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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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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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MBA》2004年第1期　　综合经济-主编心声

　　我和叶明叶法官有一阵没见面，见了面大家都很开心，也很随便，我称他为“职业杀手”，他在市中院工作，他所在的刑一庭专管二十年以上的案子，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管够上死刑的案子，他的职业是这个世界上惟一杀人而不用偿命的职业，当然前提是他所杀的人都是些杀过人的人。“我们离你远点，你反正杀人不用偿命。”我常拿叶明开玩笑说。叶明也常常一笑，带着一丝无奈说：“好了好了，别拿我开心啦。你以为这是件很爽的差事哪？”玩笑归玩笑，作为记者，一旦我手头没了题材，还真离不了叶明，怎么说也要到他这儿来弄一些回去，现在的老百姓就喜欢看法制题材的报道。这天我和叶明见面以后照例又开了一通玩笑，“老一套，有什么可报的。”我直截了当说。
　　 “你整天就是有什么可报的。”叶明不理我的碴儿，“不谈这些鸟事，我刚发了奖金，走，今天我请你到隔壁小饭店坐坐。”我听说他请客，就笑了起来，因为通常我们当记者的要想从司法人员嘴里套到题材，都是我们请他们吃饭，就讲叶明，我也请过他不少次，他也该请请我了。所以也就不跟他客气，正好也到中午下班的时间了，我就随他到中院旁边的一个小饭店坐下来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我俩就喝了起来。
　　本来说好不谈工作的，但扯着扯着，不知不觉就又扯到案子上去了。叶明呷一口酒说：“不是我不让你整天提报道的事，我也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你的差事。就像我一样，整天与死刑犯打交道，这也是我的差事。说老实话有的时候审决犯人觉得该杀，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讲，觉得人的命运真的不可捉摸，竟然就差那么一点点，或者说原本就不差那一点点，但就是阴阳两界。有的犯人人虽毙掉了，但心里却还像总压着块石头，想想挺不是个滋味。”
　　 “什么犯人毙掉了心里挺不是个滋味？”我听了叶明的话立刻来了兴趣。“没你的事。”叶明见我来了兴趣即刻打住正色道，“你别又想着报道。”
　　他越是不想说，我越是感兴趣。经我再三保证绝不对外报道，也不写报道以外的任何东西，叶明才多少还有点迟疑地向我说起去年经手的一件案子。他说他总觉得有点遗憾，总还觉得那个名叫姜欢的安徽成固农村青年的影子在眼前晃来晃去。叶明对我说，如果告诉你姜欢那个年轻人是农村来的，至少从形象上看你根本不会相信，更不会相信长得白白净净像个小孩的他会和一个同乡杀死了一名无辜的出租车司机。
　　 “你也知道，去年春末夏初，沪宁杭地区发生了不少出租车司机被杀案。”叶明说。
　　 “是是，报上登的。”我说，“仙阳不就有一起杀害司机抛尸案。”
　　 “对对，就是那一起。你们报社只发了一则短消息。”叶明说，“其实那个案子发生在湖州，案犯出现是在南京高速公路出口处，后来又跑了，因为出租车司机的尸体是抛在属于我市仙阳境内，所以案件审理管辖权是我们中级法院。”
　　 “为了什么呢？”我问，“还是为了钱？”
