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一流基本素质的中国人却不能发展出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技能，不仅失去了在文明演进中的领先地位，反而在曾被我们祖先蔑视为“蛮 夷”者的后代面前失去了自豪感？
    正是这官僚资产阶级才是中国变革和发展的主要障碍。虽然该阶级中大多数人都把自家子孙派往西方去学那无礼无仁无义无德的洋学，并把他们做买办而从国内搜刮的民脂民膏教这些无礼无仁无义无德的后代继承，但其本人却要固守在中国的专制统治，继续要求民众按有礼有仁有义有德的道统来拥护这种统治。
    这是中国社会变革艰难曲折的思想根源，也是有着一流基本素质的中国人不能创造和享用一流现代文明的文化原因。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力与官文化是统一的，但它却成为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大障碍。
    批判和克服官文化，是中国社会变革与文明进步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而人民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中国的变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沉重，也是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其沉重，主要表现为在集权官僚制的系统和深厚上。
    中国变革的沉重，还表现在变革势力的弱小。
    正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不可能是效法西欧一二百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西欧近代社会变革未能效法中国建立集权官僚制一样。在个各式各样的“救国”幻觉——科技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农业救国、——破灭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的革命的经验中悟出了一个道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正是在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指导下才真正展开，而中国革命的伟大，也就在于此。
    社会主义是劳动者利益的集中体现，他以平等的人的自由、民主为原则，这就是对资本统治的否定，也是发动和组织民众参与社会变革的根本中国的先进势力，既无权势，又无财富，他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占人口大多数的贫穷的劳动群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凝散沙为伟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以人的自由、民主作为变革的目的。而中国，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是站立着的、具有尊严的现代国家。只有这个中国，才第一次战胜了美帝国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是中国劳动群众的力量，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胜利之一。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继续变革的保证。
    中国的变革将为人类再开创一条新路。
    不过，变革过程中，沉重与伟大是统一的。中国变革的伟大，就来自其沉重。只有用超过旧势力的力，才能将中国社会推向进步；而这又是多么沉重的啊，它不仅要求变革付出伟大的牺牲，还会使变革出现许多曲折，但已经发动起来的变革，必将冲破各种阻力，而达其坚定不移的目的——这就是中国变革的伟大。
    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与官文化及其现代变种——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这两种文化的矛盾，也就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发动民众进行社会变革，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调动并组织民众的变革精神。毛泽东的思想灵魂就在于此。然而，当中国的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却违背了他以辩证法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忽略了官文化及其旧势力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官文化及其所体现的旧势力，任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次要方面，但却是与社会主义势力相对立的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
    官文化，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已发挥完毕，但以顽强的生命力存留于现代依然存留的官僚体制，并对人类的进一步发展起着干扰和阻碍作用的时候，对它的批判就已经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了。
    批判官文化，是现代中国先进分子的历史任务，也只有以现代人类最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则为原则，才能批判得深入、彻底。
