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拉丁美洲已经有3/4的国家政权落入到了左派的手中，而“国有化”是落实左派诸项政策主张的最优化选择
　　
　　明显存在于拉美地区左翼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趋势将随着今年10多个国家展开的大选被彰显得更加不可逆转。这种变局不仅意味着拉美国家政治力量的洗牌，同时也客观地改写了其经济发展的基本脉向。
　　
　　政治“左转”助推国有化
　　
　　自从查韦斯登上委内瑞拉的总统宝座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从此不再孤独。这两个毕生为社会主义呐喊奋斗的国家元首如今终于看到了拉美大地上左派阵营所展示出的凌厉攻势。
　　半年前莫拉莱斯成功当选玻利维亚总统，被国际舆论高调定义为与查韦斯、卡斯特罗一道构成拉美继续左行的“三驾马车”。无独有偶，今年年初智利中左联盟领导人米切尔·巴切莱特的高票当选，再次让人们看感受到了拉美政治进一步左转的强大风向。
　　2006年可以看作是过去7年拉美左翼潮流的高潮之年。从墨西哥到巴西，从哥伦比亚到尼加拉瓜，拉美12个国家先后将拉开国家领导人大选的序幕。而目前的情况是：民主革命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墨西哥的民选中位居第一；卢拉在过去4年中的辉煌业绩将会成就其连任巴西总统的愿望；个人经历和思想理念都与查韦斯相近的奥兰塔·胡马拉已经在秘鲁赢得了不错的得分；还有尼加拉瓜奥尔特加，也展现出了重新夺得总统职位的实力；而作为收官之作，查韦斯仍可能卫冕12月的委内瑞拉大选……据此，《纽约时报》惊呼：整个拉丁美洲已经有3/4的国家政权落入到了左派的手中。
　　拉美左派一般都奉行民众主义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制定的经济政策主张是通过社会经济变革实现更大的社会公正，因此，兴建大众公共基础设施、开展向低收入阶层直接提供多种补贴、实施扶贫政策等就成为其具体的政策指向。而借助资源的国有化改造力量就被视为落实诸项政策主张的最优化选择。
　　查韦斯上台后，委内瑞拉的国有化政策层出不穷。这个南美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除了规定国家应占有60％以上的国外公司股份外，将石油企业的税收由56.6％提高到了83％，还要求外国石油公司按50％的税率补交前几年的税收，并开始征收社会税用于补给贫民。不仅如此，查韦斯还动员力量对银行进行了重组，创建了国有银行，建立了新的国有航空公司、矿业公司、钢铁公司以及计算机制造公司等等。
　　玻利维亚的国有化行动更加轰轰烈烈。前不久，莫拉莱斯签署法令，宣布对本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实施国有化，要求外国公司把在玻国生产的82％的石油天然气上交政府，并随即派军队对包括油气田、输气管道、炼油厂和加油站等在内的重要油气资源设施实施了军管。
　　无独有偶，厄瓜多尔政府不久前发布法令，政府将控制石油收入的50％，随后就派兵将其境内最大的外资企业美国石油公司Occidental的资产收归国有，并撤销了Occidental的营业合同。
　　结果可想而知。由于欧美石油资本在拉美地区控制着重大比例的开采权益，因此，当地资源的国有化尤其是油气的国有化必将直接触及欧美石油资本的现实利益，不仅如此，油气资源的国有化还意味着资源国重新掌握供给权和夺回了定价权，一旦这种现象蔓延开来，势必动摇西方国家主导的石油体制根基。
　　
　　扬弃“新自由主义”
　　
　　拉美国家的集体“变天”其实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在该地区极力布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的失效，从而激发了民众对拿来主义的重新审视和纠偏的强烈要求。
　　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写出的《华盛顿共识》一文中振振有辞地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并很快为白宫所接受。而此时的拉美国家正在遭受着沉重外债负担的苦苦煎熬，在美国的极力推荐下，拉美人民只好将新自由主义视作救命稻草而被动地接受下来。的确，这一涵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实行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改革养老金制度等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拉美地区的发展水平，但同时给拉美国家制造了不幸。
　　一方面，尽管拉美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但在私有化浪潮的裹挟中，资源性产品的收益大多流向了少数人和国际垄断资本的腰包之中，拉美国家“经济增长但不发展”，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并没有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日渐式微，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收入不均、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资料表明，拉美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基尼系数均在0.5以上，属分配严重不公的范畴，乃至今天还有2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更让拉美人民所不可接受的是，当白宫扯着嗓门要求拉美国家打开市场大门时，美国始终在农业、钢铁等领域的开放上态度暧昧。
　　一系列的严峻问题促使拉美民意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反思，要求“公平优先”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拉美各国的左派力量就在“寻求社会公正”的呼声中上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拉美国家集体“左转”不过是拉美人民寻求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反映。
　　一般人将左派看成是激进或激烈力量的代名词，但拉美左派政党执政以后在经济政策上大都奉行“中左”而非“极左”的温和路线。正如查韦斯指出的，任何一个激进的变革进程如果限制了国家的发展都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看到智利一方面并不赞赏经济全球化，但却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战略，并成为全世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在过去4年的主政中一方面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同时加强政府社会政策的力度；莫拉莱斯虽主张古柯种植合法化但并不反对禁毒，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拉美左翼党派在经济上更趋务实和灵活。
　　当然，最能让左派力量挺直腰杆的还是其执政以后拉美经济不断向好的结果。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供的报告显示，2005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3%，成为拉美经济连续增长的第三个年头。不仅如此，拉美地区的人口贫困率也从2002年的44%降至40.6%。同时，拉美经委会对拉美经济今年增长前景表示乐观，并把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由原先预测的3.8%上调至4.1%。左派力量在扬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后以自己的政策主张和令人信服的经济成绩巩固了自己在拉美国家的领导地位。