　　 “说起来好笑，或者说不值吧。”叶明说，“钱倒是为了钱，不过那个司机身上只有八十二元六毛钱。姜欢和他的同乡把司机杀了以后，先把尸体藏在后备箱里，加了一个油，两个人身上就剩下几块钱。那个姓徐的比姜欢大七八岁，会开车，两个人就一起开了车往南京方向跑，尸体是抛在高速公路下面的一个涵洞里，到了南京马群收费站出口时，收费员就发现驾驶证、行驶证都不对，而且他们身上也没钱交费，于是喊来交警把他们扣住盘查。所以也叫责任心不强麻痹大意，这当中他们说嘴干要喝水，警察就让他们到路边去喝自来水，两个人就乘这个当儿爬过高速公路隔离网逃走了。这边再一查车的后备箱以及座位，均发现了大量溅喷状血迹，知道出了案子，再追人时哪里追得到。而后根据车牌号，发现湖州是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失踪，十天以后仙阳一个农民在高速公路旁刈草，发现了司机的尸体。后根据徐姓凶手慌忙中留下的衬衣里的身份证，查到徐姓凶手是安徽成固县姜徐乡小姜徐村的人，姜欢和那个２４岁的姓徐的是一个庄的，这两个人正是春节后外出打工一直未归。”
　　 “他们在哪儿打工？”我问。
　　 “哪儿有什么工打。”叶明说，“你知道的，每年春节后都有一股农民外出打工潮，其实真正找到工作的有几个？姜欢是跟着本庄的这个姓徐的出来的，因为他出来时不满十八岁没有身份证，所以连身份证都是跟本庄人借的。出来以后一直在杭嘉湖一带转，可是始终没找到工作。所以最后就铤而走险杀人抢出租车了。”
　　 “那么是怎么抓到他们的？”我问。
　　 “所以事情有时候怎么说呢？”叶明摇着头说，“抢出租车的事自始至终都是那个姓徐的策划的，你想想那个家伙会开车，而且据调查，以前他出来打工混过，而姜欢是第一次出来傻呼呼的什么也不懂，连杀人用三角刮刀也是那个姓徐的买的。但是案发后，恰恰那个姓徐的没抓到（直到现在也没抓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这个姜欢从南京高速公路出口逃跑以后不到二十天就被抓到了。他也没跑远，就跑到离他家不太远的阜阳市郊区他舅舅家。抓他的时候他正在他舅舅开的杂货店里忙着呢。问他是不是叫姜欢，他说是，也不跑。问他姓徐的哪里去了，他说不知道，这样把他逮个正着。”
　　 “这个呆×！”我说。是的，一般人都知道，犯罪嫌疑人一旦逃逸，他的亲戚、朋友处都是追逃人员首先布控的目标。这是常识，也是公安的规矩。不过，唉，一个从未有过前科的农村小青年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因此办案人员不费什么事就抓到姜欢一点儿也不奇怪。“后来呢？”我紧接着问，“怎么判的？”
　　 “还能怎么判？”叶明瞥了我一眼。“你知道的，这种抢劫杀人的案子，公检法三家都是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虽然还有一个凶手在逃，按道理不能全部结案，但……怎么说呢。这么个也算是大案的案子，至少得判一个，部分结案，这样才算有个交待。所以就活该姜欢倒霉，也许本来他可以多活几天，等抓住了那个姓徐的，把所有犯罪细节都一一印证后再死。当然就这么毙他也不为冤枉他，现场发屑和指纹鉴定都证实他参与了杀人，既然参与了杀人所以判他死刑就没错，况且又是性质恶劣的抢劫出租车杀人案。
　　 “不过问题是在审判委员会已通过判处姜欢死刑后不久，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材料，忽然门卫法警带着一对步履蹒跚的农村老年夫妇来到我的办公室，末及进门一男一女两个老农民就往地上一跪，就像身体失控倒下一样，慌得我连忙去扶。作为刑一庭的法官我接待过不少死刑犯的家属，有哭的有闹的，也有求法官开恩告饶的，不管什么样的，我一般都很同情，谁也不是天生就希望自己的子女、亲人犯法杀人最后落得掉脑袋的结果。但是法律无情，这种杀人的案子也不是向哪个法官或者说向法院求情求得了的，就是闹，也一样无效。我把两个老年夫妇搀起，扶到凳子上坐下，可那个快六十岁的老妇女仍一边嚎哭着，一边叫着：‘杀人我们认了，可我们家姜欢还不满十八岁啊，命不该死啊！’我才知道这两个农村老人是姜欢的父母。