农详细了解茶树的种植、茶叶加工、茶叶病虫害、茶叶销售等情况后，他们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茶园：
我们十分震惊地看到茶树的形状各异。一些只比地面高出45—56公分那么一截，这种茶树生长十分茂盛，以至于我们用手都不能拨开枝叶，且树枝上的叶片很密但很小，大约只有四分之三英寸长。在同一块地里我们还看到了有4英尺高的茶树，这种茶树树枝不多，叶子大约有二分之三到2英寸长，据说叶子越小产量越高。两颗树中心之间距离大约有4．5英尺，树的直径一般有2英尺。虽然树林没有形成梯田状，但还是形成了规模相同的一片又一片。这些园子里的茶树被照料的很好，每棵树都用石栅栏围了起来。虽然没有雨蓬，但这种树通常被种在山洞里，有天然的雨蓬，而且有一点轻微的坡度。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参观最高的茶园大约高出平地700英尺，但一般的茶园都在350英尺或更低的地方，……①戈登还亲自“在3到4个茶园里采集了标本”并带回了茶种，收获颇丰。②受到这次探险成功的鼓舞，1835年5月，他们结伴再次前往茶区，这次队伍扩大了，美部会传教士史第芬(Edwin Stevens)也加入其中。由于清军的拦截，此次探险刚刚进行一周就匆匆收场。但他们也有很大的收获，即对闽江流域的防务状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得出 “更加证明了外国人要深入到中国内部很难。新修的堡垒，旧堡垒的修缮及军事要塞的驻扎，都暗示了到处潜在的危险”的结论。③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卷二中证实，福建当局对此事已有察觉，探明史第芬一伙是乘小船由福州“洪山桥直上水口”。在前往茶区的路上，“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④上述三次探险的经历都以所谓探险记的形式，刊登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中国丛报》上或成为向英国外交部递交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这三次传教士参
与的探险活动对福州日后成为通商口岸和近代沿海重要的传教基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他们对武夷茶区进行的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关于武夷茶区的经济情报，其内容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历代来闽西人所写的游记和报告，加深了英国人对福建武夷茶叶的印象。“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复兴于清。”⑤自13世纪始，来闽欧洲使节、传教十、旅行家等关于福建的报告不少，但几乎没有涉及武夷茶叶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武夷茶的历史虽十分悠久，但由于地处福建腹地，交通不便，而来闽西人多集中于沿海一带，故不为西人所知。华茶(尤其是武夷茶)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是在饮茶习俗由荷兰传至法国、德国及英国后出现的。 168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首次由厦门开启中英间的茶叶直接贸易。1757年，广州开始取代厦门成为华茶出口的唯一口岸，武夷茶由海路进入西欧，遂成西人至爱之物。但即使此时，西方对武夷茶产地的具体情况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状况。1834年戈登、郭士立对武夷山茶区的探险活动从效果上看是相当成功的，他们从福州出发深入茶区腹地，详细考察武夷山区的实际情况，包括沿途道路、河流、植被等情况：了解茶叶栽培、防治病虫害、气候等信息；搜集当地茶农对外国人的看法；刺探清政府的防御情报等等。此次探险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向西方人展示了武夷茶区的真实情况， 比1849年英国著名园艺学家福均(Robert Fortune)对武夷山红茶产区进行的著名考察整整早了15年的时间。
其二，探险报告对邻近武夷山区的福州港茶叶贸易前景进行了大肆渲染，福建省会福州独有的重要经济价值引起了英国人的高度重视。以往来闽西人对福州的描述不少，但多把福州视为政治文化中心和对外贸易的良港，并未将福州与武夷茶叶直接联系起来，而实际上红茶自武夷茶区运至福州仅需4—8天，而运至广州则需大约60天的时间从“内河过岭行走”。由于以武夷茶山为目的地的探险活动都是由福州始发，福州这个地名与武夷茶区和茶叶贸易紧紧地联系起来，成了英国人日后非攫取不可的对象。在1842年《南京条约》的谈判中，英方坚持认为福州开放问题涉及中英间的“红茶贸易”，坚决不放手福州，并声称“伊等贩卖茶叶，以福州为便，务求准予通商”。①而道光皇帝对福州的政治、军事以及临近茶区的经济价值也极为了解，对福州开放坚决不允。他8月17日厂谕称“闽省既有厦门通市， 自不得复求福州”，22日重申“福州地方万不可予”，万不得已“另以他处相易之”②。最后英方以开放天津为威胁，“不如所请，即行开仗”，道光皇帝才最后妥协。至此，英人“福州既得，茶禁大开，将来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③。
