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花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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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花怪圈

■　蔡恩泽

《中国MBA》2004年第1期　　综合经济-商业评论

　　一个奇特的怪圈呈现在我们面前：
　　——2003年9月，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阿曼·哈吉因涉嫌重大经济案件被“双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
　　——2003年10月30日，跟阿曼·哈吉关系不一般的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突然出走，下落不明。
　　——2003年11月4日，艾克拉木·艾沙由夫旗下的上市公司啤酒花（600090）发布公告，披露公司违规担保贷款近10亿元，紧接着，啤酒花主要资产被司法保全，主要银行账户被查封或冻结。
　　这是中国企业典型的啤酒花怪圈：“问题官员”败露——“问题老板”凸现——“问题企业”坍塌——“问题官员”倒台。啤酒花怪圈中三个神秘的链条值得人们关注。
　　
　　问题官员——问题老板：人身依附必然在一棵树上吊死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问题官员都傍着几个问题老板，而每一个问题老板的手里又都拿捏着几个问题官员，他们相互依附，相互利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问题官员从问题老板那里捞取金钱，拥抱美色，制造政绩，而问题老板又从问题官员手中得到庇护，攫取暴利，生发光环。
　　阿曼·哈吉前脚迈进中纪委指定的交代问题的住所，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后脚就仓促外逃，踏上不归之程，从人间突然蒸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双规”中的阿曼·哈吉与出逃避难的艾克拉木·艾沙由夫之间的暧昧关系还未被媒体披露，但可以断言，他们也不能脱俗，而阿曼·哈吉与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幕后交易的传闻的各种版本正在乌鲁木齐大街小巷传播，人们从他们这几年的亲密接触中似乎早已嗅出点什么来。
　　阿曼·哈吉被调查后，初步获知的消息指其经济问题严重，“上亿，从办公室就搜出了几百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向某报记者谈及此事时，也认为，阿曼·哈吉“胆子太大了”。
　　无独有偶，2003年春夏之交，一夜之间，中国有两个风云人物的命运急转直下，先是原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长、后赴港履新任中银香港总裁的刘金宝被紧急召回北京，一下飞机就被“双规”，紧接着2002年排名中国首富第11位的上海农凯集团总裁周正毅因“问题贷款”和非法交易被“监视居住”。
　　经济学家们认为，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中国，缺少独立的商人阶层，于是“红顶商人”应运而生，政商之间有一条生生不息的利益输送渠道。周正毅往返于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获利，但在这两个市场之间的支点，很容易使人想到赴港之前曾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刘金宝，刘和周早在上海时就打得火热，正是刘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时候，周正毅靠收购上海烂尾楼发家致富。而此后，刘金宝的升迁之途和周正毅的发财线路一直有着惊人的巧合之处，而且在建联通收购案中完成了致命的交叉。
　　问题老板处心积虑地寻求问题官员的庇护，背靠大树好乘凉，其中的妙不可言之处就是朝中有人好发财，商人们削尖脑袋要在官场上寻找代理人，所谓“世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兵”，他们用金钱和美酒（当然还有女色）攻关夺隘，打通层层关节，或套取巨额贷款，或捞取政策优惠，从中牟取暴利。
　　他们抓住两种类型的官：一种是地方上握有“资源绝对支配权”的“父母官”，一种是口袋里装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金钱的“银行官”，然后在“市场——资源——金钱”三者之间进行“资本运作”。譬如，那个原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在任副市长期间将价值超过人民币亿元的地皮，5000多万元就批了出去。有关富豪仅此一项，财富就增值5000万元。
　　而问题官员也从问题老板那里得到巨额回报。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先后从贵州省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一企业主处收受贿赂人民币161万元、美元1.99万元；收受某外商所送名贵手表一对（价值10.6万元）；长期与有夫之妇、某星级酒店理发员郑某某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担任安徽省阜阳市领导及安徽省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打招呼、作批示、开协调会等方式为他人在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贷款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先后索取、收受贿赂达数百万元，其妻亦收受对方巨额钱物。
　　