可是不对啊，姜欢出来虽然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但他们乡里开的打工证明上明明写着姜欢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６日出生，已年满十八岁，而且公安初审、检察院复核以及我本人多次提审接触姜欢时，姜欢都不否认自己是十八岁。姜欢自己一点也不觉得遗憾的样子，而我在听到姜欢瞪着那双带点迷惘的眼睛报出自己是生于８３年时，心里格登一下。不觉深深地为他感到遗憾，这倒不是我同情他杀人，而是觉得他实在没选择一个好时机，或者说他脑子根本就没有年龄与量刑之类的概念。他去年２月从家里出来时尚未满十八岁，到６月１７日他与同乡一起抢劫杀人，正好过了他满十八岁的５月１７日生日一个月零一天。这不是很冤吗？本来可以作为未成年人而免除一死（可判无期徒刑），结果仅仅就差了一个月零一天，就只好挨枪子儿了。我告诉两个老人乡里的证明和姜欢本人都说姜欢是８３年５月１７日出生的。已是成年人。没办法，只好按成年人的标准来量刑。
　　 “不料那老妇人忽然却说姜欢不是８３年出生的，而是８４年出生的。我问她有什么根据，她说那年她在乡卫生院分的娩，她记得非常清楚。我问那为什么乡里的证明和姜欢本人都说是１９８３年出生的，而且也给姜徐乡打过电话，那边说证明没问题。‘那是他们瞎说的，’老妇人一边哭着一边肯定说，‘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知道吗？’姜欢的父亲也肯定地说姜欢是８４年５月１７出生，说他记得很清楚，姜欢有个姑姑就是在姜欢出生的那年出嫁的。而且因为超生（姜欢的上面已有三个姐姐），那年家里的房子被生产队揭了顶，一家人只好暂时住到运河大堤上的窝棚里去。接下来又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求我开恩，求法院无论如何手下留情给他们留下姜家惟一的儿子，弄得我非常尴尬。不过这事的确很重要，我好歹把两个老人劝走以后（还给了他六十块钱让他们买车票先回去，反正死刑复核还有一段时间，而且我也建议姜欢上诉。也许可以因尚有同案犯未归案，可暂免一死），我又去看守所突击提审了姜欢，不料姜欢先还是一口咬定（我真怀疑他大脑有病）自己是８３年生，后来我提醒他，说他父母来过了，说他是８４年生的。姜欢这才好像有点醒悟，说好像是８４年，也许真的就是８４年，反正他也说不清，他说他们那儿年龄和出生日都是乱的，有些就估估差不多哪一年生的。”
　　 “这简直是开玩笑！”我插嘴说，“他这一估，不就可能把一条小命给估掉吗？”
　　 “可不是！”叶明拍着腿说，“这事我不敢怠慢，随即就向庭长作了汇报，要求到姜欢原籍再作调查。庭长你认识的，就是老赵。他是老杆子了。可以这么说吧，他也算‘杀人无数’了。他冲着我看了好半天才说话，他说‘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才办案子似的。你不知道到那个穷地方什么名堂也查不出来吗？他们那儿就是小狗子、小猫子，十七、十八哪年哪年生，怎么叫出年龄来？你去查不还是一笔糊涂账？现在这案子已到了这个地步了，毕竟还有证明，且本人也承认，能证明姜欢的年龄，你再这么去翻，还有什么意义？院里会不会说我们自己就信心不足，工作不细？’我没反驳庭长的说法。我觉得还是再调查一下为好，毕竟人命关天，庭长见我坚持，就多少有点不乐意地说：‘你实在要去查也可以，不过最好还是先向院里汇报一下，同意了再去。’我说行，于是去年八月十七我向院里几个领导汇报了姜欢父母最新的说法，希望院里能同意我再去安徽成固县姜徐乡调查核实一下姜欢的出生年月。几个院长听了我的汇报后，同意了我的请求。”