其三，在屡次探险中，都伴随着传教士对福建茶区试探式的、以散发宗教宣传品为主的传教活动，这对西方教会选择福州作为中国近代传教基地起了引导性的作用。在他们的笔—卜，福建茶区的人们对传教士们的到来无不欢呼雀跃，对他们散发的传教小册子一抢而空：“在这里我们有许多的追随者，他们十分愿意接受我们的书籍。”；“当我们前往附近的一座山脉时，附近的居民对我们一言不发。然而，当我们向他们散发了小册子以后，他们变得对我们非常友好，并乐意为我们效劳。第二天清晨，他们聚集在一起，向我们表达美好的祝愿。”；“村民们领书的热情空前高涨，以至于我(史第芬)不得不在他们到来之前登上——座土墙。这依旧没能阻止他们的哄抢。郭十立先生穿过一条街道，在喧闹的人群中有序的分发书籍。但当时的场景难于言表，人们都渴望得到这些宗教书籍和指南”等等。①这样的描写充斥在所有的探险记中，向西方的传教团体和民众传递着这样的一个信息：福建茶区的民众对基督福音的渴望是多么强烈，拯救他们是上帝赋予西方传教士神圣的职责。虽然差会内部有人对郭士立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所谓“海岸传教”手法颇有微辞，但不可否认，报告中的描写对不了解中国情况并急于打开中国传教局面的差会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此外，郭士立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他自称已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会说一口流利的福建地方方言，再加上1833年11月他写信给美部会，公开说广州并不适合传教，在这里与当地人接触也很困难云云。②这一切都对而后许多美国基督教会选择福州作为中国传教中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福州开埠问题上，列强与西方教会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差会来华是以传播福音为目的，而列强是想从茶叶与鸦片贸易中获得高额的利润。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愿望，就是借茶叶之名打开福州的大门，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合法”地从事各自的“事业”。于是，传教士充分利用自身熟悉福建当地民情和语言的优势，其身影频频出现在历次茶区的探险队伍中，希望以此为自己谋取将来传教方面的特权。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传教士的参与主要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如第三次史第芬参加就带有较浓的宗教色彩)，但他们的行为客观上为英国侵略者提供了不遗余力的帮助，在探险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二
福州开埠实现了西方列强和传教士们用茶叶打开中国东南沿海大门的愿望，福州茶市的发展前景使得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们跃跃欲试。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福州开埠之初，不论是茶叶贸易还是传教事业均开展的并不顺利。
福州当时人口约为25万人，是五口中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就城市规模而言，福州比宁波大一倍，比上海大两倍，比厦门大四倍，这对传教士们很有吸引力，而福州未来茶市开放所带来的贸易前景更被各国差会看好。道光皇帝对福州开埠问题态度的暧昧以及条约签订后时任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当地官员对开埠的阻挠，使福州成为五个通商城市中最迟开埠的口岸。但福州开埠的一波三折似乎并没有影响各差会到福州设立传教基地的信心。1846年2月，美部会厦门传教团的罗啻(Elihu DoW)向总部正式提出在福州设立传教团，其理由是：福州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其政治文化影响大，极具商业贸易潜力，且人口众多，气候也很好。罗啻指出，在其它差会尚未占领该地之前，美部会应马上向那里派遣传教士。③1847年1月2日杨顺(Stephen Johnson)到达福州后，也认为这里是一个理想的传教地。而美以美会也不甘示弱，在1846年决定在福州创立差会，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看中了福州为通商口岸的贸易前景：“根据1668年东印度公司的报告，福州将成大市场，输出中国所产货品，如白铜、生丝、金子、土伏苓、茶等等。如此则输入品必得大绒、铝、琥珀、胡椒、珊瑚、檀香、红木、桂树木香等。”①除此之外，英国圣公会、伦敦会、美国长老会、瑞典信义会等也都把福州看作一个理想的传教地点。1847年到1851年间，上述各差会向福州共派遣传教士连同他们的配偶总数达到了27人②。
开埠之后来到福州的外国人最先是外交官员和商人。传教士出身的英国驻福州领事
