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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高考一个轻松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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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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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24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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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一天，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告诉考生，该市今年高考录取率会保持在70％以上，劝他们不要过分紧张。确实，比起他们的哥哥姐姐来，现在的竞争似乎并不那么激烈，70％的北京考生，74．5％的辽宁考生和80％的上海考生都能如愿以偿考上大学。他们应该轻松很多。
高中阶段提前分流、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已经大大拓宽了“千军万马”要过的那座“独木桥”。除了大幅提升的录取率，整个社会也在尽量为高考营造轻松的氛围：为了不使“一考”定终身，取消了高考年龄限制；为了让学子们正常发挥，全国统一高考时间从东亚大陆最炎热的7月份提前了一个月。
尽管有一千个不必紧张的理由，却有一千零一个理由让考生们感到紧张。这次考试与考生们从小身经的千百次考试是如此的不同。考场外有警察、警戒线和不愿离去的父母；进入考场要经过比进机场还严的检查——手机乃至饮用水都是违禁品；考场内有“球型监视器”。为了这场考试，很多城市设置了车辆禁行线路、停开了城市轻轨，所有这一切都在向考生暗示，高考仍然是一场命运攸关的战斗。
不能轻松面对高考，自然有基于现实的考虑。考生和家长们知道70％、80％的录取率，也同样知道这里有“985高校”、“211高校”、“一本”、“二本”、“专科”、“商职”的区别。将在今年走上就业岗位的大学生刚刚被定位为“普通劳劝者”，更让他们不敢忽视“天之骄子”称号之下的实质差别。
然而，高考仍然如此沉重，还是因为它并未卸下肩头的使命。对大多数将要长成的中国少年来说，要证明自己，高考仍然是一次最公平的机会。
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历史上曾被无数才子学士鞭笞痛责，但它能流传千年，直至孙中山先生蹄造民国，仍将“考试权”列为“五权共和”中的一项。那是因为，人们发现考试虽非选拔人才的最优选择，却是一个远远胜过任人惟亲、门阀察举的“次优选择”。
人们在寻找欧美国家中学生面对“高考”心态轻松的原因时，总是会提到他们的大学采取多种评价机制来选拔学生。比如美国的大学录取学生时，“高考”(即联邦高中统一水平测试SAT)成绩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参数，而高中各科平均分数、学生的特长、社会活动、志愿者经历，表演和比赛成绩以及校长、老师或其他著名人士的推荐信，对中请到好的大学帮助板大。
要学到这种轻松，学到这种主要以平时成绩为依据的评价体制，不应该忘记一个前提，那就是普遍有效的信用机制。换句话说，就是让大学能够相信每一张高中成绩单和每一封老师、校长的推荐信。
没有建立起这种信用机制之前。要想让受教育权尽可能地公平分配，还得守住高考这道最后的防线。高考的使命如此重大，监考一方也不敢放松，需要调动一切手段来确保这次“集中检验”真实可信。今年高考，教育部对全部监考老师进行了针对高科技作弊手法的“反作弊”培训。“金属探测器”、“手机屏蔽器”、“指纹辨别机”等高料技设备也第一次搬进了考场。
让大家都轻松起来的一个办法是，中学为自己开出的成绩单负责，老师为自己的推荐信负责，学生为自己入学申请上的每一个字负责，用平时的严谨取代面对惟一机会时的紧张。这种普遍的信任机制将给社会成员提供很多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多次机会，多种评价体系带给年轻人的不光是高考时的轻松心态，更重要的是它能最大限度地解放人的创造力。人们不得不用高考这样的一次性检验手段来选拔人才时，能纳入考察范围的知识和能力非常有限，而人的禀赋千差万别，一次性检验一方面会令特殊人才流失，一方面限制个性发展。造成知识结构同质化。
科举这一类应试教育发端之前，教育家们尚且知道，“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主张“因材施教”。一次性考试选拔制度给大多数人带来相对公平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培育出一种“应试人格”。人们总是根据考试命题人的思路来确定自己的求知路线，长此以往，就在个人兴趣与知识之间划上了一条鸿沟，培养出一群知识同质化的学人，也埋没了独特的天赋。
习惯了预设知识范围的“应试者”还被培养出一种依赖性，人们不难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遭遇就业困难时，反而缺乏其他劳动者那样的自主创业精神。
时代呼唤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富有自主意识和不受传统拘束的强烈个性。培育这种人才，必须改变知识与个人兴趣之间的紧张关系，让每个人的天才禀赋自由驰骋。这就需要变革人才选拔制度，以更丰富多彩的评价体系来选贤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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