　　 “那天，是八月二十三，天热得要死，我是和我的一个助手一起去安徽的。你知道的，安徽北部直到现在也还是很穷的，但是真正的穷，还只有等你到哪儿才知道，皖北乡下到现在还有好多地方没电灯，姜徐算是不错的了，但也还是很穷，甚至还有不少草房，电视是黑白的，是从我们这儿淘汰的便宜卖到他们那儿的，还不是每家都有，几家共一个，要看电视了凑到一块儿。就是这样大部分人还窝在家里，像那个姓徐的和姜欢算是敢于走出去的了。不过也实在是穷得没办法，姜欢家父母身体都不好，要吃药看病，家里还有两个姐姐没出嫁。我们到姜欢家看了，真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完全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没来之前，我还不怎么能体会姜欢为什么要出来，等到了成固，到姜徐乡小姜徐村到了姜欢家，我才真正能够体会姜欢为什么出来。应该说这个孩子还是懂事的，出发点是想着出去弄两个钱回来接济家里，当然他自己也奔个前途，年轻人闷在那个穷地方就全完了。”
　　 “大概是快到下晚的时候我们才一路转车到了小姜徐村的姜欢家，村里人好像都来了，院里院外站了好多人，姜欢的父母也在家。他们一下子就把我给认出来了，紧接口喊‘青天大老爷’‘菩萨显灵’，就又要给我下跪，慌得我和助手两个人连忙拦住了。也巧得很，姜欢的亲戚，包括姜欢父亲说的姜欢的姑姑、姑父就像得到什么风声似的，全都在。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全是人。姜欢的亲戚和乡亲全异口同声说要江苏来的法官给他们作主，说欢子是个好娃娃。姜欢的两个姐姐更是声泪俱下，一边哭着还一边说：‘欢子还不足十八岁，他是上了姓徐的当了，他还是个娃啊！’说老实话，我这人干的虽说是冷酷的职业，可说到底心还是挺那个，在那种环境下见姜欢姐姐这么哭，心里酸酸的。据说春节后姜欢跟姓徐的走的时候也是瞒着家里的，走的时候还割草把家里的一口猪和两头羊喂了，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自己只热了一碗隔夜的剩粥喝了，带走了母亲亲手给他做的、他一直没舍得穿的新布鞋，踏着晨露，随本村的那个姓徐的悄悄地走了。”
　　 “应该说起码小姜徐村的村民对姜欢没有恶感，说他不多话，像个女孩子，挺肯帮助人的，有一年夏天他甚至还跳到池塘里救过一个女童，而他自己却并不会游泳。那天那个被救的女孩和女孩的父亲也泪涟涟地来了，说姜欢这娃子不过就是到外面去图个生活，不会杀人的。我看到姜欢的姑姑和姑父也在，于是就乘便调查起来。我问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他们说是８４年，我问他们有结婚证没有，她姑姑不好意思地一笑，说他们是先结婚后领的结婚证，现在结婚证也找不到了。说种田的就知道过日子留那玩意干啥。问他们是不是他们结婚的那一年他们的嫂子生了一个孩子。姜欢的姑姑稍稍犹豫了一下，说印象是的，不过当时她和丈夫都在河北的一个民工队里，不在家乡。我不禁有些失望，姜欢父亲说妻子生姜欢这一年正好是他妹妹结婚，而事实上，连姜欢姑姑也说不清，甚至无法证明姜欢的姑姑是８４年结的婚。问屋里站着的姜欢的其他亲戚，他们也七嘴八舌说不清。姜欢的姑姑以及众人如此不确定的叙述又如何记录在案呢？我的助手掏出本子记了一阵子记不下去了，我示意他可暂不记。”
　　

　　 “第二天一早我和助手决定还是先到乡派出所去看看，既然小姜徐村不少村民像姜欢家一样连个正经户口簿都拿不出来，那实在是别指望能把姜欢出生的真实年月查实，还不如直接到派出所去查查户籍档案。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姜徐乡派出所早晨八点钟还没个人影来上班，直等到快九点了才有个胖胖的穿警服的人来上班，听旁边的人叫他霍所长。我们向他出示了介绍信，他斜睇了我们一眼，又像是打招呼又仿佛有些什么不满地说：‘听说你们来了，不好意思昨晚下去解决纠纷了，所以来晚了。没办法，我这儿就三个毛人。’所长打开门，想不到一个乡派出所就两间破房子，其中一间还装着铁栅栏，兼作临时羁押人用。我们说明了来历，希望所长能帮着查清人犯姜欢确凿的出生年月。‘恐怕很难查到，喏，’所长手指着堆了半间屋子的户籍资料说，‘没电脑，资料不全。而且因为人手不够，这一块是托乡里会计兼管的。’所长说完这话似乎就不太愿意和我们多说话了，显然他是对我们下来以后没先找他，而直接去了村里不满意。任我们怎么和他解释，他也不肯帮忙，后来给我们说得没法，就说：‘你们在我这儿翻半个月也翻不出个名堂来，而且翻出来也不一定就准，不如到镇上的卫生院查查，说不定他们那儿有出生记录，那样反而准一些。我们这儿都是家长自己报的，一般出生时都不报，等到家里小孩要上学了或者有其他事了，才想起来报出生年月，就凭个印象，你说那能准得了？’所长这倒是真话，也算是提醒了我。在这穷乡僻壤，你想什么事能上得了规矩？”