李太郭(GTradescant Lay)于1844年6月首先抵达福州，下榻城外鸭姆洲的领事馆，该驻地的情形曾被同年10月22日的《泰晤士报》描述为“一片泥地上用木杆架成的一个简陋房子”③，外交官的待遇尚且如此，商人和传教士们的处境可想而知。1845年6月至1850年3月，仅有两名英国商人来到福州试图从事茶叶生意，但很快失望而去。由于无贸易可言，到1850年，英国“领事的地位降低至副领事一级，连最后剩下的一个助理也裁减了。”④此后再也没有英国茶叶商人来到福州。1851年、1852年唯一开到这个口岸的外国船只仅仅是驶到闽江口的鸦片船，福州初期茶市之萧条，是英商所始料未及的，无怪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Doolittle)发出这样的感慨：“1853年前，福州合法的对外贸易是微乎其微的。”⑤
同样，福州的传教活动也是步履维艰，当地官员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与对待英国领事和商人的态度如出一辙，坚决不允许他们在城内落脚，将他们的活动范围完全限制在福州城外。最早来到福州的美部会传教士杨顺在城内试图建立寓所遭到拒绝，后只得在中洲单独租房而居。⑥1850年8月，传教士卢公明、简明(Seneca Cummings)、历浃(William L．Richards)受命在南台建造住所。当卢公明去南台查看建筑工地，却被民众用石头赶跑了。⑦虽然后来官员的态度有所缓和，但房子还是耽搁到1851年2月才建成。此外，开办教会学校一直是美部会在福州传教的重头戏，但由于受到官府的阻拦，进展十分缓慢。据卢公明在1853年4月30日的一封向美部会总部汇报办学情况的信中证实：“由于在我们的老师之间传播的恐慌情绪，导致我所负责管理的一所很大的原本态势很好的学校突然解体了。在随后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开课的老师，因为他们都很担心会不会因此被福州当局逮捕并关押起来。”①直到1852年9月，卢公明才找到了“一个愿意开课的老师，并在我的住所的地下室里开始了授课。一开始只有六个学生，……”。②
1853年对茶叶贸易和传教活动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1853年，由于美国旗昌洋行的努力开创，福州一举成为重要的红茶市场。而在此之前，没有一箱茶叶经此港运往国外。这年春天，上述这家公司特派其在上海的中国代理商来到位于福州西边和西北边的茶区，大量收购茶叶，而后用小船沿闽江而下，运到福州港。此时福州港已作好了外轮运输的准备，把收购的茶叶运往国外。”③旗昌洋行此举为福州的茶叶贸易，打开了一条最合理、最快捷的运茶通道，比起上海茶路和广州茶路，效率提高了好几倍。这条新茶路的开通，标志着福州新茶港的崛起。随着福州成为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福州的传教事业也逐渐有了发展，首先，教会办学的社会环境有了大的改善，卢公明说：“当我讲述着近一段时间以来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状况时，我是满怀着感激之情的。现在，那种恐慌与担心已经烟消云散了。一开始的时候，当地存在着对我们的敌对态度，现在看起来，对我们的偏见和抵触情绪，正在慢慢地减退。”④其次，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办学场所也从地下移到了地上，学生增加了20余人，并开始招收女生：“现在我住所的楼下，我开办了两间学校。其中一间大约有三十多个男生，另外一间还不足十个女生。”⑤还有，教会在传教书籍的编撰、翻译和发售：工作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仅卢公明一人从1853年到1858年间就编写、出版各种传教小册子25部。在传教士的努力下，终于在福州开埠的14年后，“1856年4月，这个差会(美部会)洗礼了福州城内的第一个中国人……1857年，(美以美会)为第一个皈依者洗礼”⑥
以上福州传教活动之所以与茶市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据笔者分析，主要原因有：
第一，茶市的兴盛保住了福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的地位，避免了险遭撤销的命运。“1850-1851年间英国政府考虑到福州微不足道的商业地位，曾打算放弃福州或考虑起用其它的港口。”⑦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在五个通商口岸中，福州的情况最为糟糕。香港总督德庇时无可奈何地说：“必须承认，这个最后的口岸(福州)，经过七年多的试验以后，已经证实是确定失败了”，并建议用温州来取代。1850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也“建议用福州和宁波来交换杭州、苏州、镇江三个‘内地’港口”，已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但因授权以外交而不是武力来实现目标而作罢。①对传教士而言，福州如果丧失通商口岸地位就等同于放弃福州这一传教基地。1853年茶市的兴旺，无疑保住了福州作为通商口岸的身份，同时也保住了传教士传教的地盘。
