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局局长索马维亚在国际劳工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世界正面临一场从数量到质量的全面就业危机，这场危机成为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它同时威胁着世界安全、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世界性的就业危机没有放过中国，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无可避免地迎来了这次危机。
　　人口膨胀、产业调整，种种原因带来了中国此番就业危机，许多人为了工作疲于奔命，与此同时，“啃老族”们还在享受着父母提供的生活。
　　要解决就业问题，仅靠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流浪汉看到一家商店的看门人跌断了腿，就赶紧跑过去——他不是跑去救人，而是跑去应聘看门人的职位。而这个情节，在某个著名大学的论坛上上演了现实版。
　　在一次空难中，有50多人丧生，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发表文章说，看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又多了50多个职位。没有惊讶，没有痛惜，他说特别想知道那50多个人都是哪个公司的，好去投份简历。
　　
　　“天之骄子”风光不再
　　
　　上面的例子虽然有些极端，但是它反映出，如今就业压力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早已越过宏观的外在行为，而深入到微观的社会心理中，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判断和理性判断，潜伏着一种心理危机。
　　湖南某校一毕业生找工作，找了几家单位都以“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回绝了，该学生无奈地表示，我半年或者一年不要工资，我白给你打工，你能不能招我，结果公司还是说你没有经验，我不需要你。相反，广西的空谷校园网站的讨论区当中有学生贴出了帖子，引起了强烈反响，说要求有薪资联盟，现在找工作非常难，所以很多的企业就趁机打压毕业生的底薪，大家联合起来说底薪不能低于1500元，要不然谁都不找工作。
　　曾经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如今被现实结结实实地摔到了地上。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智联招聘网进行了一项联合调查，题目是如果提供与期望相符的工资，如果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话，您会接受吗？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会接受”。而大学生的起薪，也一降再降，从2000元，到1500元，再到1000元，甚至800元、600元、零薪水，有人说这表明大学生越来越务实，其实无奈的成分居多。
　　据相关部门统计，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从学历层次看，就业困难者主要集中在大专和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重点院校仍然供不应求。
　　国家发改委预计，今年多数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将趋于下降，薪酬、福利会减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高端服务业岗位也将不足，而随着部分东部城市开始讨论人口控制政策，还可能造成东部就业空间的紧缩。
　　面对就业压力，很多大学生为提高身价，选择了继续攻读研究生或者考各种各样的等级证书，其实在各种考试之后，他们依然要面对就业压力，许多人的选择深造，成了对现实的逃避。
　　针对就业难问题，相关专家表示：学校应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就业市场化日渐增强，学校更应考虑到计划分配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差别，将人才结构与需求结合起来，加大社会急需专业的招生数量，相应适当减少就业难的相关专业，更注重技能的训练。而这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实施宏观调控、严加监管，对教学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合理的学校和专业减少招生数量，直到停止招生。而一些用人单位的“吹毛求疵”行为，也应有所改变，毕竟，用人单位是“用人”而非“骄人”，是用人做工作的，不是拿人来当摆设的。
　　
　　失业人口继续增长
　　
　　由于新增劳动力将在今年达到一个高峰，今年就业形势将面临更大压力。国家发改委日前在官方网站上刊出《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的文章，指出今年失业人数将新增1400万人。发改委就业司将今年就业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总结为“劳动力供给增量达到峰值，劳动力需求难以大幅增长，劳动力总量仍然严重供过于求”。
　　劳动力过剩的最直接原因是人口压力，中国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在今年将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在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只有1100万人，将有1400万人的职位需求难以满足。
　　1400万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呢？每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在总理的施政报告与国家计委的报告中，都会透露一些数字，这两年都说“城市登记失业率”为4.5%左右，大约有1500万人失业。
　　显然，“城市登记失业率”是一个相当狭窄的概念，它的计算方法是在城市前往政府就业辅导（或培训）机构“登记”自己失业的人数，除以该市就业人数，这里面没有包括不登记的人数，还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中间的剩余劳动力，也没有计算在内。据一份官刊透露，2004年城镇真正的失业率，已由2003年的10.99%上升到11.45%，这还不包括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创造财富，干的是最脏、最苦、最危险、收入最低的工作，但是，得不到任何劳动保障和福利，包括医疗、工伤赔偿等，连微薄的工资，也经常被拖欠。他们被列入“另册”，就业或失业的名册上，没有他们的位置。
