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健故事：《天狗》昨天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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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健故事：《天狗》昨天的准备

■　侯　亮

《大众电影》2006年第14期　　影视戏剧-影人

　　我父亲曾教给我几句画画的口诀：“宁脏勿净”，它不是说画面要脏，而是说你画画的时候不要有所顾忌，要有激情；“宁方勿圆”，也就是说线条永远是直线，即使是画个圆球，它也是由不同的直线形成的；还有“宁直勿弯”，等等。我觉得这不光是在说画画，也是在说创作，说做人。
　　
　　美术系78班逸事
　　
　　对于戚健来说，能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78班中一员是一件偶然的事。
　　高中毕业时，已经学了四五年画的戚健从邻居手里得到一张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招生简章上说北京电影学院是“亚洲唯一一所，全国唯一一座”，而且这所学校里有室内游泳池。戚健眼前一亮，心中暗下决心：为了能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我也得使上吃奶的劲儿，打人北京电影学院!
　　戚健的父亲对戚健成长影响很大。初中时学画画就是父亲强迫的结果。父亲说，不管什么时候，一个人都应该有一技之长。戚健父亲自己早年是上海美专的高才生，后来加入了地下党、游击队，解放后是南京军区的高级干部。对于考北京电影学院这件事，父亲曾专门找过戚健谈话。他说舞台美术、戏剧美术是附属于导演的，学成之后最多只是个画匠，而要是考南京艺术学院，你会成为一个画家。
　　戚健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考北京电影学院。但是进了学校，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室内游泳池。当时在朱辛庄的电影学院只是在菜地里有个游泳池，里面全是癞蛤蟆。
　　在电影学院，戚健学的是绘景专业。绘景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告诉绘景班的同学们，电影学院可是“亚洲唯一一所，全国唯一一座”，并且在黑板上写下几个遒劲的大字：四年寒窗苦读，炼出绘景英雄。在座的同学无不万分激动，觉得前程似锦、大道通天。在座的同学除了戚健，还有何群、冯小宁、尹力等。当然，既庆幸又遗憾的是，他们这些人后来都没成为合格的绘景师。
　　当时78级美术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绘景专业，另一个是美术设计专业。美术设计专业里有韩刚、霍建起等。这些学绘景专业的，学了半年才明白以后的工作就是把自己高高地吊在半空中，手拿一个类似喷农药的管子，在摄影棚里巨大的景片上喷出朵朵白云。当然，也会喷出别的什么东西，比方说碧绿的田野，隐隐约约的村庄，而老师则对他们说，你看你们的专业多好，哪种画家有你们画得大、画得多?
　　

　　对于那些在绘画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深厚的基础的同学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简单。而导演系的一些同学，有的家里就有搞电影的。像田壮壮呀、张建亚呀就说，你们这个绘景专业有什么好学的嘛，毕业以后到了厂里，就是个绘景师傅。唉——
　　绘景专业的这帮人一听，立刻愤愤不已：咱怎么说也是“亚洲唯一一所，全国唯一一座”，怎么说也是大学生呐，哪能毕业以后到厂里当绘景师傅呢?于是众人组织起来，以年龄较大、社会经验较丰富的冯小宁为首，去和系里谈判。本来以为即将面临一场艰苦卓绝、漫漫无期的斗争，没想到学校很快有了批复支持这些热爱学习、热爱电影的学生们的要求，把绘景专业这个班改成美术设计二班。
　　美术设计二班刚成立不久，这些人又不消停了——他们这届是文革结束以后电影学院第一次招生，师资不是很强，各个方面也都在摸索。第一年的时候，老师还经常和学生一块出去写生，但是到了第二年，不少老师就不敢再跟学生一块出去了，因为不少同学的作品已经远超出了他们的水平。这时，郁闷之中的戚健想起了父亲的话：做电影美术设计，你最多成为一个高级画匠，但很难成为一个艺术家。
　　当时大家精力旺盛，在北京各大艺术院校之间乱窜。美术系的跑到中央美院一看，发现还是人家厉害啊，咱还是抓紧时间折腾点别的吧。班里的同学也开始各忙各的事了：有的开始自己写剧本，有的给导演系的画分镜头，何群干脆搬出去和导演系的住在了一起……
　　