　　原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柴王群为承揽沈阳铁路局“东方大厦”主体装饰工程业务的沈阳盛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违规帮助办理企业资质晋升事宜，此间，柴王群非法收受沈阳盛发集团董事长刘爱党给予的人民币8.78万元、港币1万元、美元2000元等现金。此外，柴王群还接受了刘爱党送给他的价值110多万元的住房一套、价值2.38万元的雷达表一块、价值3.8万元的劳力士手表一块。
　　官员和老板之间的权钱交易就是如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人身依附又必然使他们在一棵树上吊死。问题官员的前途葬送在问题老板手里，而问题老板的“钱途”又因问题老板塌台而断送。
　　
　　问题老板——问题企业：企业靠“人治”必然人走茶凉
　　
　　由于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的突然失踪，啤酒花（600090）连续几天被牢牢封死在跌停板上，这只曾经不可一世的强庄股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2003年11月4日，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公告称：“已经无法与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取得联系。”据新疆金融界知情人士透露：艾克拉木·艾沙由夫的神秘失踪，牵涉出的是近18亿元的担保贷款和数目不详的贷款黑洞。
　　尽管新疆自治区党政领导出面解释，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出走是个人行为，跟啤酒花公司无关，但股市跌停，如江河日下，不可逆转。问题老板和问题企业如同联体婴儿一样，两者密不可分，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出走，啤酒花泡沫也随之破灭。
　　企业靠“人治”必然是人走茶凉。如花儿般的啤酒泡沫，美丽而不能持久。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在掌控啤酒花之后，通过让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手段，掏空上市公司，获取巨额银行贷款。只是，刚刚披露的逾17亿元担保总额是不是最终的数字，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即使是这17亿元，也够啤酒花受的。啤酒花现有总资产22亿元，净资产仅6亿元，本身负债率已高达74%。2003年开始,公司经营状况也每况愈下，上半年每股收益仅0.03元，第三季度每股亏损0.02元。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出走后，啤酒花的大小债主们即刻惊慌起来，一哄而起上门讨债。
　　公正地讲，国内许多问题老板之所以能够一夜暴富，在事业上如日中天，并非仅仅在于他们能够胆大心细，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问题，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而是在于他们“善于”钻中国经济制度本身的缝隙，巧妙地利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和缺陷。
　　市场运作机制的不规范给了企业家暴富的机会，但这种不规范中仍然是有规范的，这就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市场价值规律。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并不是经商的技巧而是经商的德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胜靠智、大胜得靠德。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资源分配格局已完，一无所有的人要想出人头地，不具有超群的才智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正处于历史上发展较快的最好时期，这对于创业者来说，意味着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由于无需经历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原始积累期，从而成为刺激一些民营企业家占有欲望急剧膨胀和不择手段的直接诱因。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人是凭着胆识、机遇，甚至靠着不正当的手段发展起来，构造起自己的“企业帝国”（其实是问题企业）。而先天不足又是其致命的弱点，一旦踏入规范化的市场运作之中这些弱点就会暴露无遗。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浮躁冒进，眼高手低，加之浓厚的“人治”色彩和家族式管理模式，种种内在的痼疾就会急性发作。这就使得一些民营大鳄在成名后得意忘形，热衷于做作造势，而自身素质和巨大野心之间具大反差，必然造成他们一着失算满盘皆输。
　　“新疆首富”的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曾以6亿美元的身家高居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这个被誉为“新疆非公有制经济一面旗帜”的企业集团掌门人，就是在前一段时期热火朝天的“国退民进”过程中，占据了乌鲁木齐60%～70%的房地产市场。但由于广汇开发的商品房脱离了当地居民实际消费能力，从而导致楼盘大量空置，致使广汇陷入困境，如果广汇突围不成功，势必会套牢提供巨额贷款的银行甚至整个城市。
　　

