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叙事中的文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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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叙事中的文化秩序

■　贾磊磊

《大众电影》2006年第14期　　影视戏剧-影谈

　　文化秩序的建构在电影的叙事体系中，并不仅仅是通过电影的表现题材来实现的。
　　
　　电影，经过了100年的历史演进，从纪录的工具到叙事的机器，从叙事的机器到白日的梦幻，从白日的梦幻到虚拟的现实。现在，电影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娱乐艺术。它除了在茶余饭后给人们以消遣、娱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然而，电影的历史证明：娱乐并不是电影的全部旨意。实际上，人们总是力图把自身的文化秩序“嵌入”到电影的叙事逻辑中，把电影变成体现文化秩序的一种特定方式，而不允许这种文化秩序在电影中受到颠覆与嘲弄。
　　在现实社会中，文化秩序的建设不是靠一声政令、一份文件就能够解决。改变人的文化态度、特别是要改变群体的文化态度有些时候比改变他们的生活更为艰巨。在清代王国维曾经主张用高雅精深的艺术去取代烟民对鸦片的毒瘾，让艺术的神魂去拯救那些瘾君子的身心，进而安抚社稷、救助民生。在西方，宗教团体一直力图把电影纳入到传播宗教的集体仪式之中，所以，最早的关于电影审查的呼声并不是来自于政府机构而是来自于天主教会。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宗教团体都更需要在电影中确立符合其自身发展的文化秩序。相对于电影艺术的个性化表达，电影文化秩序的建构是一个更为复杂和久远的事。因为它本身包括了许多涉及到人的情感、道德、心理诸方面的无形的精神因素。
　　各个国家都希望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承传民族的文化传统，建构一种能够被公众普遍认同的文化秩序。进而对于某种具有主流意识形态旨向的电影给予支持。这种政策性的扶植与经济上的支持在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都在实行。只是支持的力度和方式有所不同。可是，我们应当特别关注的是：文化秩序的建构在电影的叙事体系中，并不仅仅是通过电影的表现题材来实现的。美国影片《大白鲨》(1975)在电影表现题材上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它甚至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电影。但是导演斯皮尔伯格却时常把一种人类普遍信守的文化秩序内置于这样一部PG级(pareneal guidance父母指导级。建议家长陪同少年儿童观看——某些内容可能对孩子不宜)影片的叙事情节中。我们看到那名在海滨浴场内被食人鲨最先吞噬的少女，是一个在海滩上疯狂地追求性欲的人，影片中最终能够逃脱厄运的也不是那个嗜酒如命的鲨鱼专家。整部影片如同一场劝人节制自我欲望、富有宗教劝说意味的救赎故事，在充满恐惧的情节背后让人不断去体验的是人类贪婪欲望所带来的厄运。影片通过叙事逻辑所建立的文化逻辑是：人类无限度的欲望，有时比自然界凶猛的动物更加可怕。至此，影片实际上已经把一种应当遵守的文化秩序暗示给观众。
　　中国武侠电影中最常见的伦理大旗是：“替天行道”。天意，在中国是超越任何法度的最高道德范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所以，替天行道本身就是为民除害。武侠电影正是利用这种文化逻辑建构了一整套赢得广大观众认同的叙事逻辑，同时弥合了大众在现实中缺失的对社会正义、对文化秩序的笃诚。武侠电影在处理人物命运的结局时，往往将其与某种“天意”联系起来，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伦理法则。《黄河大侠》(1986)罪孽深重的段王最后葬身于黄河壶口的万顷狂涛之中，暗示出历史巨流对这个逆贼的无情埋葬!《新龙门客栈》(1992)中武艺高强的东厂鹰犬(刘洵饰)也是死在客栈中两个石磨的挤压之下，使这个茹毛饮血的恶魔落得一个“自作自受”的下场，《晚清风云——邪教白莲》(1993)里作恶多端的占承天并没有死在义士的刀剑下，而是在激战中被劈开的竹锋刺透心窝，包括被我们奉为现实主义佳作的影片《天狗》，狗子最后与三兄弟的决战，狗子虽然已经身负重伤，但是依然在冥冥之中扣动了扳机，将砍伐国家财产的罪犯绳之以法!好像是上天对恶人的一种惩罚，这种因果报应的叙事逻辑所暗示的文化逻辑，对每个观众都具有一种劝诫与砥砺的双重作用——尽管这种因果分明的暗示与复杂的现实生活相比可能显得过于简单，但是对电影观众而言却具有劝其向善、向上的文化旨意。
　　
　　贾磊磊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博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电影学专著包括：《电影语言学导论》《武之舞——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态与神魂》《银幕上的意义——电影的观赏与阐释》《中国武侠电影史》《影像的传播》。
　　责任编辑／辛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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