第二，茶市的兴盛引起了英美等国政府对福州口岸的高度重视。美国以前从未向福州派驻领事，随着福州茶叶贸易的巨大进展，1854年，美国“第一次由国家正式派员在福州作代表，旗昌洋行为首的克拉克先生(D．0．Clerk)被委任作美国代理领事。”仅仅过了一年，美国政府考虑到在福州“口岸的利益关系也变得很重大，不可能再由一个商人宋代表，因此一位庄迦勒(Caleb Jones)被派来作美国的领事”。英国则在同年再将福州口岸的领事职位级别提升到正领事一级，“麦华陀先生(Medhurst)被任命作领事，他与李太郭一样，原先是作为一个传教士来到中国的”。②此后，法国(1861)、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挪威(1863)、德国(1864)等国家也纷纷在福州设立领事馆并派驻领事。③驻扎福州的外国领事成了后来传教士的保护伞。如在福州传教的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Robert S．Maclay)和简明就曾联合致函美国驻华专使马沙利(H．Marshall)，对他给予传教士的保护表示感谢。信中说：“我们特别感激地说，你所提供的帮助将有助于我们达到我们特别期望的目标”。④
第三，茶市的兴盛导致外国侨民来福州人数大增。福州开埠后，外国商人纷纷在福州开设洋行，“1854年6月，在商港开设的商行增加了7个。”⑤这样，除了传教士外，相对固定的侨民主要是外交官、商人和洋行职员，流动人口则由来华列强官兵、商船水手、冒险家等构成。据马士统计，1850年福州外国“成年男性平民”总数是五个通商口岸中最少的，仅有10名。而茶市兴盛后的1855年，福州就摆脱了这种局面，人数增加至28人。到了1859年，福州侨民人数仅次于上海和广州名列第三位，为57名。⑥如果加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人数就更多了。驻福州的外国侨民人数大增，使传教士在传教之余有了与本国人交往的环境，据卢公明日记记载，他们经常举办各种宗教仪式、
音乐会、舞会等活动，当然，茶在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来说是个很好的调适，也缓解了他们孤独的心理，传教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第四，茶市的兴盛使当地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如以当时最敏感的外国人租房为例，福州开埠初期，当地官员对外国人在城内租房坚决反对，百般阻挠。1844年英国领事李太郭曾写信给福建巡抚徐继畲“恳于城内白塔寺附近代租房屋，俾其移寓”，多次强烈要求将领事馆迁入城中，但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白塔寺地居省城之中，民居稠密，一旦领事移入居住，舆情是否相安”为由予以拒绝。福州士绅李有年等闻知此事，即联合各界人士到官府谕阻。①最后不得不由香港总督德庇时亲自出面向耆英施压。②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乌石山教案”。同样，1849年弼来满(Lyman B．Peet)要在城内租一间寺庙，也遭到闽知县的拒绝。柯林(Judson Dwight Collins)在城内租到同样的寺庙，并已付了租金，后因遭到地方官员的干预，不得已退回租金。因此，美部会早期的活动都只能局限在中洲岛。③
这种的排外情绪随着茶市的开放和兴盛有所缓解。由于“各国夷商来闽日众”，茶市又主要位于城外南台一带，英国领事馆官员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ll)以领事馆距离较远难以管理为由，“请租南台天安寺双江空旷地基，建盖公所，并请先租该处真如庵入官房屋，俾得移居”。其它来福州的外国商人，也“咸乞承租屋地，为储货栖身之所”。1855年3月18日，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建巡抚吕俭孙奏称，同意上述洋人请求，“若不俯如所请，似不足以示怀柔。”而且“此后续到夷商，如租房屋”，地方官员应“一律妥为经理”。此事得到了朝廷的首肯。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进一步推行弛教政策，地方官处理民教纠纷更加软弱。1861年，美部会的夏查理(Charles Hartwell)和吴思明(Simeon F．Woodin)顺利地以1345美元购买了于山下太平街兴贤铺、金栗山、山顶社等六处房地产并建造寓所，这样，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部会终于在福州城内落下了脚跟。⑤
综上所述，茶市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福州的传教事业，各差会一直担心的传教大环境即福州通商口岸地位问题和官员态度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传教士终于可以比较专注于传播福音的事业了。但他们很快发现，虽然经济的因素，如茶市的繁荣可以改善传教的社会环境，暂时对传教活动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只要基督宗教本身不能解决自传入中国以来 “水土不服”的问题，福音在华传播的根本障碍仍然难以逾越。
三
