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话之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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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对话之介说

■　释见达

《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1期　　宗教文化-理论思考

　　一、对话的复兴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之中，是如何呈现苏格拉底的正义?是对话。中国儒家的经典《论语》，是以什么形式展现孔子的仁道?也是对话。印度佛教的经典乃至中国禅宗的公案里，是如何表达出佛陀的智慧以及祖师的禅机?还是对话。这些，都是卡尔·雅斯贝斯(KarlJaspers)认为在“轴心时期”(AxialPeriod)奠定了人类思想文明最主要的智者。从人类思想文明的渊源竟然都是以“对话”的形式流出，我们可以这么说，对话实是智慧的泉源，而智慧则是对话的结晶。
　　两千五百年之后，这般对话的精神又于近当代活现起来，热烈地开展于宗教会遇的氛围之中。早在1893年于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中，就已破天荒地成功邀请到45个不同的宗教、教派或组织参加世界宗教议会(World'sParliamentOfReligions)，并传达出各宗教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讯息，此一事件引起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极大的注意。
　　
　　二、宗教的词义与宗教学的兴起
　　
　　据《宗教大辞典》“绪论”所载，Religion一词应用于西方近代以来关于宗教思想和学术的探讨，并于19世纪末，经日本人翻译西方著作，“宗教”才正式以学科术语在中国汉文词汇中出现。Religion一字源于拉丁语religio，指人对神圣的信仰、义务和崇拜，以及神人之间的结合、重归于好。在中国，“宗”、“教”各有其特别义涵，如宗的本意为“尊祖庙也，从冖从示”，表示对神祗和祖先的尊崇和敬拜，教字则指教育、教化，上施下效，侧重对神道的信仰。虽然如此，这两个字始终没有联缀形成—个名词，直到佛教传人中国，在佛教的经论中，才首将“宗教”二字连用，—方面专指佛陀为适应教化对象而施设的言说(教)，以及教中之根本旨趣(宗)，另一方面亦指非佛教的其他宗教。由此可知，中国的宗教二字与西方religion一词有其相通之处，都在于向一高度发展的灵性存有者学习。然而，一如上述，宗教—度被西方激进理性主义者视为落后、迷信、虚妄的象征，演变至今，因理性所带来的危机，人类却又重新往宗教的领域之中寻找生命的价值，而这一波宗教复兴的潮流由当代全球信仰人口的统计里可以得到确实的证明。据1996年不完全统计，宗教信仰者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从这一数字可清楚地了解到宗教价值在当今世界的普及性和重要性。而宗教的复兴除了显示于全世界信仰人口的高度比例之外，更表现在宗教学和宗教哲学等学术研究蓬勃的发展之上。“宗教”本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近一百年来的事。缪勒的《宗教学导论》，讲于1870年的伦敦，被认为是这门新学科的奠基之作。在此之前，宗教研究一方面只限于基督教神学的领域，用来为宗教信念和上帝存在等问题辩护，另一方面却被认为是一种不实在、幻想的学问，不足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不过，自缪勒倡导“宗教学”之后，宗教的研究不但不仅受限于基督教神学的论证而遍于其他宗教领域，更成为具有客观价值的学科，受到学者广泛的重视和研究，这使得“宗教学有其不同于一般所谓宗教观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它在学科上的独立性，……第二是它在内容上的系统性”(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浓缩来看，宗教学的内容包括研究“宗教构成的基本要素”、“宗教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宗教史”以及“宗教哲学”，放大而论，宗教学的独立性显现于对宗教现象在理智、情感、意志、终极、对话等等议题上的专业研究，而宗教学的系统性则表现于开出了如宗教考古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语言学、宗教文化学……等等交叉性、综合性的研究范围。虽然总体而言，宗教学远非一门成熟的学科，但是其“所研究的对象之复杂，涉猎的领域之广泛，发现的问题之重大，引发的争论之热烈……已使其成为当今人文社科领域里的一门显学或前沿之一”(张志刚：《宗教学是什么》)。
　　宗教学研究的发展有几个阶段。首先是把宗教学从基督教神学独立出来的时期，不只研究基督教，也研究其他宗教；其次于20世纪初，宗教学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重点转向研究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如各学者所提出的自然神话说、万物有灵论、图腾说等等理论；再次是一次大战之后，学者逐渐专注于特殊、具体的宗教问题或现象的研究，造成了宗教学的分科化，如宗教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等。在此之后，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世界各地大量移民进入西方世界，他们带去了自己的传统信仰，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方人的宗教观念与态度，使得国际研究宗教学的方向摆脱了以传统西方哲学研究方法为方法论的宗教哲学，而有了更为宽广、多元的发展，主要朝着“宗教多元论宗教哲学”、“女性主义宗教哲学”、“后现代主义宗教哲学”和“跨文化宗教哲学”等方面进行，而宗教如此多元的研究和发展开展出当前宗教学领域—个最为热门、前沿的核心问题——宗教对话。
