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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寸金莲”:变态性心理下的畸形审美观

■ 吴 雨

《健康必读》2006年第06期  浏览 人次


  我国古代,人们觉得女人最性感的地方是脚。三寸金莲,说的是中国历史上女人的小脚。
  当代作家冯骥才在八十年代开始关注缠足妇女,他在1984年创作的小说《三寸金莲》曾经轰动一时,现在这篇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广泛发行。山东大众日报社的摄影记者李楠用了十年的时间,跑了很多地方拍摄缠过足的妇女,他想用他的相机把这件发生了一千年的事情的最后几页记录下来。1998年12月,李楠的这组照片获得了国际民俗首届人类贡献奖。
  凡是看过那组“三寸金莲”老照片的人,虽然是历史的陈迹,仍会让人感到恐怖。这些在今天看来只能是令人咋舌的“艺术品”,其实就是封建社会对女人扭曲和摧残的活化石。那些跷着“金莲”的太太小姐们,像一株株被人冷不丁从地里拔出来又故意乱插乱栽后的植物,扭曲变异得厉害。那双脚不仅没有引发任何美好的联想,倒让人联想到厨师们挥刀片削后的胡萝卜。然而,古人却从宫内到民间皆以纤足为美、为贵、为娇,此俗一直延续到清代、民国而长盛不衰。
  “三寸金莲”为何成为风尚而流传了如此漫长的年代?又是如何停下它的脚步呢?
  
  缠足的历史逾千年
  
  中国的史学界一般公认,“三寸金莲”始于五代南唐(公元937-975 年)。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显示:当时的南唐后主李煜喜爱音乐和美女,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以代替袜子,并在他的妃子寞娘身上做试验。他令寞娘用帛缠足,使脚纤小弯曲如新月状及弓形;并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台上跳舞,飘然如仙子凌波,故称“三寸金莲”,从而开创了中国女性缠足的历史。
  
  痛苦来自变态性心理
  
  古人对“三寸金莲”的痴迷,无疑是一种变态性心理的驱使。男人们一边呼喊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肯伤及自己一根毫毛,一边又口耳相传着女人小脚的千般妙处。“瘦欲无形,看越生怜惜”、“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更有人将两只严重变形了的小脚中部所形成的塌陷形容为“两轮弯月”。可见对小足是何等着魔!明清时期男子择偶第一标准就是看女人的脚是否够小,男子嫖妓也多玩妓女的一双纤足,因此被戏称为逐臭之夫。这一时期流传不少诗词把三寸金莲吟咏得美妙无比,从这些诗词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畸形的性审美观的流行给人们造成的变态性心理。
  当一个社会把畸型、变态的东西变成一种美,并且把它公认为一种美的规范之时,这种“美”也就变成了一种时尚和牢固的文化。到了缠足鼎盛时期,全国很多地方居然出现了评选最佳小脚的“赛脚会”。“赛脚会”最出名的是山西大同,大同有十二大寺庙,12年中每个寺庙承办一次赛脚会,参赛的妇女来到会场,站在台阶上,将脚露出来,由小脚专家评论,经过几次选拔之后,最后决出前三名,第一名称“王”,第二名称“霸”,第三名称“后”。
  而严重跟风的女性们为了这“两朵金莲”所暗含的审美趣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如有识之士所言:“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鸨之叱雏,惨尤甚焉。”这种痛苦,又有谁去“生怜惜”?
  曾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英国传教士立德夫人,用女性的细腻记录下了缠足的中国女孩的悲惨童年——“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惟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些女婴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脚的伤害,往往在摇篮中就被处死……”
  
  放足,艰难的历程
  
  英明的康熙大帝曾经诏禁汉人裹脚,违者拿其父母问罪,尽管雷厉风行,收效却不大。到康熙七年,大臣王熙上奏请求解除禁令获准,于是民间缠足之风又大盛,影响到满族女子也纷纷起而裹足。乾隆又多次降旨严禁,乾隆的禁令只煞住满族女子的裹足之风,汉族民间女子依然裹足如故。
  英国传教士立德夫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方发动了“天足运动”,并成立了“天足会”。在汉口的维多利亚剧院,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让政府官员都来听立德夫人的讲演。她的听众穿着官服,带着随从,端着很大的架子。他们感到,由一个女人来和他们讨论一个中国人敏感的话题——女人的脚,是不可思议的。官员的威慑力吓得她的翻译临阵怯场。幸好一位中文讲得极好的传教士赶来救场,立德夫人的讲演才得以进行。
  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去了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又去了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这对于一个外国妇女来说,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严格说来,立德夫人在中国南方的劝说活动,并不能以实际放足人数来判断其是否成功,因劝说而放足的妇女非常有限,但重要的是,她将不缠足的种子传播于中国各地。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接受天足的新观念缺乏力行的勇气。不过立德夫人深信,毕竟种子已经撒入泥土,只要待其成熟,天足之事必能风行。
  与此同时,中国的早期维新派,主张男女并重,反对把妇女当作玩好之物。维新派认识到,形体上的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之一。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就在老家广州南海,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不缠足会。他也以身做则,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缠足。1896年,康有为、康广仁又在广州成立粤中不缠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足。成立之初,会员便达上万人。与康有为齐名的另一著名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积极从事反对缠足的活动。1897年6月30日,他在上海成立了不缠足总会。这一行为甚至直接影响了慈禧太后,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御旨,紧接着各地官吏纷纷响应。
  辛亥革命以后进入民国,到“五四”运动大力提倡放足,裹脚代之而起的是天足。然而这种情形仅限于城市,或交通发达的地区,偏远地区妇女缠足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缠足才基本绝迹,人民政府终于解除了束缚女性千年的痛苦。
  编辑/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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