福州茶叶贸易自1853年新茶路开辟后开始起步，60年代即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基地，这种状况持续发展并在70、80年代达到了顶峰。随着福州茶叶贸易的飞速发展，传教士与茶叶贸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甚至还出现了部分传教士弃教直接从事茶叶贸易的现象。福州茶市所蕴藏的巨大商业利益，使得欧美商人纷纷在此设立以主营茶叶出口业务为主的洋行。在福州，“茶叶交易是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和经常遭遇风险的行业。”⑥洋行之间、中外茶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激烈不仅表现在对茶叶资源的掠夺上，还表现在茶行对精通茶叶贸易业务人力资源的争夺。据曾任美国公使的列卫廉称，早期外国商人中翻译人才十分匮乏，1858年前，“在旅华美商之中”也“没有一个能够书写或朗读一句中文的”。①因此，自基督教入华始，传教士就一直是外国商业机构在华开展商务活动拉拢的重点对象。出于拓展业务的需要，外国茶商对曾经在茶区探险中有着突出表现的传教士记忆犹新，他们在雇佣华人买办的同时，对熟悉中国本土情况、精通当地方言且更为忠诚的传教士群体青睐有加。尤其令商人们振奋的是，当时福州中下层教士的薪金普遍不高，不少教士对教会颇有怨言，例如卢公明就曾经在1853年8月27日给波士顿美部会总部寄去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件，强烈要求加薪。他抱怨目前的薪水连日常的开销都应付不了，并威胁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来资助朋友，做些善事，以及偶尔购买一些书籍，衣物及来自美国的食品的话，我非常不乐意再在这里生活。我希望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一些适当的工作和承担必要责任上，不用老是因为那一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日常必需的开销而感到不知所措”。②于是，西方商人针对传教士军心不稳的新情况，一方面加大对教会的捐助，另一方面采用各种物质手段吸引一些薪俸不高的传教士加盟。1868年10月，美商琼记洋行成功说服卢公明担任茶叶翻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琼记洋行于1842年创办，是当时晚清资本最为雄厚的洋行之一，在福建主营茶叶贸易获利颇丰。③卢公明对福州茶叶贸易的关注和对茶叶商务的熟谙，几乎具备了去洋行任职的所有条件：其一，对福州当地情况的熟悉。此时他在福州传教已逾14年，并曾在天津、北京、山东等地游历，对中国社会民情十分了解。他还曾经亲自到福州郊区的茶园进行过实地考察。其二，丰富的商务知识。他的著作中有许多福州商业社会的各种法规、惯例习俗以及金融机构运作等的大量记载，可见他对福州钱号的运作和可能遭遇的金融风险极为熟悉，对茶行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其三，语言优势。卢公明是英汉字典《英华萃林韵府》的作者，有较高的语言造诣，来华不到半年就能用福州方言传教，编写出版了多种中文传教小册子并用方言翻译了圣经。因此当琼记洋行认为他们急需一名能自如地用汉语来谈论茶叶，且能处理各种茶行事务的翻译时④，同为美籍的卢公明即纳入了其视野之中。卢公明收到琼记洋行的邀请信后，经过痛苦的思考后作出弃教从商的决定。1868年11月至1871年9月，他在茶行工作了近两年时间，直接参与茶叶贸易的全过程，其撰写的两部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Life ofthe Chinese，1867)和《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andHand-BookOftheChineseLanguage，1872)以及个人日记、书信手稿，均留下了他从事茶叶贸易的真实记录，为我们研究近代福州茶叶贸易与福音传播及传教事业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历史记载。
对教会方面而言，他们对在华商业活动向来是抱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严守耶稣对门徒的训谕：“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注：玛门即财神)”①。因此，传教士来华传教是不带有商业目的的，19世纪来华的绝大多数传教士对商业活动开始十分抵制，很少涉及商业活动，像林乐知、晏玛太等在上海经商谋生，是因为在美国内战期间教会断绝经济来源不得已而为之，属极特殊的个案，可见传教士对商业活动的鄙视程度。另一方面，福州港茶叶贸易的迅猛发展导致传教活动活跃的事实，使得教会逐渐认
识到商务活动的发达有利于传教的开展，福音正是通过像福州这样经济发达的通商口岸逐渐向内地传播的，符合教会的终极利益。这些变化对传教士群体固有的抑商思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教会内部也开始用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包括传教士从商现象在内的经济活动问题。例如卢公明从商虽然在传教士中引起争论，但也得到不少同事的理解和支持。1869年3月8日，其好友Claiks Litter给卢公明写了一封信：“我们感到你是被迫接受的，……在商业圈里做一名忠实的基督教徒不会失去它的价值．……”，②同年8月1日，Claiks又给卢公明发去了一封信：“我们觉得你已经表现很好了，……，向你的新劳动致以最好的祝福”。③在他去世后的讣告中，教会方面对其从商的经历并未垢病，而给予中性的评价：“……(在他从商期间)尽管教会的工作暂时放在一边没有参予，他还是非常的关注，并保持和传教士们的联系，这些都为其他的传教士所欣赏”，④这颇令人感到意外。