　　
　　美拉FTAA陷入迷茫
　　
　　从153年前美国总统门罗抛出“门罗主义”将美洲看成是“美国人的美洲”，到小布什就职时提出“建立一个从北极到安第斯山脉再到合恩角的自由贸易所联系的西半球”的设想，美国政府一直是将拉美地区作为自己的后院在经营。可如今后院失控，美国先前针对拉美所设计的一系列政策不是可能遭遇腰斩，就是面临胎死腹中的厄运。
　　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是美国试图在拉美地区完成的含金量最大的经济计划。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成功地搭建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美国的设想是，进一步把NAFTA往南推进，以打开拉美这个经济增长区的市场，并从长期推进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开放。资料显示，拉美（包括墨西哥）现在已经占到美国对外出口的18％和进口的16％，占美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13％。在过去13年中，美国和拉美的贸易（除墨西哥）增长了50％，直接投资增长了30％。
　　然而，已经吵嚷了5年之久且准备于去年年底收官的FTAA到目前却看不到任何进展。在实现美洲贸易自由化的战略上，美国采取的是“竞争性自由化”，即以双边和区域协议迫使更多谈判对手因为害怕被排除在“优惠协议”之外而加入谈判，从而推动全美贸易自由化和开放。目前尽管美国已经与智利、多米尼加和中美洲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但由于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份额都很小，因此对于FTAA的推进几乎没有实质性意义。在拉美国家整体“左转”的生态下，美国要想搞定剩下的10多个重要的谈判国家无疑是与虎谋皮。
　　

　　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四届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会议上，查韦斯和卡斯特罗公开指出，要以“玻利瓦尔美洲”取代美洲自由贸易区，并称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实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新的统一和融合。为此，委内瑞拉推动成立了南方石油公司，使得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的国有石油公司走到了一块。与此同时，南方共同市场中的另外两个国家乌拉圭和巴拉圭也与委内瑞拉同气连枝，使得美国在南共中寻求FTAA突破口的企图一一落空。用查韦斯的话说就是：“美洲自由贸易区已经死亡”。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左派发起的反FTAA力量还在壮大。前不久，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三大左翼政权领导人再聚哈瓦那，缔结了能源、贸易、社会等全面合作协定，提出通过加强合作，联合对抗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另外，一个名为拉美一体化协会的组织正在开足马力，试图将南美洲地区的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串联起来，率先打造出南美洲国家共同体。而且该协会希望到2010年南美国家间的贸易实现商品全部免税。
　　当然，拉美地区日益强大起来的区域一体化力量也成为左派拒绝FTAA的最有力说辞。几乎与南方石油公司成立相同时，加勒比石油公司也在去年横空出世，南美洲输送天然气管道计划、墨西哥和中美洲能源合作计划也相继出台，这些合作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地区一体化进程。资料表明，2005年，仅拉美一体化协会的12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就创下了历史纪录，达到765亿美元；而安第斯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分别增长59%和37%。基于此，左派力量打出了新的旗帜：拉美完全可以组成另一个世界。
　　
　　承受变局之苦
　　
　　选择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痛苦。拉美国家的“左转”尽管声势浩大，但能否承受拉美经济发展的未来之重仍然充满着变数，因为决定拉美经济明天命运的许多因素远非左派力量所能操控。
　　由西方国家控制着多数席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不会为拉美国家的“左转”格外亮起绿灯。在IMF看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应当是拉美国家经济的首要目标，因此，强调市场的开放性和自由化是IMF对拉美国家坚定的政策主张。显然，与IMF撞车的拉美左派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前者庞大权力的挤压。
　　问题的要害在于，目前仍旧十分沉重的外债以及还债负担（2005年拉美地区的外债累计总额为6792亿美元左右）已经远非拉美国家本身所能解决，他们必须借助于IMF提供必要的贷款才能应对还本付息的压力。而就在这方面，IMF的意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通过是否与拉美国家签订贷款协议来影响拉美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向。没有同IMF达成新协议的国家，其经济政策安排和改革举措不仅得不到该组织的认同，而且也得不到IMF的贷款。实际上，在背负巨额外债负担的情况下，如果失去了IMF的支持，拉美国家的任何政策安排都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还须注意，拉美国家的工业结构大多不健全，制造业等没有完善的体系，大多产业须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完成，而且不少拉美国家经济还主要靠出口拉动，如果拉美左派一旦与IMF反目，IMF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量来加大拉美国家吸引外国投资以及进行其他国际融资的压力。到时，拉美国家经济前行的步伐势必受到掣肘。
　　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和美国经济战略的需要，拉美国家曾受到过美国的“格外关照”，但这一切可能随着拉美风向的左转而消失。以玻利维亚为例，莫拉莱斯的古柯种植合法化主张与美国反毒品政策相抵触，但美国每年给玻利维亚的2亿美元援助，条件又是玻利维亚禁种古柯支持禁毒，若美国取消援助将使玻失去10万个工作岗位。
　　看来，在“左转”趋势不可逆反的情况下，拉美国家必须在壮大自身经济能量的同时寻求经贸关系的对外多元化。于是我们看到，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美国的阻挠中胜利闭幕，南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也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而同俄罗斯、欧盟和中国的经济交往，拉美国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