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药品打假者的维权之路 - 《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24期 - 杂志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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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药品打假者的维权之路

■　张　琰　吴芳兰

《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24期　　浏览人次

　　高敬德，一名普通的上海人，随时都可能淹没在人潮之中，但是当他的名字与“药品打假”、“举报高价药”等热点词汇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成为媒体和假药厂商、售假药业公司追逐注目的对象。
　　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的高敬德15年前便从事药品经销工作，多年来一直与药品打交道，对个中究竟十分清楚。2003年4月，高敬德应聘至上海市丽天药业有限公司任华东区经理暨采购部经理，据其自述，后因药品打假、举报高价药等问题与公司交恶，最后被以“旷工”为名辞退。
　　2004年8月，离开了上海丽天药业的高敬德应聘至成都海裕药业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年薪近20万，但最后因种种原因也辞职，自此以后与其他民间打假人士一样，高敬德告别了曾经平静安定的生活，走上了孤独的打假维权之路，他的人生轨迹也因此而改变。
　　为了彻底根除假药的来源，他曾白费飞赴云南调查取证，后又两次去北京，十几次到浙江，不停地到相关部门举报和了解情况，收集各种资料，先后花去费用近五万元。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他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和不被人理解的人。举报假药的两年来，他屡次遭人恐吓和殴打，居无定所，生活困顿。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高敬德反复强调：“我不是在打假，而是在维权。”“我的目的就是把制假药者绳之以法”
　　5月中旬，《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连续收到署名高敬德的五封相同的邮件，高在邮件中讲述了自己两年多来进行药品打假的经历和遭遇。
　　5月21日，上海下了整整一天的大雨，记者与高敬德约好见面，没有打伞的他全身淋透，一件普通的深色T恤粘在身上。
　　高敬德的第一个动作是，打开背后的一个大包：里面是各类票据，相关职能部门开具的证明文件、一些收集的假药以及各个媒体对他的相关报道等。
　　从中找出一张纸，高敬德告诉记者，这是一家个体药店的老板写给他的证明。内容大意是，某日上海市闸北区药监局在其药店执法的过程中有不规范的执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没有出示证件，对其药品没收之后也没有出具没收清单，而且店主在慌乱之中夹在账簿里的两百元钱也一并被执法人员带走，一直都没有归还。
　　高敬德拿着这份证词问记者：“你要不要去这家药店当面问问店主?据我了解，药监局很多人在执法过程中都存在类似现象，不出示证件的情况很普遍。”
　　“居无定所”，是高敬德对自己目前生存状况最直接的表述。因为频频举报假药怕被人报复，他不得不经常更换居住地点。
　　“我有一套房子，在上海市南大路。但是从2004年8月到现在，就很少住在家里了，常常是借住在朋友和同学那里。”
　　但每个朋友家最多只能住一个星期，然后高敬德就要另找地方。实在没有地方住了，就去公共浴场睡觉。
　　“一开始朋友们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我撒了谎。但今年初的一天，朋友家的玻璃窗也被人砸了，我觉得特别内疚，当天就离开了。朋友也没多问，但我想他已经知道了。”说到此处，高敬德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悔意和忧愁。
　　“我身边的很多亲戚朋友都不理解我。他们甚至认为我有问题，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去打什么假呢?我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为了搜集证据还要搭上很多钱，甚至有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去年一年，我曾经被人殴打，家里和朋友家的窗户玻璃也被砸坏，更接到很多骚扰电话。我父亲为我担心和生气，去年已经去世了。现在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我干爹的电话，又开始骚扰他了。”高敬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原单位的领导对我很憎恨。在我离职之后，听说董事长曾经在高层会议上几次强调，不允许公司任何员工与我有接触，否则开除，渐渐地公司里的同事和我都疏远了。有一次，我给公司的一个老朋友打电话，他一听到是我，马上就用很小的声音说，不要再往公司打电话了，有什么事，晚上打到家里吧。” 尽管生活陷入困境，高敬德表示并不后悔。
　　“我觉得我做的事儿值。惟一让我不理解的是，药品打假本来应该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来监督管理，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自费举报假药，为什么得不到支持，却频频遭遇冷嘲热讽?”
