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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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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锦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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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3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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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30年：众神喧哗
将记忆凝固在1976年，或者努力地让自己的记忆，不再往1976年之前的“火红年代”挪动，这需要用极为坚强的意志加以约束，才能勉强做到，当下就是如此。
锁定在1976到2006中国大陆明星改朝换代之上，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很难理解，在终结了单一偶像崇拜的1976年之后，十多亿中国人，在其后三十年的岁月光阴流逝中，是怎样继续苦苦寻觅政治偶像替代物的。
三十年居然有三十个符号人物，这是一个走向多元化时代的重要象征。从毛泽东到李宇春，从单一的、政治的到多元的、体育的、文化的、经济的、娱乐的，这是时代的进步，如果没有1976年，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将要改写。我们也可能依然只有一种符号。
符号的更迭，符号的多元，明星的改朝换代，说明中华民族是有反省能力的。
可以拒绝回忆，但很难不让人们思考。思想是颠扑不破的，可以延续到永恒……
杨锦麟（凤凰卫视）
我不是天才，但我也看不起学校
今年1月6日，重庆某高校一名大三男生自动申请退学，在退学理由一栏中，这位周姓同学仅仅写了5个大字：“看不起学校！”（5月23日《华西都市报》）
在谈及为何看不起学校时，该同学坦率地说：学校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太死板，太过模式化。对周同学的观点本人深以为然，笔者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在校大学生，因此我也清楚地知道，像周同学这样“看不起学校”或者对学校的教育方式、管理手段存在着极大厌倦甚至是抵触情绪的大学生大有人在。我们知道，“因材施教”是孔老夫子教育理念的精髓，可现在很多承担着现代教育重任的高校却很难做到这一点。随着高校扩招步伐的加快，一个学校数万人、一个专业数百人，上课时数百个大学生“济济一堂”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而体制僵化、管理落后、课程陈旧的痼疾日甚一日。因此，在这种模式化、同一化、僵化的教育环境下，大学生们自由地培养其兴趣、发展其特长几乎成为奢谈，而且他们的种种优点极有可能在一大堆所谓的必修课、专业课以及一些莫明其妙的课程的重压下抑制甚至抹杀。
周同学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远离校园。跟周同学一样，我也看不起学校。但跟他不同之处在于：他被别人誉为天才，而他自己也有比尔·盖茨般的自信和破釜沉舟的勇气，而这些正是我和其他跟我类似的大学生所缺乏的。他敢毅然地跟学校说：我看不起你。我们却不敢，因为学校虽不能提供给我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学习机会，但却能给我发文凭。在这个重视文凭的社会缺了它能行吗？或许，这正是大学唯一值得赞许并让人眷念的妙处所在。
贺正英（石家庄）
我为什么拒绝做普通劳动者
据5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 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前提下适度选择，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
先不去讨论劳动者有无普通不普通之分，单就教育部官员的这一回答来说，笔者想说的是，主张“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会有多少大学生愿意？
从众多大学的定位与内涵来看，可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场所。单从大学的收费就可略见一斑。一年的培养成本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更有甚者，少数高校打着“教育产业化”的幌子，漫天要价，将高校办成了“高收费学校”。不少职工辛辛苦苦干一年工资才几千元，而不少高校一年的学杂费动不动就上万，且不说还有摆不上桌面的乱收费。所以，凭什么要求大学生的培养成本是“精英”的价位，培养出来的却是“普通劳动者”？凭什么要求大学生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呢？大学收费咋不按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标准呢？
曾革楠（武汉）
智障员工的人文效应
当你走进麦当劳餐厅，大概想不到，这里现做现卖的快餐，很可能出自智障员工之手。据悉，麦当劳公司在上海地区总共聘用了1000多名正式员工，其中有52名智障人士，他们和健全员工同工同酬。最近，麦当劳又招收了几十名智障见习生。麦当劳从2000年起招收智障员工，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已有6年多。公司负责人表示：“只要能胜任，为什么不可以把机会交给他们呢？”(5月21日《新民晚报 》）
在欧美国家，残疾人都不被看作特殊群体，如果一名健全人和一名残疾人同时应聘一个岗位，两人都适合，企业多半会把机会给残疾人。可是，我们不光许多企业，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招工理念实在令人汗颜——尽管照顾残疾人就业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市政府规定，每招收100名员工必须吸收1.6名残疾人。但该市残联人士却感慨，吸收残疾人就业，现在做得最好的是外资企业，目前上海仅有的两家残疾人见习基地都是外资企业。相比之下，许多国企、民企根本不愿意招收残疾人，达不到规定比例，企业宁愿出血缴纳残疾人保障金。而把就业大门对残疾人关得最紧的，则是政府机关！造成这种现象一切归根于观念上的歧视：现在健全人来求职的多得不得了，干吗要招无学历者和残疾人？岂不大跌门面！
让有劳动能力的社会边缘群体融入社会自食其力，得到自尊享受劳动乐趣，不仅是所有用人单位自身品牌形象的一次良好展示，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
张应松（合肥）
应正视和重视“死亡教育”
心爱的宠物死了怎么办？自己的亲人、朋友离开人世该怎么面对？昨天，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了首个幼儿情绪课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个课程将首次把“生死”这种人生大命题引入到幼儿园课堂，老师甚至可能把五六岁的孩子带到一座墓前解释什么是死亡。（据《青年报》）
“死亡教育”是否应该在幼儿阶段就开始进行，在墓前进行死亡教育是否合适，虽然这些问题仍值得讨论，但在我看来，“死亡教育”引入学校教育体系，是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的。华师大一个研究小组专门对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3% 的家长表示“难以接受幼儿园开展和死亡相关的活动”，有50%的家长认为“生死教育会让孩子觉得恐怖，对他的身心不利”。
事实上，“死亡教育”虽然所谈的话题和内容没有诚信、责任等那么轻松，教学也没那么唯美，但它们的作用和价值是一致的。
死亡教育虽然讨论的是与死亡有关的话题，但它的教育目的，是让学生认识到“生”的价值，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让学生更好地认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可以说，“死亡”只是教育的内容和切入点，其实质仍然是生命教育。但从讨论“死亡”的角度来进行生命教育，有它独特的优势和价值。现在社会上常见的轻视生命、感觉生活无聊等现象，也正表明着“死亡教育”的缺失。
其实，死亡教育早已获得了很多国家的认可，据统计，早在 1973年时，就有 600所大学提供死亡教育课程，1976 年时已经有1500多所中小学提供死亡教育课程。
杨绍福（福州）
“满意的答卷”
那天刚一上班，单位领导就递给我厚厚的一沓材料，“你其它工作先放一放，今儿上午抓紧时间把这些答题卡填填。记住，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将来是要检查考核的，要认真填，不可马虎。”
我展开看之，答题卡，足有几十份。我大惑不解，就问领导，“这么多答题卡，都让我填吗？”领导一脸怨气地说：“昨天我参加了一个会，上级部门要求每个单位必须组织员工集体答题。你看咱们单位，几十号人出差的出差，调研的调研，都忙得很，我想了想，还是由你代笔吧。”领导走到门口，又转身交待了一句，“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都是选择题，答案现成的，你照着涂圈就是了。”
我翻了翻，果然找到了打印好的答案。
这就好办多了。我们单位34人共34份答题卡，经过两三个小时奋战，在眼花缭乱中，终于完成了任务，给领导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半个月后，上级的评比结果出来了，我们单位在这次比赛中获得“优秀组织奖”。作为对我答题成绩的肯定，单位奖励了我一次“省内一日游”。
耿宝文（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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