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烜：中国经济法学界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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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紫烜：中国经济法学界的先行者

■　高海燕

《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3期　　综合经济-人物与公司

　　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法学家的智慧促使中国由人治、政策治，最终走向法治国家。
　　编者按：杨紫烜，一位有着深厚马列功底的法学名家，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多所高等学校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他先后担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七届专家顾问团顾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届特邀咨询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中，杨紫烜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种自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国家协调论”。
　　
　　走在杨紫烜的身边，很难相信像他这样的年龄--七十二岁，居然身轻如燕，步履轻松。为了适应我，一个不及他年龄一半的人，杨紫烜故意放慢脚步，而我已疲惫尽现。几年前的一天，杨紫烜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散会后许多人等着上电梯，杨紫烜没有等，他找到楼梯一口气爬上了22层。
　　
　　为实现伟大的目的而锻炼
　　
　　健全的体魄，对于杨紫烜来说不是容易得来的。1952年他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急性肾炎)，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这对他触动很大，他想了许多：我的体质那么差，就这样下去还了得吗？要实现我在中学期间确立的人身理想---“以可能实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尽可能大的一份贡献”---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作为物质保证，只能是一句空话。那么，怎样才能增强体质呢？为了得到科学的答案，他在住院期间看了大量资料。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除了应该保证必要的营养和适当的休息以外，最为重要的是真正懂得了“生命在于运动，锻炼贵在坚持”的道理。于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坚持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为国家健康地工作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此，他逐渐养成了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无论春、夏、秋、冬，风雪无阻，并且保持终生。
　　随着年龄的变化，杨紫烜调整着最适宜的锻炼方式，探索着科学健身的规律。从年轻时起，杨紫烜坚持长跑40年，后来改为跑走交替，近年来坚持每天快走。在时间的选择上，他逐渐认识到下午是最适宜的锻炼时间。这时身体与外界环境相适应的应激反应能力达到最高水平，神经的灵活性也最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体潜能和身体适应能力，达到锻炼健身的目的。只有在夏天炎热的时候，才将锻炼时间改为清晨时分。
　　为了监督自己，杨紫烜将每周锻炼计划贴在墙上，用打勾的简单方式来督促自己。久而久之，习惯就成为自然。即使出差在外，也不会放弃锻炼。还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杨紫烜到南方出差。下火车后，他租了一辆“二等车”。所谓“二等车”，就是在加重自行车的行李架上绑一块木板，木板上放个软垫，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接待乘客，收取劳务费。骑车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看起来身强力壮。驮着杨紫烜，小伙子骑了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便露出疲态，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杨紫烜一看，在后面坐不住了。于是跟小伙子说：“来，师傅，您坐到后面歇一歇，我来蹬车子。”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杨紫烜骑了一半还多。下车后，杨紫烜付给小伙子乘车费。小伙子不好意思地说：“你坐了我的车，也骑了那么多路，乘车费就少交一点好了。”杨紫烜当然不会答应。
　　杨紫烜虽已退休，但退而不休。他已经加入老年行列多年，但仍然在以充沛的精力工作着。这得益于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实现远大的理想，处处需要顽强的毅力。杨紫烜用自已的行动一步一步地实践着“伟大的毅力为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座右铭。
　　
　　从调查研究入手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杨紫烜在北京大学从事着法理学和国际公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1979年起，杨紫烜开始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此以前，在中国，大家都不讲经济法，更没有经济法的论文和著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怎么开展起来呢？杨紫烜认为，应该从调查研究起步。
　　于是，在1979年下半年，他同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和法学研究机构的一些学者先后就经济立法、经济司法和法学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首先，他们在北京地区，到首都钢铁公司、北京重型机器厂、北京第一机床厂、清河毛纺厂等企业以及有关国家机关进行学习、考察、了解情况。然后，杨紫烜带领一个调查组到成都、重庆、武汉作调查。在四川，他们先后到七个企业和有关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司法机关了解到大量有价值的情况。作为调查成果之一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与加强经济立法的调查报告》，由杨紫烜执笔，在《法学研究》上发表。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是从四川开始的。过去，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现为：财政统收统支、物资统调统拨、产品统购统销、外贸统进统出、劳力统招统配、计划统一安排。这种状况在国有企业都有反映。四川省的企业改革，根据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企业主要扩大了七个方面的自主权。在这次调查中，他们发现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带来了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变化，触动了沿用多年的计划、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物资供应等各方面的不合理体制，急需要制定有关经济法律、法规来加以调整，以保障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调查报告》以翔实的材料，从与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六个方面说明了当前经济活动中经济法律、法规缺位所带来的问题。比如：工业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密切了，签订的合同增加了，其不当经济行为需要法律予以规范；四川省明确规定，有条件的企业可以跨地区、跨行业积极发展联合经营，但是目前还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发生了问题难于解决，应该抓紧立法；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在工业企业的产品自销与商业企业的产品选购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需要通立法来明确它们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有了利润留存，企业基金增加了，当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向企业摊派各种费用时有发生，需要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制止相关国家机关的不当行为。
　　根据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材料，《调查报告》最后指出：“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带来了经济关系的变化，变化了的经济关系需要制定经济法律、法规来加以调整。所以，许多企业和有关经济管理机关纷纷要求抓紧制定工业企业法、商业企业法、农工商联合企业法、公司法、合同法以及关于计划、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经济司法机关的同志也说：“没有法，我们案件不好办，法律文书也不好写。处理案件缺乏法律根据，当事人也不容易服。”他们在向上级组织写的书面材料上，还郑重提出：“建议加快经济立法的速度。”
　　
　　培养经济法人才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杨紫烜进一步认识到了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与经济立法的关系，经济法的制定与经济法实施的关系，经济法的制定、实施与经济法人才培养的关系。他经常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一大批经济法专门人才，这些人才从哪里来？现有的高等学校都不培养这样的人才怎么办？他认为，应该在高等学校建立经济法专业，培养经济法专门人才。回京后，杨紫烜立即着手成立经济法专业的筹备工作。1979年12月底，在北大法律学系(法学院前身)领导班子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成立经济法专业的建议，并充分说明了理由。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杨紫烜的意见。1980年1月10日，杨紫烜接受委托起草了《关于成立经济法专业的报告》。1980年2月25日，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增设经济法本科专业，学制4年，1980年暑假开始招生。”此后，杨紫烜又接受委托，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经济法专业1980级教育方案》(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经济法专业的教育方案，其起草之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至今，杨紫烜还保存着这一份《教育方案》的底本。泛黄的信笺上，是工整的手写体，墨汁涂抹的部位经过了深思熟虑。其课程的设置中涵盖了不少在当时是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前沿的课程。1984年2月，教育部批准了杨紫烜起草的<<关于成立经济法研究所的报告>>，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杨紫烜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法专业和第一个经济法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
　　