总而言之，茶叶贸易与福音传播是相辅相成的，在福州开埠前，西方传教士曾为西方列强打开对华茶叶贸易提供服务，而茶叶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传教士的事业。与此同时，传教士的身份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助手”——开埠前为列强的茶山探险活动提供帮助，到“合作者”——分别在商业活动和传教事业两个刁；同领域中共同为列强利益服务，再逐渐发展为“一家人”——有部分传教士参加到具体的茶叶商务活动中来。可见，传教士与福州外国茶商间的关系随着福州茶市的日益兴盛已愈来愈密切。虽然究竟有多少传教士从事茶叫‘商务活动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传教士经商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日益繁荣的通商口岸福州，小部分传教士的触角从单纯传播福音开始延伸至外国茶商的经济活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和基督教传播史时应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责任编辑 辛岩)
①[澳］Nick Hall著，王恩冕译：《茶》，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①[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②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页。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页。
③《武夷山志》卷之十九“物产”，道光丙午年重刻本，福建省图书馆藏。刘超然等修：《崇安县新志》(民国三十一年版)，武夷山市市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96年12月，第585页。
④[德]郭士立：《1831、1832和1833年中国沿海航行日记》，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⑤[英]胡夏米：《“阿美士德号”中国北方港口航行报告》(选译)，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⑥[德]郭士立：《831、1832和1833年中国沿海航行日记》，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①G·J·Gordon，“Memorandum Of an excursion tO the tea hillS”，Chinese Repository，V01．4，No．2，(1835)，pp．79-80．
②G ·J· Gordon， “Memorandum of an excursion to the tea hillS”，Chinese Repository，V01．4，No．2，(1835)，pp。72-82．
③Edwin Stevens，“Expedition to the Bohea(Wooe)hills”，Chinese Repository，V01．4，NO．2，(1835)，p．93．
④梁章钜：《致刘次白抚部鸿翱书》，《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⑤刘超然等修：《崇安县新志》(民国三十一年版)，武夷山市市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96年12月，第584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九，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八，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③夏燮：《中西纪事》卷之九，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30页。
①Edwin Stevens，“Expedition tO the Bohea(Wooe)hills”， Chinese Repository，V01．4，NO．2，(1835)，pp．93—95．
②Missionary Herald，V01．30，p．308．
③Missionary Herald，V01．42，pp．162—163．
①《中华基督教历史》，《神学志特刊》第10卷3号，第202页。
②E11sworth C Carlson，The Foochow Missionariesl847—1880(福州教士)，(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74)，p．11．
③［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页。