　　 “真是莫名其妙。”我感叹道。
　　 “是啊。你说说看，一个派出所居然没电脑，户籍资料竟然叫会计管。”叶明说。
　　 “那么你们去卫生院查出来没有？”我追问。
　　叶明喝了口酒，说：“查出来个屁！你想想派出所都那样不上规矩，镇上的卫生院能好到哪里去？而且是十几年前的事。我们去了以后，倒是有个老护士有个印象，说是十几年前春末的一个晚上，小姜徐村是有个姓姜的农民用独轮车推着个大出血的产妇到卫生院来，抢救了一晚上，好歹大人小孩是保住了，后来姓姜的农民还特地煮了五、六个鸡蛋送到卫生院来感谢。说是因为小孩保住了高兴，所以小孩是取的单名，叫什么‘欢’的，我的助手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叫姜欢。’那个老护士没有否认，说可能是就叫‘姜欢’，大概就是８４年。不过卫生院没有出生记录。我们让卫生院给我们出个证明，证明小姜徐村的姜欢是８４年在该院出生的，可卫生院听说我们是法院的，而且当年经抢救保住的小孩犯了事，便说什么也不肯出证明，那个老护士连在笔录上签名都不肯。因没出生记录，谁也不敢肯定他（她）们的记忆无误。见我和助手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卫生院的医生和护士建议我们不妨到姜欢就读过的学校再去查查，姜欢上学总要报年龄的。我们觉得这倒也是条途径。”
　　 “原本想学校也许要比卫生院正规一些，想不到学校比卫生院还要乱。那个姜欢在那儿上过小学的姜徐小学离小姜徐村不远，学生来去自由，年龄无论大小均可插到各个年级上课。姜欢到姜徐小学来上一年级的时候大概已经将近十岁了，几个教过姜欢课的老师都说他来的时候个头该有三年级同学那么高，印象最深的是他不怎么开口讲话，家里条件不好，常常赤着脚来上学，回去的时候还要剐一筐草带回去，有时候早上早起到小河沟里去剐点螺蛳或小鱼虾到镇上去卖，卖了钱拿回家给他爸爸买药。他爸爸长期患糖尿病，他自己小学五年也是断断续续上的，因他父母生病休学过一二年，他自己有一年得了肺结核又休学了一二年，到了小学毕业该有十六七或者十七八岁了。学校老师对姜欢有记忆，而且对他没什么大的恶感。说他挺文静的。‘成绩怎么样？’我问一个当过姜欢班主任的女老师。‘成绩也还可以，这娃子不笨。’那个女老师说，‘姜欢到底犯什么事了？’我不太好回答那个老师，只好支支吾吾说‘有点事，还在调查。’我又问学校老师，既然入学不问年龄，来去自由，那么毕业总该有个证书，毕业证书上总该有个年龄吧。可那些老师都笑了，这个学校压根就没有过毕业证书，不少学生来上几天，家里有事，或没钱了，就又不来上了。所以也没法发什么证书。至于年龄，因为学生来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的，走的时候校方就更没法搞清了。”
　　 “从学校出来不禁有点叹息，都什么年代了，想不到还不算特别差的安徽农村，居然还有这么乱糟糟的学校，回头再看着校舍，也是东倒西歪。破破烂烂的泥坯房。想想没办法，觉得这事恐怕还是得求助于乡派出所，虽然那个霍所长对我们的到来并不热心，甚至也算有点地方保护主义，但不管怎么说这事事关当地人的一个独子怎么判刑，判什么刑。这案子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回去，年龄问题既然提出来了，那就得有个说法，否则无法最后定案，我这个主审法官对庭里、对院里也无法交待。你知道的，我们现在都有考核的，一年中有多少案子无法结案的，有错案的，那都直接关系到我们还能不能在这个岗位上呆下去。所以那天从学校出来，我和助手还是直接去了派出所，好歹也要弄个关于姜欢年龄的字据出来。”