　　在北京大学，杨紫烜带头从事经济法教学工作，先后讲授六门课程。其中，有几门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在全国率先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别设立的课程，杨紫烜是第一个讲授这些课程的学者。由于他教学态度认真，教学内容充实，教学方法生动活泼，受到学生普遍好评，曾被授予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紫烜教授先后指导的国内外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共102名，111人次。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为培养法学人才，发展经济法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强中国对外法学交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分别成为：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法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院长、主任或所长；立法专家或专家型高级公务员；高级检察官、高级法官或大法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律师事务所的知名律师、合伙人、主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总裁或高级顾问。
　　杨紫烜忠诚于教育事业，热爱经济法学科。即使面对诱惑，他也坚定不移。在经济立法调查以及其后参与立法研讨的过程中，杨紫烜的学术水平和为人处事获得了普遍的赞赏。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一个部门经济法规局的负责人多次与杨紫烜商量，希望他到该局去工作，准备接他的班。并且说，去了以后各方面的待遇要比北大好得多。其中，对杨紫烜很有吸引力的是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因为当时杨紫烜一家四口住在两间狭小的筒子楼中。因住房有限，一儿一女不得不住在一间房子中，睡上下铺。随着孩子的长大，生活极为不便。他的孩子也一再地劝说，希望爸爸工作的调动给全家生活带来改善。但是，杨紫烜不想因为去政府机关而中断了经济法的理论工作。他已经发现，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更具生命力和持续性，可以工作到70岁、80岁，甚至更长。最终，他用经济法教学和研究上的建树证明了选择的正确。
　　
　　创立经济法理论
　　
　　在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中，杨紫烜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种自成系统的经济法理论--“国家协调论”。他强调，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协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运行施加影响更是成为通例。国家通过经济协调行为，实现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效率与公平、经济与社会等诸因素之间协调运行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国家经济协调关系。通过国家相关立法，制定出一系列法律规范，以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就是经济法。“国家协调论”在经济法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贯彻“国家协调论”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教材《经济法》一书，荣获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杨紫烜还作了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打通研究。他认为，国家协调经济运行，可以分为一国协调本国经济运行的行为和两个以上国家共同协调国际经济运行的行为，并分别产生国内经济协调关系和国际经济协调关系。调整这两类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分别总称为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国际经济法理论--“国际协调论”。2000年出版的，由主编杨紫烜与其指导的五位博士生(均已取得博士学位)共同撰写《国际经济法新论--国际协调论》一书，是一部颇有创新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
　　
　　参与国家立法
　　
　　从1998年3月至2003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共召开了302次会议，对89件法律草案、8件法律解释草案、8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研究和统一审议。杨紫烜作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19名委员中唯一来自高等学校的委员，参加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会议，认真履行人民赋予的职责，在审议各种法律案时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对国家的立法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些法律案的重要条款，正是由于他的提议和坚持，才有了更为合理的重大修改。
　　其实，早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以前，杨紫烜就关注着中国的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从1979年起，他先后参加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土地管理法》、《会计法》、《价格法》等许多重要法律的调研、起草、座谈或修改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杨紫烜还在继续参加有关立法活动。
　　
　　相濡以沫的日子
　　
　　每当回溯往事，杨紫烜总是非常感激年轻时的那些历练。1951年，初中尚未毕业的他，离开江苏南通考上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纺织机械制造厂--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办的技术学校，并最终成为该厂的一员。他后来的经济法研究获益于这段工厂经历。
　　也是在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杨紫烜与夫人李如英相识，并因此携手共度人生，相濡以沫50载。
　　李如英，1948年就进入上海一家纺织厂做工，17岁担任了工会干部。作为山西经纬技术学校的第二批学员，在杨紫烜之后来到山西。虽然她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是当她下了火车，一脚踩进山西乡村没膝深的泥土中时，她才真切地意识到未来将是怎样的艰苦生活。
　　上海女孩喜欢吃零食，而当时在山西农村，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何来零食。但是，山西有丰富的小枣和花生等农产品，于是他们就“发明了小枣的各种吃法，甚至将枣放到热水瓶里泡了以后吃，吃得多了个个都上了火。”说起当年的生活，李如英不觉眉飞色舞。
　　杨紫烜毕业并留校工作后，李如英随着调到了北大。未名湖畔，又多了一对相知的身影。虽然生活依然艰苦，但是彼此有信念支撑，一路走来，苦亦是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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