④［英］卫京生作，刘玉苍译：《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2年版，第144－146，149页。Port of Foochow)，《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2年版，第144--146，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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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with some account Of their religious，governmental，educational，and business customs and opinions，
(New York， 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867)，V01．I，p．20．
⑥EllsworthCCarlson，TheFoochowMissionarlesl847—1880(福州教士)，(Cambridge，Harvardumversity Press，1974)，pp5--8．
⑦ELlsworth C Carlson，The Foochow Missionariesl847—1880(福州教：土)，p．20．and Rev．JusDoolittle，JustusDoolittle，sDiary(卢公明日记手稿)，BurkeLibrary，HamiltonCOllege， p．57.
①Rev．J'ustus Doolittle，Justus Doolittle，s Diary(fh明日记手稿)，p．102．
②同上。
③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V01．I，p．20．
④Rev．Justus Doolittle，Justus Doolittle，s Diary(卢公明日记手稿)， p．102．
⑤同上。
⑥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V01．I，pp．33—34．
⑦同上，第20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406页。
②卫京生：《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的情况》，第157-158，160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7；127；146；160；169；174页。
④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⑤卫京生：《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的情况》，第157页。
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89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四。
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407—408页。
③《中华基督教历史》。《神学志特刊》第10卷3号，第191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⑤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页。
⑥Robert Gardella，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Berkeley and 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iifornia Press，1994)．p．58．
①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②Rev．Justus Doolittle，Justus Doolittle’s Diary(卢公明日记手稿)， pp．110—111．
③有关琼记洋行的资料，可参见[美]斯蒂芬·洛克伍德著，章克生、王作求译：《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④Rev．Justus Doolittle，Justus Doolittle，s Diary(卢公明日记手稿)，p．203．
①《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圣经》，新约第90页。
②Rev．Justus Doolittle，Justus Doolittle，s Diary(卢公明日记手稿)，p．210．
③Ibid，p．210．
④Obituary Of the Rev．Justus Doolittle，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February)1881，pp．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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