　　而国家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在审计某市失业保险基金时发现，该市不少市属企业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员。这些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下岗人员，由于技能、年龄等问题，同时又固守着传统观念，不愿脱离企业走向社会。与此同时，由于“隐性”失业人数远远大于上报的下岗人数，一些企业每年不仅要为他们支付大笔基本生活保障费，还要按照规定为他们交纳失业保险基金，企业负担很重。由于企业财力匮乏，这部分实际已下岗而没有进入失业保障体系的人员，基本生活越来越缺乏保障。这种“隐性”失业人员在国有老企业普遍存在。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正逐渐显现。
　　
　　产能过剩引发就业危机
　　
　　失业问题被列为十大危机之首，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得出这项结论，并且指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要解决就业问题，仅靠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预计，今年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约900万人，下岗人员460万人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0万人，按政策需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和退役军人约3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保持近年水平，今年可增加就业岗位800万个左右，加上自然减员提供的就业岗位，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国家信息中心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分析，2005年国有企业效益依然较好，其中中央企业净利润和净利润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政府不会再次发动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运动。这是化解失业难题过程中的一个有利的因素。而不利因素是，国有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已经不占主要地位。这些年来，中国新增就业岗位的80％以上来自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中绝大部分都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从各方面分析，2006年企业利润急剧下降的代价在更大程度上将由非公有制企业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非公有制企业即使不“减员增效”，只要不再吸纳新的劳动力，一年新增1000万的劳动力无处消化，就会使得整个失业人口急剧增加。
　　高辉清还表示，从2002年开始启动的本轮经济周期是中国进入买方市场以来的第一个周期，即使是在2004年的经济顶峰时期，市场绝大多数商品仍然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而有关资料显示，在前几年经济高涨中所形成的新增产能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就意味着，中国即将面临的产能过剩局面之严峻也将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承诺控制出口过快增长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的下降速度也许同样会前所未有。
　　
　　就业危机感缺失
　　
　　就业压力日趋加大，本来人们都会为找工作奔波，但是年轻一代中却出现了“啃老族”。
　　根据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目前中国爆发的高学历NEET一族现象已经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海外媒体也曾对此进行报道，而且这个问题也让许多专家深感担忧。
　　NEET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是NotinEducation，EmploymentorTrainning的缩写，指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在学校里上学，更没有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靠家人生活的青年人，在中国，他们被称为“啃老族”。
　　专家分析了“啃老族”涌现的三方面因素：一是习惯于依赖父母的高校毕业生不愿意面对现实工作的压力，因而选择寄生父母生活；二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就业障碍和就业压力，一些人在择业失败后，成为“啃老”一族；三是一些高校毕业生对未来充满幻想，无法自我准确定位，也成为“啃老”一族。实际上，无论是高校毕业生本人，还是家庭和学校，都对这个问题有着各自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中国社会还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这样一个绝对数量不小的人群，目前能做的就是一方面学校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应付激烈社会竞争的能力和心态，引导帮助他们就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媒体和社会各界要积极关注这一群体和他们的生活状态，通过舆论引导他们面对现实。
　　面对就业压力，政府一直在出台各种办法帮助不同类型人群就业，如针对下岗职工的搞个体经营减免税费、针对大学生的“大学生村官”计划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建议，作为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执行者的政府，应该为非正规就业创造条件，做到规范而不抑制。
　　蔡昉所说的非正规就业，通常指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在中国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可以当作区分就业是否正规的重要标志。他建议，首先，根据非正规部门发展的需要，为其能够获得注册、信贷和合法经营创造相应的制度环境，在不危及其存在的前提下，创造条件将其转化为正规经济。第二，在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中，充分考虑到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长期存在，从保障水平、可转移性等方面着眼，设计与之相容并有助于克服其缺陷的社会保护方式和机制。第三，综合利用非正规就业的市场机制和社会保护的政策手段，最大化降低贫困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