　　 “去了以后正好派出所要下班，看那形势，那个霍所长也不打算再接待我们。这时候我也不跟他们谈什么公事公办了，连忙拍拍所长和一个民警的肩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到附近的小饭店坐坐。所长先是不肯，后来见我们态度诚恳，也就和另外一个民警收拾东西跟我们到了小饭店。饭店和所长都是熟人，热情是热情，可实在是没什么像样的菜，再要跑远那就要到一个镇上去了。所长又不肯，所以四个人坐下来。你都想像不到他们那儿装菜用多大盘。”
　　 “多大盘？”我问。
　　叶明用手比划了一下，足有小脸盆大小：“这么大盘，一大盘猪头肉，一大盘炒羊杂，一大盘炒肥肠，一大盆杂烩，还有两条青鱼，一大盘炒鸡蛋。菜虽不怎么样，但数量特多，加上三瓶当地的大曲，大家吃得蛮开心的，到最后都称兄道弟了，那个霍所长把袖子一直捋到胳膊肘上面，裤带松开，拍着我的肩说：‘大法官，不是我不帮你，不瞒你说，我们这儿不比你们苏南发达地区。我就三个鸟人，要管全乡八千多号人口的治安、户籍一大趟的事，经费经费没有，奖金奖金没有，这儿地方偏僻，上面又没人问，兄弟我干得没劲啊。’我说不管你干得有劲没劲，查姜欢年龄的事老哥你一定要帮忙，不然小弟回去交不了差啊。‘没事。’所长亮着嗓门说，‘这事怎么说也要给你弄个满意的答案回去。包在我身上。’‘那太感谢了。’我很兴奋，‘老哥有机会到江苏，一定到我们那儿去，我们一定好好聚聚，平时有什么事尽管打电话来吩咐。’我也多喝了一点，其实我除了‘杀人’的权利，其他哪有什么权利哪，就这顿简单的便饭的钱，回去以后我还不知道找谁去报呢。还好，吃好了喝足了，最后我又从柜台拿了两包烟塞给所长，总共只有１４０元，就是我个人掏了也没什么。”
　　 “所以安徽人还是直率、朴实，再加上毕竟我们还是政法一个大系统的，那个霍所长答应帮忙立刻就帮忙。他让一同去的民警别走，他们一同到了所里，所长拿起电话就到处打。最后用高音喇叭硬是把乡里那个代管户籍的会计喊来了。喊了来以后几个人一起翻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人口普查资料，一直翻到后半夜，才从一个柜子的最下面翻出小姜徐村的人口普查资料，那里面有姜欢家的资料，我们几个赶忙凑过去。不看便罢，一看普卡上赫然写着：姜欢、男、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７日出生……我愣在那里，所长问我：‘是他吧？’我停了半晌，点点头：‘是他。’‘对吧？’所长又问。‘这个出生年月日是怎么填的？’我问。‘是他们家的户主，也就是姜欢的爸爸或者妈妈自己报的。’所长回答说。‘他们凭什么这么报？’我又问。‘这哪儿知道？’所长说，‘也许是凭印象吧。复核也是根据他们户主的自报复核的。喏，这上面还有姜欢家户主和他本人的手印。’‘还……还有其他凭证吗？’我细细地打量着姜欢父母和姜欢本人在普查卡上捺下的手印。所长摇摇头说没有了，又问：‘这……有用吗？’我停了好一会儿，才说：‘有……有用吧。’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想把那张普查卡复印下来，可派出所又没复印机。所长见我急，索性便抽出姜欢的那张卡对我说：‘你办案急，你就先拿去吧，以后案子结了再还。或者，还不还都无所谓，我们这儿就这状况。’我觉得挺不好意思，十分感谢霍所长，可心里又有一种难言的滋味。为了慎重起见，我又让所长在那张卡上盖了章，并且签上‘情况属实’几个字。这一切都办好了，天都快亮了，所长坚持让我们吃了早饭再走，但案子也算挺急的，我和助手则坚持还是赶快回来，所长无奈只好用所里的车子送我们直接去县里乘班车。到县里时，天已经大亮了。”