　　大学四年，美术系最好玩的、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的事就是画电影票。那时候电影学院已经开始招编剧进修班，里面的学员基本上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年龄也比较大。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了各大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美术系的经常和这些老大哥们下象棋，关系比较好。有时候还给这些老大哥的剧本画封面。
　　那时候电影资料馆经常有一些“过路片”，一般人很难有机会看到。当然，这些老大哥们级别够，能经常看。戚健他们一合计，就想办法把老大哥们的电影票借来，照着画，然后做旧。这是这些学美术设计的学生的特长，搞出来的复制品基本上和原来的电影票一模一样。画完之后，这帮人把真的留下，把假的还给老大哥。结果每次看“过路片”的时候，资料馆里总是人满为患。美术系的这帮孩子总是坐在座位上，老大哥们总是无奈地站在后排。
　　有一次人实在太多，工作人员不干了。但他们又实在分不清哪些人的票是假的，就说你们那些没资格看的人赶紧出去，不然就不给放电影。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全场没有一个人出去。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放了。
　　当然，既然有专业优势，除了电影票，他们还画饭票，公共汽车的车票、月票。据说大学四年画票的事情只有一次败露了。班里有个哥们比较倒霉，被发现画公共汽车的月票，还不是让售票员发现了。有一次这哥们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看到了一本性知识手册之类的书，见前后无人，就壮着胆子偷了一本。但不凑巧，让书店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人家搜查他的包，结果发现里面的月票竟然是仿造的。
　　
　　第一炮：《新闻启示录》
　　
　　毕业时，众同学激情万丈，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架势。美术系的哥们都说，咱电影学院毕竟是“亚洲唯一一所，全国唯一一座”啊，怎么着咱以后至少得娶省委书记的女儿吧?戚健的父亲虽然可以通过关系让戚健留在北京，但他对戚健说，我这边你想都别想，自己该怎么弄怎么弄吧。于是戚健分配到浙江电视台。本来想着要娶省委书记的女儿，结果到了单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浙江电视台在灵隐寺边上有个集体宿舍，风景倒是相当秀美。戚健每天骑着一辆二手的“二八”自行车，到了单位就是擦擦桌子、拖拖地板。大家说：年轻人嘛，机会得慢慢争取。
　　不过郁闷的日子有时候还是会有些色彩的。当时戚健的女朋友在北京，两人感情不错，戚健总是担心和千里之外的女朋友的感情会发生变故。当时他在三楼，二楼是《大众电视》的编辑部。为了支持戚健保卫女朋友的行动，一个在《大众电视》工作的哥们每到晚上下班，就从杂志社办公室拉条长途线到三楼，这样戚健就能在楼道里打长途了。如此这般，他天天打电话，说尽了甜言蜜语，这才取得了保卫女朋友之战的胜利。但即便是这样，戚健还是想，想女朋友，想回北京。
　　当时要想回北京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考研究生。专业课倒没多大问题，难的就是英语，得花大块的时间来复习。当时和戚
健一同分配到浙江电视台的还有同班同学苏舟。苏舟当时的女朋友是后来的大导演胡玫。而两个人的女朋友也住得特别近，都住在小西天。苏舟脑子灵，给台里说他得了肾炎，还递了医院的证明，台里只好让他回家休养。苏舟就去北京找胡玫，躲在家里复习英语。这事启发了戚健，他觉得自己也得这么干。但是给台里说他得了什么病呢?有个哥们就说，你就说你得了腰肌劳损一一你想嘛，跟肾炎差不多，都是腰子的事，年轻人，腰子不能出问题，领导肯定重视。戚健听了觉得在理，于是开始策划下一步的行动。
　　这时台里正上一个六集电视连续剧，名叫《西施》。戚健在里面干得相当苦闷，工作性质和工人师傅差不多，完全享受不到创作的愉悦。这更加坚定了他离开的决心。一天他专门和制片主任一块抬东西，正走着，突然腰闪了。刚开始还没什么大反应，过了一个两个小时“严重”了。于是组里叫他赶紧去医院检查。戚健找了家部队医院，开了张腰肌劳损的证明。于是一切都像设计中的那样，他请到了病假，之后偷偷跑到北京去找女朋友，在家里学外语，练书法，日子过得蛮充实。
　　可好景不长，事情终于败露了——戚健的父母知道了这件事。两人都是受到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老党员，怎么会容忍这种欺诈行为呢?于是戚健的母亲亲自提笔写了封揭发信，把戚健的“丑行”告发到了台里。这样，在戚健把单词表里的单词记到G的时候，他又回到了浙江电视台。
　　1984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和戚健住在一个宿舍的几个年轻人，都郁闷无比、躁动不安。同屋有个哥们叫张光照，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台里的编辑室工作，也是满肚子的意见。这年八九月份，在安徽科技大学召开了个全国的改革会议，张光照参加了，听得很激动。回来以后，张光照大热天的窝在宿舍里，奋笔疾书，写出了上下集电视剧《新闻启示录》。几个年轻人看了都觉得好，同时都觉得台里的五个导演都不可能拍好这部戏。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来拍才能拍得像模像样。