　　问题老板凸现创业冲动的浮躁。美国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只有退潮时，你才知道谁在光着身子游泳。”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似乎正是这样，经济狂潮一经消退，喧闹的沙滩上留下的，便是企业投资者惶恐、尴尬的身影。而这一无力遮羞的身影正是浮躁所带来的一大致命伤。问题富豪们就是这些浮躁的民营企业家们的代表，他们不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企业做大做强，而是希望通过“捷径”一夜暴富，于是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寻觅掌握市场资源的政府官员和银行大亨，利用市场游戏的一些“潜”规则，捷足先登，攫取市场资源，然后反复炒作，在极短时间内一分钱就能变成一毛钱甚至一元钱，旋即暴富起来。以上市为例，民营企业借壳上市以后，只要经营得法，本来可以走上一条融资、发展、再融资的良性循环的康庄大道，但事实上迄今为止尚难看到多少成功的范例。相反，他们大多是借壳上市，然后通过提供恶性担保、操纵关联交易等手段掏空企业，上市公司成了富豪们的提款机和资本游戏的活道具，“抓到是你的，抓不到就是我的”，这种浮躁和侥幸心理使问题富豪们一个个变成了“赌徒”，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家。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曾不无感慨地说，在他创业的近20年时间中，跟他同台领过奖的著名企业家有过很多，但今天回过头一看，绝大多数人早已销声匿迹，翻身落马了。企业家队伍“伤亡”率如此之高可见一斑。20多年间，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经历一个曲折迂回的过程。当体制转轨变型淘汰掉一批厂长、经理后，在日趋成熟的市场环境中，理应逐渐形成了以个人素质和能力为标准的淘汰机制。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有些行业似乎平静如水，鲜有老总落马现象；有的行业总是不断有老总落水，尤其是房地产、金融业这些利润率极高，管理亟待规范的行业，总是不乏有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商业神话，忽然又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的“商界奇才”、“业界巨子”，在这其中有许多拥有硕士、博士等头衔的所谓高素质企业家。他们从发迹到衰败都烙上深深的时代印记，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个人主观因素的考量上，更应该注意制度层面的思考。
　　
　　问题企业——问题官员：撇开市场机制必然会头破血流
　　
　　阿曼·哈吉被双规与啤酒花崩盘先后发生，很容易引发联想。公开资料显示，阿曼·哈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干了20年，历任计划处处长、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党组副书记、厅长兼自治区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局长等职务。2003年1月，他刚刚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负责交通、电力、通信、城乡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有关人士分析，或者因为企业的问题贷款导致官员被查，或者因为官员被查，企业的问题贷款因此浮出水面，两者总有因果关系。
　　鉴于啤酒花公司财务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债权人通过法院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新疆绿金啤酒花制品有限公司、新疆神内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新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神内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中食神内（燕郊）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新疆啤酒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绝大部分资产和权益进行了资产保全；同时，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包括基本户、配股专户、国债专户、基建账户）也已被查封或冻结。截至目前，公司被财产保全的资产和权益涉及金额74978.84万元。
　　我们不难想象，啤酒花违规担保近10亿元贷款，跟阿曼·哈吉不无关系。
　　在中国，许多企业不是靠市场机制谋生存，而是寻求官员的“核保护伞”，靠官员特别关照，于是有“跑市长”一说。官员也跟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喜欢插手企业的具体事务，批条子，打招呼，开绿灯。问题官员靠问题企业制造政绩和光环，而问题企业又仰仗问题官员来孵化膨胀，把企业的命运跟官员的官场升迁系在一起，官员得势则企业兴旺，官员失势则企业衰败。
　　程维高在河北当省委书记时，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他在河北主政10年期间，华东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河北共承揽工程项目56个，工程造价15亿元，获利1.2亿元。河北省最大的体育场———裕彤国际体育中心，以及较为著名的建筑：东方购物广场、万方大厦、南三条市场、太和电子城、石家庄市国税局办公大楼，甚至石家庄市政府的主楼，都是由该公司承建的。该公司在河北风光无限，业内人士甚至民间都知道，凡是河北的大型建筑工程，只要华东这家建筑公司想要，基本上都是非它莫属。
　　据华东某建筑公司河北分公司原经理（因行贿罪已被判刑）交代，这家公司在河北施工期间，用于回扣、行贿、送礼的资金达960多万元。正是这笔巨款编织了一张庞大的“腐败网”，为其铺就了无人匹敌的商界坦途。这家公司为程维高装修住房长达两个月时间。程维高一倒，这家公司黯然离开河北。
　　在官员的权势庇护下的企业，怀抱“奶瓶”，叼着“奶嘴”，岂能经受得了市场浪潮的冲击，倘若官员失势，树倒猢狲散，企业大厦顷刻轰然倒塌。而问题企业的违规经营一旦败露，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些隐藏很深的问题官员也随之浮出水面。
　　厦门远华公司走私400亿元，攫取的财富——30亿资产令人咋舌。远华特大走私案牵涉到从厦门海关关长到公安部副部长等二百多位官员。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收受厦门远华公司董事长赖昌星通过各种手段贿赂的人民币100万元、美元50万元、港币3万元，并受赖昌星请托，干预海南公安边防部门对某外籍油轮违法进口柴油的查处；帮助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证1副。远华走私案告破，远华的黑保护伞李纪周也落入法网。
　　企业撇开市场机制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中国的企业之所以长不大变不强，有好多就是因为不按市场游戏规则办事，而是走官场路线，把企业的命运拴在官员身上，依仗官员的权势保护，一遇风吹浪打，问题企业必然被淹没，而问题官员也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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