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与佛教典籍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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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与佛教典籍英译

■　李新德

《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1期　　宗教文化-宗教历史

　　中国经典西传，传教士功不可没。从最初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到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理雅各(1alliesLegge)四书五经的英译，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西译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西传和西方汉学的发展。而早已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汉语佛教经典，到了晚清，始有西方新教传教士认真研究中国佛教，传译佛教经典。如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10sephEdkins)、欧德里(J．Eitel)、毕尔(SamuelBeal)、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苏慧廉(Soothill,W．E．)等。然而从对中国佛教的个人体‘晤以及佛教经典英译方面，李提摩太无疑是最突出的—位。遗憾的是，国内外学人多是从传教历程和传播西学方面评述李氏，并未提及李提摩太的汉学成就，更不要说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了。事实上，有关李提摩太的汉学成就，尤其是在对中国佛教研究和佛经典籍英译方面，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世纪以降，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人们的视野也在扩大，有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当时尚未开垦的东方学方面，作为东方学的—项最重要的内容——佛教，就在这个背景下逐渐为朋嘶知。法国汉学大师雷慕沙(JeanPierreAbelR乏musat)最早意识到汉译佛教经典的价值，1836年他翻译了《佛国记》(Foěkou ě kì)。另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Julien)于1853年翻译出版了《慈恩传》(Histoire dela．vie de Hiouen Thsang)，并于1857—58年翻译出版了《大唐西域记》(Mem-olres sur leS contrees occidentales，traduits dUsanscrit en Chinois，en l'an 648，parHiouen-Thsang)。来华传教士方面，较早从事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的应为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和毕尔。直到1869年，毕尔的《法显、宋云游记》(TravelsOfFah-HsienandSung-Yun)问世的时候，欧洲学者还多是通过梵文或巴利文著作来研究释迦牟尼的教义。艾约瑟几乎是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和发展作过深入广泛研究的第一人，艾约瑟自己在《中国佛教》(ChineseBuddhism,1893)第二版前言中还评论说，晚至1879年，很少有人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1884年，毕尔已经英译出了《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和《慈恩传》等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著作，使欧洲的东方学家扩大了眼界。英国人了解到，只有对巴利文和汉文佛典进行同样的深入研究，才能对佛教有—个完整的了解。因此西方人也开始重视汉文佛典的研究工作。
　　李提摩太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自觉地进行汉学研究的。在学习儒家经典和佛教著作上，李提摩太很下功夫。李氏的传记作者苏慧廉写到：“在青州府的时候，他已经通过理雅各的译本来学习儒家经典了。”后来有朋友给他一本佛教的《金刚经》，他坚持每天读抄一小时。通过这些经典的学习，他掌握了很多在中国人中常用的宗教术语。之后不久他以基督徒的视角编写了一本宗教问答集，尽可能使用中国人自己的术语，而避免使用外来的词汇。
　　与当时躲在书斋里的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佛教不同，李提摩太不仅参观了许多佛教圣地，且在一段时间里，跟中国僧人吃住在一起，实地感悟中国佛教的博大精深。1880年6月，李提摩太拜谒了佛教圣地之一的文殊道场五台山。在五台山，李提摩太详细考察了佛教的仪规和佛教音乐：“每件事都令人肃然起敬、印象深刻”；“佛教音乐使我想起格列高利圣咏和古代教会的歌唱。”1895年5月，他又与伦敦传道会的包克私(EmestBox)牧师一起拜谒天台祖庭国清寺，杭州的灵隐寺、海潮寺等，重点考察专修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之发展。苏慧廉评论说，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净土宗与基督教有什么明显的外在联系，但它的“因信得救”、西天净土的他力信仰与正统的佛教差别很大，倒是跟基督教信仰很接近。这也是李提摩太实地考察净土宗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对中国佛教文化的了解，李提摩太主张传教士要多学习中国宗教文化、尊重中国宗教文化。这与早期新教传教士一味贬低、诋毁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相比，实在是高瞻远瞩。在《乐施好善者》(GoodSamaritans)小册子中，他要求年轻的传教士应学习了解当地的宗教，接受传教训练，而非不经训练就派出传教。1905年李提摩太回国休假期间，曾会晤西敏寺教堂的大主教，针对在华传教问题，他向大主教提出了七条建议；这七条建议的第一条就是：在中国传播福音但不尊重中国宗教的传教士不应该呆在中国。
　　通过福音书与《妙法莲华经》之比较，李氏认为，《妙法莲华经》就其生命、光、爱方面的教义与《约翰福音》中生命即光即爱的教义相似。事实上，在访问日本、朝鲜期间，他还有意识地推动佛耶间的对话。自1884年，李提摩太就意识到基督教与大乘佛教在救赎信仰上的相似之处。不像当年利玛窦等侧重佛耶的异，李提摩太则强调佛耶的相似之处，求其同。当然，李提摩太毕竟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看待中国佛教的。在佛教研究方面，苏慧廉评论说：“他是—位专心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学者”；但正如他当年的一位同事所讲的那样，“他研究佛教的动机就是想让佛教徒明白，佛教徒从基督教中借过去很多；佛教徒应愉快地接受一个完整的启示。”
