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影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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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影片负责？

■　周铁东

《大众电影》2006年第14期　　影视戏剧-影谈

　　每一部生产出来的影片都是电影人自己的孩子，既然是孩子就必须有人负责，将它抚养成人，在市场上有所作为。
　　
　　去年暑期，好莱坞的梦工厂和华纳兄弟公司耗费重金，联手打造了一部科幻巨片《逃出克隆岛》。根据投资安排，该片的美国国内发行权划归梦工厂。于是，梦工厂便锁定了最佳影院的最佳时段，于去年7月24日在3122块银幕上同时首映，结果只捞回了1200多万美元的首周末票房，与其将近1．3亿美元的制作成本相去甚远，亦远远落后于已经上映数周的其他影片，在当周票房排行榜上仅仅名列第四，到第二周也只收了区区500多万美元的周末票房，排名滑落到第七，第三周之后更被挤出十强，从此销声匿迹，只得以3500多万美元的国内总票房而草草收场，直接导致了好莱坞的这一品牌梦幻工厂的幻灭。
　　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该片的夫妻档制片人沃尔特·帕克斯和萝莉·麦克唐纳便将影片的惨败归咎于影片主演伊万·麦格雷戈和斯佳丽·约翰逊，称其太嫩，“只是明日之星，而非今日之星。”尤其对当时刚刚20出头被全球媒体誉为“当今好莱坞最具潜力的少女明星”斯佳丽·约翰逊大加挞伐，认为“就连小小的电视演员都能引起更大的观众反响。”听到这些评论之后的斯佳丽也并不示弱，通过《纽约时报》反唇相讥：“这是制片人嫁祸于人、推诿职责的一个经典案例，他们企图把自己在影片营销宣传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推得一干二净。”斯佳丽进而表示：“我对自己的表演和这部影片感到非常自豪。”对于这个少女明星的指责，《纽约时报》进一步引述了知情人士的阐述予以证实：在影片拍摄的整个过程中，制片人仅仅到拍片现场露面三次，而且在影片首映之前则干脆“连他们的人影都找不到”。面对影片营销的各个责任方之间的这场媒体论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梦工厂的发行人员更是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曾因《勇闯夺命岛》和《珍珠港》等巨片而为中国观众所熟知的从来未曾在票房败北的导演麦克尔·贝精心打造的这座“克隆岛”沉入海底。
　　同样是这部影片，凭借华纳营销人员的巧思和妙手，却以1．24亿美元的海外票房而在国际市场上大获全胜，令世界观众趋之若骛。这便引出了一个“谁对影片负责”的问题。同样的影片到了不愿负责或负不起责的人手里，便意味着票房灾难；而到了愿意负责而且也负得起责的人手里，则变成了黄金宝贝。万物一理，那一震撼了几代中国人心灵的稚嫩歌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也许不经意地点出了影片营销策划的真谛。
　　都说电影人首先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激情，而这一激情便是建立在电影人与其产品之间的亲缘关系上。好莱坞向来都把自己生产出来的每一部影片当成自己的孩子，既然是孩子，就必须有人负责，必须有人将它抚养成人，在市场上有所作为，而且这孩子的法定父母当首推其投资商指定的制片人或制片厂。即使亲生父母无力亲自抚养，也应该为孩子找到一个能够令其顺利成长的收养家庭或法定监护人。通过百余年的进化，好莱坞已经发展出一套足以让自己的孩子从胚胎期开始就备受呵护的产业结构和责任机制。从故事或剧本或日文学财产的开发，到影片的筹拍，到实际拍摄，到后期制作，到影片的营销策划，到最终的发行放映以及意欲无限实现其下游产值的商品开发，都有一个由近五十万从业人员构成的产业链条，为这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各尽所能、各司其职。
　　好莱坞的传统智慧认定，影片的创作一端属于一个专门往银幕上扔钱的群体，而好莱坞的商业一端则必须负责将创作人员扔到银幕上的钱成倍地从银幕上扣回来。因为影片的生产，并不像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更不像是房地产的投资。生产出来的影片如果不在市场上收回成本，它不但没有价值，反而只有负价值，因为曝了光的胶片，如果仅仅存放在片库的话，它本身已经是废品。对这些废品的处理，是要花钱的。而房地产的投资，即使建好的房子卖不出去，可是楼盘还在，其价值还在。正是基于这一浅显而独特的理念，好莱坞的扔钱群体和扣钱群体经过百年磨合便达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一种牢不可破的权力结构和责任机制，从而成就了延续至今的好莱坞神话。这一权力结构就像美国的政治体制一样，尽管时有人员更迭，但其结构主体却万变不离其宗：为了结构的稳定和自身的生存，各尽所能，各负其责。
　　反观咱们自己的产业结构，却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对影片全程负责的产业链。不管是制片人、导演、主演，还是发行商、放映商，似乎说不上来谁该对影片负责?在完善的责任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如果拍出的影片出得了电影局，却进不了电影院，即使影片产量提高了，但对产业的产值，对整个产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却没有实质性的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翟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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