　　“有些媒体把我写成第二个王海，其实我不是。我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把这些制假药卖假药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但是，现在看来我不仅没有把他们扳倒，反而扳倒了自己。我觉得，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与这些人作斗争难度实在太大了，我更为头痛和悲哀的是，某些药监部门不仅不支持，反而还给我设置重重障碍。所以，我真的不是在打假，而是在维权。”
　　
　　举报假药改变人生轨迹
　　
　　按照高敬德的叙述，是一次意外的用药，使他走上了药品打假这条路。
　　高敬德有多年的脂肪肝病史，虽然他从事药品行业十多年了，但一直苦于没有发现能够治疗此病的特效药。
　　2003年11月，高敬德代表其供职的公司上海市丽天药业有限公司到沈阳市参加大型药品交易会，在听同行介绍了“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的神奇功效后，回到上海的高敬德立刻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开了两瓶“天胡荽愈肝片”，每瓶69．8元，而后又介绍同样患有脂肪肝的表哥就近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开了此药。
　　但高敬德和表哥吃了半瓶药后，分别出现了恶心呕吐。皮肤红疹瘙痒等症状。凭着多年接触药品的经验，高敬德意识到可能买了假药。于是，他根据药瓶上的厂址上网查询，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网上登记的“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的厂址是云南省易门县，每盒136元；而“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的厂址是云南省澄江县，并且两个牌子的天胡荽愈肝片竟使用同一个批准文号。
　　高敬德认为，这二者之间必然有一个是假的；于是，他分别向两家药厂打电话问讯，但两家药厂都声称自己的天胡荽愈肝片是正宗的。
　　为了查明真相，高敬德立即决定亲自去云南探个虚实。
　　“最初的目的是想为自己讨个说法，因为自己和亲人吃到了假药是受害者。后来才意识到，还应该举报假药，因为如果明明知道是假药而不举报的话，那就是在害别人。”高敬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高敬德首先以“上海某药业公司采购部经理”的身份分别深入到云南省这两家药厂。经多方查证后，他终于认定澄江县生产的“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为假药。在云南独自调查的过程中，澄扎药厂隐约发现了他此次目的并非采购，态度立刻转冷，甚至派人跟踪他，情急之下高敬德匆匆返回上海。
　　此前，即2003年8月，高敬德曾匿名举报上海某地下药品工厂生产的一种抗菌素药和一种生物制剂，但因为并非实名举报，不了了之。
　　从云南回到上海以后，高敬德在第一时间以实名向上海市药监局反映了自己被假药所害以及徐汇区中心医院、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销售假药的情况。

　　2004年6月，上海市药监局经过调查取证后，查实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上海医药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均有销售“云仙牌”假药的行为，并对上述单位作出了处罚。根据非法销售的总金额，“上海市打击假劣药品专项奖励资金管理委员会”奖励了高敬德5000元人民币。
　　“我打假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和出名。这两年多，我为了寻找证据一共自费花了四五万元钱，政府部门奖励给我的也不过一万元，事实上，我的目的很纯洁，就是不能让假药危害其他人。”说话时高敬德的眼睛很明亮，眼神中透着执著。
　　本着“打假务尽”的原则，高敬德又两次去北京上访国家药监局，引起国家药监局的高度重视，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上海市药监局派人赶赴云南，会同云南省药监局终于将澄江县的制假窝点取缔了。
　　然而，此次举报假药，却改变了高敬德的人生轨迹，他在医药行业的工作越来越难做，用高的话说，他触犯了行业的“潜规则”。
　　让高敬德恐惧的是，他曾被人用麻袋尝住头暴打，家里的窗玻璃多次被人打碎，平静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举报药价虚高与公司交恶
　　
　　2004年5月底，高敬德当时供职的上海丽天药业公司准备代理“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在参考了外地的定价后，公司将药价定为136元／盒，并准备报上海市物价部门审批。
　　但高敬德在采购中却发现，这种药物的主要原料天胡荽，虎掌草等普通药材成本很低。
　　“高价的天胡荽愈肝片的成本价仅为三元，而生产该药品的云南佑生药业公司给丽天药业的供货价也不过是每盒九元钱。它既不是急救药也不是医保药，只是肝病的一种辅助药物，定价那么高我觉得不合理。”高敬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惊讶于药品差价的巨大，高敬德开始向上海市药监局和上海市物价局举报“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
　　迫于种种压力，上海丽天药业公司最终将“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从原本每盒136元降至69．3元，上海市物价部门也审核批准了69．3元的药品市场零售价。
　　但高敬德认为这个价格是出厂价的七倍，还存在暴利，就继续向有关部门举报。2005年底，上海市物价局等部门核实了举报材料后，最终在上海中药行业协会与物价部门的协调下，天胡荽愈肝片的市场零售价降至目前的19．8元。调整后的市场零售价于2005年11月30日开始执行。
　　“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药降价之前，丽天药业就进了115万盒，患者省了多少钱，你一算就清楚了。”高敬德说。
　　当然，人们也可以按此先后定价计算出丽天药业的损失。
　　据高敬德讲述，此次事件不久，上海丽天药业公司总经理李军和康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毕胜一起找高谈话，问其是否到药监局举报了?高否认。但总经理李军很快说出了他是引么时间去药监局拿的什么药，谁接待他的等细节。高被迫承认自己的确到药监部门举报了“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约价虚高的问题。
　　“他们说，有‘两条道路’任我选择：一是悬崖勒马；二是向媒体承认自己的举报行为是错误的，我都拒绝了。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我向李总提出请假二天，他不允，我也没有去上班，后被以旷工名义辞退。”高敬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高敬德的打假生活
　　
　　高敬德目前的工作就是到处查找假药，每隔几天，高敬德都会给一些媒体记者打电话汇报一下，他又查到了哪种药，举报到哪一个环节了。甚至如果记者有兴趣，他会邀请记者和他一起现场打假。
　　但由假药牵扯出来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于是这些也开始成为高敬德关注的对象。他告诉记者，目前手头上已经掌握了很多药店出售假药的证据，还有他向区、市药监局反映情况时的现场录音资料等。
　　今年5月初，高敬德又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闸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河南省安阳市生产的—。种治疗糖尿病的中药溶栓克糖胶囊没有国药准字批号，有假药嫌疑。
　　于是记者见证了一次他到药监部门举报的全过程。
　　5月22日下午两点，上海市闸北区药监局，看得出来高敬德对这个地方已经是轻车熟路。他先找到药监局稽查科一位姓邓的同志，自我介绍：“我是高敬德，5月17号我来举报过中药溶栓克胶囊没有国药准字批准文号的事情。你们现在认定这个药是假药了吗?”