　　思前想后，几个年轻人起草了个方案，陈述了为什么要自己来拍，台里的几个导演为什么不行，等等。他们还找来了巴赞最著名的那本书：《电影是什么》。他们在书上把和自己想法贴近的句子用红笔画上道，还专门夹上了书签。这些年轻人还在方案里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如果拍出来的片子不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如果不获奖，那么他们甘愿把自己的工资下调一级。
　　当时的台长叫邱汉初，是个复员军人，虽然对影视不太懂，但对台里的年轻人很支持。在接到方案书一个星期后，他就表示同意让这帮年轻人来独立操刀了。
　　《新闻启示录》总的投资只有3万元，在上海交大拍了一个半月。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他们能把压抑在心中的所有的想法倾注在这部片子里。对于戚健，《新闻启示录》让他的事业有了些许起色，同时更加坚定了当导演的决心。
　　
　　北漂第一代
　　
　　《新闻启示录》播放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戚健也尝到了当导演的甜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开始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这时候，支持台里年轻人的邱汉生台长退休了，换了个新台长上来。这些年轻人背后的靠山一下子没了。新台长并不赞成戚健转导演，他说并不能因为你导了一部戏就让你一直当导演吧?台里这么多年轻人，要是都想当导演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刚好这个时候戚健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他那儿有个小成本的电影，问戚健愿不愿意拍?戚健说，愿意啊，我就是不拿钱也愿意干。这个从天而降的好消息更加坚定了戚健离开的决心。
　　戚健去找台长，说他要走，要去拍戏。台长说，你要走可以，但是按照组织原则，我们必须吊销你的户口，你自己看着办吧，要是在台里，你就和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干活，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戚健当时年轻气盛，表现得相当硬气。他义正词严地说：可以，没问题，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户口特别有意思，你可以弄个镜框，把我的户口挂在你家墙上!说完，他一甩头，像江姐一样昂首挺胸地出了台长办公室大门。
　　这种宁愿漂着、不要户口的做法在当地还是头一次。消息传开，在台里立刻引起了轰动。戚健一下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资的焦点。
　　没过几天，那个找戚健拍电影的朋友的事儿黄了。对于戚健，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决定要离开。从此，他的北漂生活正式拉开了帷幕。
　　离职三个月以后，按照组织纪律，台里派了电视剧部的主任找戚健谈话，劝他回去。但戚健仍是态度坚决，死不回头。于是没过几天，台里给他寄了一份“关于戚健同志自动离职的处理”的文件，这份文件同时还刊登在了当时的《浙江广播电视报》上。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戚健的户口并没有被吊销，而他的哥们每个月都把台里发的粮票源源不断地寄到北京。
　　《小雪》是戚健的电影处女作，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投拍，投资20多万。《冥王星行动》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投拍，是一部商业片，投资50多万，票房比较好。
　　直到1997年，戚健的事业才有了明显起色。这一年他导演了电影《花季雨季》，深圳电影制片厂出品。该片得了一圈奖，如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奖。
　　说起“金鸡奖”，还有一段趣事。那一年，深圳电影制片厂并没有把《花季雨季》送去参赛。“金鸡奖”已经开评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一位老师说，怎么没见《花季雨季》呢?那个片子拍得不错。于是这位老师急忙打电话给深圳厂。当时戚健就在北京，得知消息后他打了个车，把拷贝直接送去。
　　之后，戚健的电影作品逐渐多丁起来：《女帅男兵》《棒球少年》《荷香》，等等。
　　
　　责任编辑／辛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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