    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人道主义，就是劳动人道主义具体表现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官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天命论”，官是天命所体现的“君”的助手，君与官是代天行道的。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更重要的还是暴力论，是“打天下，坐江山”。劳动人道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论”，进而也摧毁了暴力论。人类社会生活是劳动创造的，劳动者是文明的主体，也应该是社会的主体。
    批判官文化的方法是辩证的、历史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官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它的形成、发展、昌盛、衰落，都是社会矛盾演化的历史所决定的。

    一些人愿意这样提问题：官文化或儒家道统，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吧，我们的批判不能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统统扔掉吧。因而，他们主张，先要找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再对坏的部分进行批判。这里，不妨请你们去找，但断章摘句得出的结论，又怎么会是正确的呢？如果这种方法得以成立，那么，人类所有的学说、著作，都可以从其历史条件中剥离，并拆开其词句，重新组合，这样做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一般规律，但这个一般规律并不是先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特殊矛盾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特殊矛盾之中，是各特殊矛盾中的普遍性。
    集权官僚制的结构和行为，不仅要保证其体制内的统一，还要保证对被统治的平民百姓的绝对控制。
    官僚地主阶级及其转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中国社会矛盾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进步与发展的主要阻力。
    官文化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是现实的存在，对它的批判，是不可躲避的历史任务。
    儒家道统的没落和终结是历史的必然，这与集权官僚的没落和终结是统一的。
    大都是个体生存的，个体人之间的力量差别并不大，何以有人得居统治、支配地位？而且，还可以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控制他人的生命权？这里，当然有人从动物那里继承下来的劣根性——人类就是不断地克服、改造这种劣根性，但人只要是人，同时也是动物，好逸恶劳和支配他人的动物一般属性就会存在，不过是人性升华的过程中逐步被抑制罢了。
    官文化的愚民，关键就是严格地将民排斥于政治活动之外，不给民众以任何政治权利，同时将政治神秘化，以各种仪礼加以包装，制造各种假象，令民众屈服。
    面对如此庞大、系统、坚固的官僚政治机器，民众个体只能屈从，而官文化——官僚政治机器的灵魂，非常清楚：必须将民众严格地局限于其个体人格和行为中，绝对不容许民众相互的政治联合。虽然民众在人树占绝大多数，但却是分散的、个体的存在，是“一滩散沙”。一个个体的民，面对联合起来的系统的官僚政治机器，是相当渺小的，其不满和反抗，只能是个体行为，官僚政治机器对待这种反抗，是相当机敏的，它就像巨大的灵活的章鱼一样，迅速地将敢于反抗的个体民吞噬。
    孔、孟的儒学，先进之处就在于劳动者也被视为人，但却是绝对的下等人、小人，是愚昧而且容易动乱的，因此，才需要“治”，需要“牧”。“牧”的动机，一方面是保持被牧者的“愚”，另一方面是迫使其为我劳动。
    以愚民为动机的“牧”，首要一条，就是惑，即以“爱人”和“亲民”的态度，是民众信从。
    “惑”仅是“得民心”，但它还远远不够，必须在民众之间设立各种障碍，使之不得串联，不能形成反抗势力。这就是禁、隔、阻。
    禁，就是法律和政策的形式，规定民的行为准则，不许干什么、说什么、想什么。
    这是官僚地主阶级总体与其个体之间的矛盾，但这种谋取私利的个人行为，并没有损害总体的统治，相反，恰恰体现了集权官僚制的本质，也是集权官僚制得以维护的原因之一。由于官本位观念之沉重，官威权重，往往会造成“因人设位”，“因官设职”，“因职寻事”的现象，从而造成机构臃肿，拉帮结派，上下打点，左右平衡。官的利益，就是保位升级，为此，什么仁义道德，什么国家民族，只不过是挂在口头上的漂亮言辞，而整个官僚体制，也不去考虑发展文明，提高民众素质，只求自身稳固。
    官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以统治民众为目的的，其统治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与之相统一而又对立的小农意识，官文化与小农意识是一个矛盾，研究小农意识是认识官文化的必要方面。
    官文化作为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文化，可谓根深蒂固，进入现代以来，虽然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冲击，但它却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只有批判和克服官文化，中国才能发展。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文化上的斗争不可能像军事上的斗争那样，有明显的战场、战线，敌我双方甚至在服装上就可以分出，而且战胜的战败有明显的标志。文化变革是人思想意识的变革，它与政治的、经济的变革内在联系，它既是政治、经济变革的前导，又要以政治、经济的变革为基础和前提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从时间上看，文化的变革要比政治、经济变革都要长，而且会呈现错综复杂的局势。
    对官文化的批判和克服，是中国社会主义在文化上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国文化变革的主要内容。
    我是一个民，是民众中的一员。正是在民众中，才有我的生活；正是在民众中，我才体会到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