　　
　　三、宗教对话的内涵
　　
　　宗教与对话虽然是两种不同概念，但就宗教二字之内，亦可能开显出对话的义蕴。庄嘉庆认为宗教最基本的要素包含“信仰者”和“信仰的对象”，二者之间具有一种“我一你”的会遇关系，而会遇就是交谈的真实意义，“换言之，‘我—你’关系乃明显地呈现在相互交谈的两个位格之间的会遇关系上。因此，交谈就是与其他的存有者踏入积极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存在行动，而不只是语言行为”(庄嘉庆：《宗教交谈的基础》)。由止阿见，宗教和对话之间存有着相当内在睦的关联。另—方面，对话，不仅仅只是两个人进行交谈，更是“透过众人对世界观的讨论，而形成了意义深远且能随时调适的共识和结论”(Martin Forward，In-ter-religiousDialogue,)，由此亦可见宗教和对话之间有其目的性的指向。为进一步阐发宗教对话的内涵，以下依“对话的背景和需求”、“对话的基础和原则”和“对话的目的和类型”等三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对话的背景和需求。基本上说来，宗教对话之形成最根本的背景在于当今世界地理的碰撞和历史的交集所产生的结果——全球化。现今地球上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质都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当印尼外海发生九级大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全世界立即知道此事，并能在最短时间内进行救援，这种就好像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事—样的情境，在一百年前的20世纪初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因为全球化，天涯若比邻，全世界整个变成了一座地球村。也因此，不论是夏普(EricI．Sharpe)所说，在学术界“流行的思潮几年来一直是大大地有利于对话”(夏普著，吕大吉译《比较宗教学——个历史的考察》)，或者是Forward所言“对话是人与入之间会遇、理解、评价、学习乃至和平共处的一个相当要紧的策略”(Martin Forward，Inter-religious Dialogue，
p2)，或者是史威德勒的名言“不对话，即死亡”(DialogueorDeath!)，都是受到全球化深远影响的结果。扩而论之，因全球化的影响导致宗教对话的需要可从科技、政治、经济、思想和文明等方面彰显出来。首先，近百年来由于交通资讯的发达，整体人类相互来往的情形日渐频繁，相互依存的需求日益加深，故而，许志伟认为这种‘隋况已经使得全球共通性的“语言”开始形成，这表现在科技、政治和经济等三方面最为明显，全世界正渐渐被这三种语言连结起来，但是这三种文化活动常有冲突甚或带来灾难，因此，全球必须仰赖第四种共同的语言一—价值语言，加以调合，而寻求价值语言的普世性便导向了宗教对话的产生(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四种哲学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其次，史威德勒从西方思想观念变迁的角度阐发对话思潮的产生。他认为西方对于真理的看法已经从19世纪的绝对性、静态性、独白性和排斥性演变成现今的非绝对性、动态性、对话性和关联性的真理观，顺此思潮，当今任何一种宗教不可能取代或主宰其他宗教，而应该相互对话，彼此学习，共同成长，进而从黑暗的“独白时代”(theAgeofMonologue)走向曙光初现的“对话时代”(theAgeofDialogue)。最后，亨廷顿站在“文明冲突”的立场，认为“西方世界应对其他文明的宗教和哲学进行深化的理解，……因为在未来，众多文明不可能融为—体，故而世界上种种文明必须学习如何与其他文明相处共事”，同时亨廷顿又认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最重要特性，因此，文明冲突的避免便有赖于宗教之间的对话。若缩小范围，文明冲突常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而“不同民族之间的观念分歧，其深层的核心和神圣的辩护，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分歧，正因为如此，解决不同民族之间冲突的重要途径，即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或文化对话，必然涉及宗教对话，必须以宗教对话为核心”(何光沪：《宗教之间的对话问题》)。总而言之，世界全球化的结果，使得人类在高层价值观念上的误解与落差更容易产生种种危机和冲突，因此，世界和平的可能便在于调和各文明的价值理念，而宗教对话即是—项必需的要求。
　　其次，对话的基础和原则。如果对话的双方，没有对话的必要，不可能产生对话；即使双方进行对话，却没有一个共通的基础，那么也无法成就实质性的对话意义。同样的，宗教对话于当今之所以能够热烈进行，其原因正在于不同宗教之间存有着许多共通同享的价值基础，其中最根本者一如何光沪所言“尽管各种宗教具有纷繁多样的教义信条、崇拜仪式和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仍然具有起码的共性，也就是对某种超自然者或超人类者、超越者或神秘者、神圣者或终极者，即不管冠以何名的终极实在的信仰。这种共性正是对话可能进行的最深层的基础”。不过，凝聚了对话的共通基础——即各宗教对神圣者或终极者的肯定与追求——并不意谓着对话的目标是为了一统所有的宗教，进而创造出人类同一的宗教，因此，关于宗教对话的原则应在差异性与共同性之间，寻求一种“和而不同”的立场，以孔汉思的话来说，即是“完全忠实于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对其他宗教的最大限度的开放”(汉斯·昆著，周艺译：《世界伦理构想》)，如此中道性的态度可说是宗教对话相当适切的原则。