　　 “回来以后我立即把那张盖了章的普查卡交给庭里，并把有关情况向庭长和院里作了汇报，我建议能否暂缓执行姜欢，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找到确凿的户籍档案，换句话说，我们对姜欢到底够不够法定成年人的年龄没有最确实的把握，再说还有一名凶犯尚未归案。头儿们听我的汇报并研究了那张卡以后反问我一句：‘要是那个凶犯永远归不了案，永远查不到姜欢的户籍档案呢？’我一时无法回答，因为谁也说不清究竟能不能查到什么户籍档案，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永远不结这个案子呢？’庭长问我，‘把姜欢永远关在牢里不判？再说了就算谁有一天查到姜欢的户籍底册，那上面的出生年月不还是姜欢家人自报的？’我想想庭长的话也有道理，既然都是自报的，那么查不查出户籍底册也就无关紧要。由于年代久远，到９０年代普查时姜欢父母报年月时仅凭印象来报，错将８４年报成８３年也说不定，总之谁也不知道姜欢后来会犯事，谁也没想到一年之差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要是知道这一年之差的重要性（不不，也许就是差了一个月零一天），恐怕当初谁也不会仅凭记忆来填报年龄了。事已如此，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姜欢是８４年出生的，法院方面也只能以那张普查卡上的年月来认定了。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但是没办法。再说时逢去年的‘夏季严打’，像这样恶性的案件不打个出头的，的确很难交待，死者家属那里也无法交待。我们国家的很多审判都是这样，常常都与是否可以向谁交待有关。不过尽管这样，大热天我还是骑着车跑到郊区的看守所去找到姜欢，把到他老家调查的结果告诉他。他穿着一双旧凉鞋，可能是因为天热，似乎还有点迷迷糊糊的，他反复问我如果不满十八岁会怎么样？我没正面回答他，只是一再问他能不能想起什么和他年份或出生年月相关的事，还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到底多少岁没有。他想了又想，说想不起来了。我问他再给他时间，他是不是有可能想起来，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死刑复核一旦我们没有新的意见，也许很快就要下来了。他说他想不起来了，再给他多少时间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没办法了。望着他那副还显稚嫩的脸，我不禁有点泄气地想。询问临结束时，他已经走出去了，忽然又转过身来问：‘俺爸俺娘身体还好吗？’我没好气地冲着他挥挥手说：‘碰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能好得了？气还不气死了！’他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我示意快滚，他才眼里露出可怜巴巴的神色退出审讯室，我坐在那里好一会儿没动窝。我也为我的言语和突如其来的无名火觉得奇怪，我不知道我所说的争气是指什么，莫非是真的盼望姜欢是１７岁而不是１８岁，从而可以因为未成年而杀人不用偿命？这岂不是同情杀人者，而漠视被害人？还是……总有哪儿不太对劲，或者说二者不是一回事？反正我是不太说得清。你是写东西的，是玩人性的，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懂。”
　　我摆摆手，说：“哪里哪里，这事我也说不太清。也许就是命吧。那么后来这个姜欢执行了吗？他有没有上诉？”
