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改写亚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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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改写亚洲”战略

■　沙　丹

《大众电影》2006年第14期　　影视戏剧-影片

　　“文化亚洲”当真已经出现了么?——这是个问题。
　　
　　不觉之间，亚州电影导演的腰板儿渐渐硬朗了起来，他们豪情万丈地发现：曾经不可逾越的“巨无霸”——好莱坞的大老板们——竟然也毕恭毕敬、满脸堆笑地登门造访，并且慷慨地留下一摞摞厚厚的真金白银，换去了他们作品的美国改编权。
　　这事儿要是回溯到几十年前，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黑泽明的《七武士》和《罗生门》不都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了么?况且，老美的水平也真不赖，由《七武士》改编的西部片《豪勇七蛟龙》便可称得上高规格，高水准，而音乐家艾尔默·伯恩斯坦为影片所谱写的配乐至今仍响彻于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中，真称得上是文化“转口贸易”的经典了。
　　只不过，老美这次换了花样。以前是偶然为之，如今却是集团冲锋，亚州全面撒网。早前，中国家喻户晓的传奇《木兰从军》被搬上了迪斯尼的大银幕；王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也有了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洛迪主演的新版本；继而日本恐怖片《午夜凶铃》《咒怨》漂洋过海，清水崇甚至亲自担当“克隆版”的导演，算是破天荒地开了先佩最近，耗资九千万美元的美版《无间道》(更名为《死士》)正在马丁·西科塞斯的指导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而翻拍自韩国影片《触不到的恋人》的《湖畔小屋》也已先期同观众见面。
　　《触不到的恋人》原是韩国红星全智贤的成名作，讲述了两个时空里的男女青年相知相恋的奇遇，充满了典型韩片的舒缓与悲情，而此次《湖畔小屋》则网罗了《生死时速》中的“老情人”基努·里维斯和桑德拉·布洛克，虽然华纳的投资额不大，但自今年6月16日在北美上映以来，口碑竟然十分之好。IMDB网上的网友如此留言道：“这是一部伟大的浪漫经典，请随身带好一盒面巾纸，以备在你泪流满面时使用。”看来，韩片的“杀手锏”——姑且称之为“苦情催泪弹”——已经在美国市场一击中的。
　　过去，好莱坞一向都是以“先师”的姿态莅临亚州。中国电影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谢晋导演还把美国电影称作中国电影“最重要的老师”。那么，此次“老师”远渡重洋而来向“学生”取经，又意在何处呢?
　　或许，美国当下电影创造力的极度孱弱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盘踞电影票房核心的六巨头电影公司近年续集当道、复拍成风，刨了自己老祖宗的坟头不够，还得跑到亚州“觅食”。较之黄金时代好莱坞的大师辈出，真是一种悲哀!不说别的，就以近几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而言，除了鲍勃·福斯压箱底儿的《芝加哥》略有新意，从《角斗士》到今年的《撞车》都乏善可陈。相反，倒是圣丹斯电影节的一些独立制作让人耳目一新，但显然它们无法担当为美国票房攻城掠地的重任。
　　除了创新能力的低迷，更核心的原因来自于美国人口性质变迁所带来的文化多元现象。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化保守派的代表萨·亨廷顿2004年出版了最新力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书中指出，各国移民的激增，已经潜移默化地对美国既定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构成了威胁。也就是说，随着混血和杂居的逐渐增多，以及多元宗教和价值观的输入，不久的将来，美国民众就会搞不清“我们是谁”了。白人?黄人?黑人?抑或是黑黄人、黄白人?不一而足。
　　亨廷顿的言论自然相当消极，此书甫出，也遭到了大范围的批评和争议，但其书中有两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其一，从1960年到2000年的四十年间，美国移民的主体由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变成了亚洲人和拉美人，其中中国，菲律宾和印度高居二到四位；其二，对于衡量同化程度最重要的政治尺度“归化率”而言，菲律宾人(76．2％)，韩国人(71．2％)、华人(68．5％)和越南人高居前四位，也就是说亚洲移民最愿意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
　　显然，通过改编亚州题材，既能为好莱坞电影输送新鲜血液——这有些类似于中国当下的“重写红色经典”，借助原作的影响力，新片本身就具有潜在的市场和含金量——同时，又可以用熟悉的题材“讨好”不断增长的亚裔移民，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同化到美国的文化秩序中。一举两得的好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当美国人开始将亚州视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文化亚洲”当真已经出现了么?如何对它精确定义?这或许又是一个多元层面上的复杂命题。
　　对于电影而言，尽管大多数亚州导演对美国人能否把握原作中的东方意蕴表示质疑，但这已经见证了一轮文化输出的开始。或许，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口味怪怪的”《武松打虎》《梁祝》，抑或是境界全无的《东京物语》《八月照相馆》。没有必要为此口诛笔伐——全球读图化的时代，以“感官”的方式传播亚洲文化，总要有个由浅到深的过程。
　　责任编辑／胡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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