　　最后，对话的目的和类型。如果宗教对话的目的不在于建立全人类统一性的宗教，那么，比较合理的目的为何?卓新平认为“对话旨在理解，理解旨在共存”。武金正则说“宗教交谈首要从了解自己的宗教着手，继而才能发现其它宗教真理的面貌，进而彼此帮助发掘终极的真理”。王志成则主张“宗教对话的目的是对话各方通过彼此的互动，共同解决现实的问题和教义的分歧，探讨灵修的合理进路”。由上可知，为了达到人类和平共处，宗教对话可朝四个方向努力：一方面要解决人类共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次要减少各宗教之间义理上的冲突与矛盾；更进一步探索宗教修持的正确方法；最后则获得终极价值的真理。其中，第一点倾向宗教对话的实践意义，后三者则属于宗教对话的理论内涵，然而，不论是实践或理论，如此对话的目的性相当程度地展现于宗教对话的类型，换句话说，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种种不同类型的宗教对话便因此而形成了。
　　宗教对话之得以具体形成，“对话的主体”和“对话的主题”二者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我们可以依“不同团体”和“不同内容”大致将对话的类型区分为两种形式。
　　首先，就对话的主体或团体而言，可分为“宗教内的对话”、“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以及“宗教和非宗教的对话”等三种(张志刚：《宗教哲学研究》)。可以说，这三种对话类型是宗教对话的基本形态，根据不同的对话方式设定不同的对话目标，并推进宗教内的、宗教间的以及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相互同情、理解、沟通与合作。
　　其次，就对话的主题或内容来说，可分为“理论比较型”和“实践经验型”两类。“理论比较型”如张志刚所说的“宗教对话理论研究，像宗教对话的前提、问题、模式、方法、意义、目的等”，此中，最为著名的是由莱斯(AlanRace)于1983年出版的ChristiansandReligiousPlural-ism一书中所提出并为希克(JohnHick)广泛运用的三种方式：排他论(exclusivism)，只承认基督教具有从自我中心走向以教会为中心的拯救功能，而其他宗教都不具备如此的有效性；兼并论(inclusivism)，主张拯救的过程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宗教都发生着，但又坚持不论是在哪一种宗教发生的拯救实际上都是基督之功，和多元论(pluralism)，拒斥认为宗教是完全虚妄的怀疑论之外，也一反上述自赞毁他的武断观点，进而从“以教会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传统威权式立场转向更为开阔的“以终极实在为中心”的救赎观，认为世界各大宗教尽管不同，但是都平等地为以实在为中心的解脱之道铺路和迈进。尼特(PaulKnitter)则分别以“置换模式”、“成全模式”和“互益模式”名之，并提出第四种对话方式：“接受模式”泥特著，王志成译：（《宗教对话模式》)。另外，张志刚亦提出以孔汉思为代表的、不同于上述传统三种方式的“兼容论”。这些都属于宗教对话理论上的比较。其次，“实践经验型”的对话是以解决人类普遍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如尼特主张以全球的苦难作为宗教对话的共同基础和共同事业，他说“如果人类和大地不必要的苦难确实会被提出并加以消除，那么诸宗教将必须作出联合性的、合作性的、对话性的贡献”。庄嘉庆则认为，在宗教理论型态上的对话常有其困难之处，我们可将交谈的主题移到人类的实存问题如伦理困境、生态危机、基本人权、犯罪问题……等等之上。郑振煌也说“对每个参与宗教交谈的组织而言，虽然彼此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背景，然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承诺——寻找和平、追求公平正义、保护环境、保护我们未来的子孙、发展共同治疗的愿景”。最后，王志成所提出的五种宗教对话的类型一一“教会中心的对话”、“基督中心的对话”、“神中心的对话”、“实在中心的对话”以及“问题中心的对话”，可以说即是以上宗教对话主体和主题的概括睦归纳。
　　
　　四、结语
　　
　　现在人类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互动频繁，交往密切。虽然在一方面各文化、民族、人种之间不断形成趋于一致的共识，但另一方面，却也不断产生种种分化、差异和殊别的面向。后者固然是呈显各文化特色的重要条件，不过，如果人类无法在差异之中获得包容，在殊别中取得谅解，那么，频繁的互动往往会成为冲突的因素，这点在宗教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展望未来，宗教对话将是人类文明得以平顺进展的重要关键，透过对话，宗教之间不但能避免无谓的误解和争执，积极而言，更能共同努力、携手合作，为人类的福祉、心灵的提升和世界的和平带来广大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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