　　 “执行了，小家伙没上诉。”叶明说，“我问他上诉不上诉，他先问我什么叫上诉，我说上诉就是说可能改判，而后他又问我上诉有用不。他叫我哥，他愿意这么叫就让他这么叫吧。我说也许有用也许没有用，不过按他这个情况……我后来倒说的实话，按他这个情况基本上没什么用。他停了一下说，那就别上诉了。我说你想好了，他说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在判决书填上了不上诉。我心想既然没什么用，搞来搞去也折腾。还是个死。不过最后，就是去年九月头上，那天一大早我和公安、检察一帮子一起到看守所，宣布高院的死刑复核书，验明正身。先到号子里他还没什么反应，我冲他笑笑，他也冲我笑笑，甚至他还冲着我做了一个孩子气的调皮相。我说你哥我今天来送你上路了，他不太明白：‘上……上什么路？’我笑笑：‘什么路？太平路，永远太平的路。’‘什么永远太平的路？’他还不明白，后来他看着协助执行死刑的武警什么的都进来了，发现那阵势不对，突然往后直退到墙根，一屁股瘫在地上大喊起来：‘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还未成年啊！！’这时候他又好像全懂了。一边呼着还一边双脚蹬地，就像个淘气的孩子似的。两个大个武警见状像两只豹子似的窜过去，一把就将他的双臂钳住，皮鞋踩住他的腿使他动弹不得。我立在那儿有点发愣，进而劝告道：‘好好的，别找苦吃。’接着匆匆向他宣读了高院的死刑复核书（不瞒你说，这时候我也存了点私心，怕烦了，按道理既然他大喊未成年，那就可以再问问他是不是有了什么新证据之类的东西），最后让他签字，他死活不肯签。末了只好由我替他代签了。后来他看再怎么嚷也没用了，也就平静下来了。我问他还有什么要说吧。他想了一下，说想喝酒，我觉得有点意外，从来没听说他会喝酒，而且你知道的，按规定也不准临刑前给死刑犯喝酒，主要是怕弄出什么事来。大概小家伙是看了电影上杀死囚都给喝酒的，所以也想学着喝口酒壮壮胆，说不定还来句什么豪言壮语。这事本来是不可以的，可我想想这小家伙不管怎么说似乎有点冤，就算确确实实是８３年５月１７号出生的，至少他去年春节后出来打工时还没够十八岁，还是未成年人。想不到仅仅过了一个月零一天，钱没挣到，反倒杀了人，自己也成了够杀头年龄的成年人。所以我就和看守所所长说能不能找点酒来，满足一下小家伙的最后的愿望，有事由我来担着。所长说我们这儿没酒，平时都值班什么的，谁敢沾酒啊！他见我坚持，而且我们又是老相识，就到处去找，末了没办法在武警中队的厨房里找了点烧菜的黄酒来。真正把酒找来了，姜欢又喝不下了，他本来就不会喝酒，刚喝了一口就呛了出来。只好作罢，所长嘀嘀咕咕地又把酒拿走。我破例又稍给姜欢点时间让他准备一下，最后再上个厕所，以前有不少死刑犯说不怕不怕，结果在路上还是吓得拉裤了。姜欢摇摇头说不用了，他请我把他枕头边的包袱打开，把里面的一双手纳底的黑布鞋给他穿上，那是他母亲亲手做的，他出来后一直没舍得穿。他两手绑着不好动弹，我让他别急，先在一张小凳上坐下来，我亲手帮他把布鞋穿上脚。穿上鞋后，他前后打量打量，说从小到大还没穿过这么好的鞋。我催他快点，外面公、检、法、武警一大帮都在等着呢，车子已经发动了。‘是了，哥。’他顺和地叫了我一声，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你知道的，这些年经我手处决的死刑犯有若干个，我已经有点麻木了。不知为什么那天我真的有点酸酸的感觉，你说奇怪吧？”
　　 “现在执行死刑不像过去大张旗鼓的，又是开大会，又是游街。基本都是直接拉到刑场。那次刑场选在火力发电厂的灰库，那天风又大。刮得满天都是。在车上的时候，姜欢先是没说话，我看看他，他用嘴朝下呶呶，我问他有什么事，他眼泪哗哗的，让我把脚上的新布鞋脱下来，说这样带去也浪费了，留着和他留在看守所的小包袱一起送交给老家的父母。我没办法，这时候只好尽量满足他的要求，重又帮他把鞋脱下来。”
　　 “下车的时候他就赤着双脚，好在天不太凉，他和行刑的武警一起向灰库中央走去。你知道的，灰库的灰就是发电烧剩下的粉煤灰。灰白色，细得跟旱天的尘土一样，一行人走在上面扑扑的，大风一刮，整个灰库基本都不怎么看得见人。我和其他司法人员没过去，就站在灰库边上看着，哨音过后，听到一声闷响，只看到远处一坨人影中有一个扑了下去，其他什么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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