　　就是在这样学习研究佛教经典的背景下，李提摩太开始了佛教经典的英译。1894年，李提摩太与居士杨文会合作，英译《大乘起信论》。李提摩太于1907年由广学会出版了《大乘起信论》的英译本。直至今日，李提摩太的《大乘起信论》英译本依然是英语世界的佛教经典译文。在论及《大乘起信论》翻译感受时，李氏认为，译者常犯的错误就是原文中相同的词在译文中还用相同的字翻译。同—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往往具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在译文中还用同一个字对等翻译，并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李氏努力在英文的译文中，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单词。李提摩太解释说：“这就是为何我将真如(ChenJu)分别译成TheTreeModel、TreeForm、TreeReality、Archetype和别的一些词语翻译，而不是用一些新奇的词汇翻译；这样对不能读原文的佛教的研究者来说，为他们提供了更接近原文的解释。”
　　到上海广学会工作后，李提摩太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使一个数亿人口的国家改变信仰?为了写—篇有关佛教在中国为何有大量的信徒、且在全国各地建造了数不清的庙宇问题，他研究并翻译了《选佛谱》(GuidetoBud-dhahood，1895年译毕)一书。李提摩太坦言，这本书尽管有趣，但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东
西。反倒是多年前与杨文会合作翻译的《大乘起信论》使他发现该书的基督教特质。之后1908年他又开始了《妙法莲华经》的翻译。
　　1910年李提摩太翻译出版了《大乘佛教的新约》(The New Testament OfHigher Bud-dhism)，收有《大乘起信论》的英译，以及《妙法莲华经》的英文节译、译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药师如来的十二个大愿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在《大乘起信论》英译“译者导论”中，李提摩太将大乘与小乘的区别类比成新约与旧约，称大乘信仰为新佛教(NewBuddhism)；这也正是《大乘佛教的新约》书名的由来。李提摩太认为，《妙法莲华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日本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部佛教经典，另外他还发现尽管佛教有十二宗，在他所拜访的每一座寺院的诵经台上，都摆放有《妙法莲华经》。李氏并没有将《妙法莲华经》全文译出，他主要译了其中的偈颂文字。在谈及为何要翻译《妙法莲华经》时，李氏说：“我所翻译的是该经的精华部分，在此之前尚无人将其译成欧洲语言。”李提摩太认为，通过佛经《妙法莲华经》的翻译，这里要提到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在东西方不同的宗教里都有相同的宗教思想，它们通过不同的宗教经典为人们提供人生的导航。
　　除此，李提摩太还翻译出版了《CalendaroftheGodsinChina》，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中国日历中某月某日所崇拜的儒释道以及民间信仰中各路神灵；这个小册子的资料来源，李提摩太说，主要是—本《月令粹编》。
　　《AMissiontOHeaven(xi you ji》是李提摩太所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英文版。首版是上海广学会于1913年出版。许多人知道詹纳尔(W．F．FJenner)、余国藩(AnthonyCYu)《西游记》之英译，殊不知早在近一个世纪前，身为传教士的汉学家李提摩太已经将一百回的《西游记》译毕并出版了!基于对佛教及中国本土宗教多年的研究，李氏自认为发现了吴承恩在《西游记》第八十八回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以及景教的教义，和第一百回吴承恩对包括默罕默德、婆罗门创世主在内的宗教领袖的赞颂。在李提摩太看来，《西游记》这本书是建构在深厚的基督教哲学基础之上。李提摩太认为，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寓意着耶稣基督，他是各种劫难中的救助者。他帮助感化每一个徒弟：他让那个骄傲自大、神通广大的猴子悔改，发挥其才智；他使自私自利的猪八戒转变，有了自我牺牲的愿望；他使自负的海豚变得谦卑，使得愚蠢的龙王变得有用。这一切使得人类得以救赎，他们升入天堂，上帝回报给他们的是永恒的荣耀。
　　通过对李提摩太的《大乘起信论》及《妙法莲华经》的部分译文考察不难发现：李提摩太喜欢将“佛”译成God，将“真如”译作Archetype；不仅如此，在《妙法莲华经》“译注”中，李提摩太还喜欢标出英文译文的圣经出处。如“佛当为除断，令尽无有余”一句，李提摩太译作：Iftheyhaveanydoubts，GodwillclearthemaUaway，李提摩太标出它们的圣经出处分别是路加福音24：15-17,38-43，约翰福音20：24-31。这里李提摩太尽可能地将佛教的教义用基督教的思想来表述，“援佛人耶”可说是达到了极致；甚至《西游记》英译，一如译佛经，同样是基于基督教本位之立场上的。
　　晚清新教传教士通过对佛经的翻译，仍是言说“自我”，宣扬福音；不过较之当年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他们是有远见卓识的先驱学人。李提摩太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当然有一点我们要清楚：李提摩太有选择地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正如其向中国人输入西学一样，都是为其传捌艮务的。他翻译佛教经典时使用的更多还是归化法，而非他者化的翻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处于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学者更容易熟悉中国佛经，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西传；但是这种自我化的翻译、西方人中心论的彰显，也使得西方人很难了解佛教真正面目。苏慧廉评论到：李提摩太对佛教研究的贡献其启发意义远大于其字面的准确性与否，他的观点并没有被人充分理解。按李提摩太自己的话说，最终目的是想通过佛经的英译表达出世界各宗教间的会通之愿望。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需要西方学者的“译人”，更需要我们中国学者的译出。研究当年传教士中国佛教典籍英译的得与失，对今日中西文化交往、推动佛耶间的对话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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