　　“你就是老高啊!我早就听说你了。”邓同志满面笑容，一边拍着高敬德的肩膀，“老高，你举报的这个药很有价值，因为这个药的使用面很广，局领导都很重视，但是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过几天就应该会有结果，到时候一定会电话通知你。”
　　高敬德对这个答复却并不满意，他认为药监局的办事效率太低。他表示自己前几天曾亲自到河南省安阳市调查，已经证实此药确实没有国药准字批号。
　　药监局的同志再次解释道：“我们办事要有一定的程序，现在我们的调查人员也已经赶赴安阳，估计很快就会有反馈结果了。”
　　在此过程中，高敬德一直在用自己的手机录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到，高敬德日前不仅在进行药品打假，他还锁定了保健品、食品、手机等生活消费品。
　　今年4月，高敬德在上海天日西路99号某手机销售处花1300元购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当天下午就坏了。高敬德立即举报到站前派出所，认为自己被诈骗了。但派出所认为这是欺诈，不予受理，让他去工商局。最后通过上海市信息行业通讯协会认定，这部手机确实是假的。结果，高敬德不仅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还得到了双倍的赔偿金。
　　最近，高敬德还发现一些蛋糕店在使用过期的进口奶油做蛋糕；为此，他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收集证据再举报。
　　
　　“我想成立一个维权公司”
　　
　　“现在我每天的上作日程安排得很满，自己给自己订计划，比如周一要去哪些药店，周二要去哪里搜集证据，每天都有具体的事情。不过现在我出名了，去查假药的时候行动就没有从前那么隐蔽，有些药店的老板在电视上见过我，我再去他们那儿的时候就要稍微伪装一下，比如带个墨镜什么的。”高敬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高敬德已经开始想到要在维权道路上寻求更多方面的帮助。他首先想到的还是政府部门。他说，还是要相信政府，让他们来解决问题。
　　“但现在我会直接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国家药监局，而不是上海市药监局。说老实话，我现在已经不信任上海市药监局了，他们将我的个人资料泄露出去，使我居无定所，而且还屡遭殴打。同时我还认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与那些销售假药的公司及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否则那些卖假药的人怎么可能如此猖獗呢?”高敬德说这话时声音突然抬高了很多，显得颇为激动。
　　此外，近一段时间以来，高敬德频繁与各种媒体打交道，与记者见面的当天，他还将一叠厚厚的材料邮寄到中央电视台法制报道栏目组。
　　现在，他一旦发现某地出售假药的时候，就会主动联系一些媒体，如《解放日报》、《新闻晨报》、《新民晚报》、香港《大公报》、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等，并邀请他们派人一同前往打假。
　　高敬德希望的是，借助媒体的力量，使他的维权行为更有力量，也能被更多人所认可。
　　“作为维权和打假的个人来说，我的力量还很微小，有时候我确实对一些政府部门里的个别人丧失了信心，所以才想到借助媒体的宣传力量来帮助我。另外，我现在所遭遇的也是一个举报人可能遭遇的悲哀和不幸的一部分，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一个维护举报人权益的保护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高敬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高敬德开了博客，取名为“举报人讨个说法”。在里面他把自己打击假药的全过程详细记录，其中还附有相关人士和他本人的姓名及联系电话。
　　“我还有一个设想，不知道能否实现。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应该联合更多的人—起参与到维权行动中来，所以我想成立一家‘维权公司’，但是不知道需要办一些什么样的手续?目前我考虑先在网上征集一些‘志愿者’，我可以用我多年来的药品经验培训他们，然后共同‘维权’。至于资金，我想筹集一些赞助，另外我本人还有一些积蓄，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掉，还可以向朋友借一些钱。”说到这儿，高敬德一扫刚才谈及自己不幸遭遇时的苦闷神态，变得激昂起来。
　　他不停地问记者：“你说我这个想法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