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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钱”话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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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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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文摘》2006年第05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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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许奉恩所著笔记小说《里乘》中有一个“一文钱”的故事：
有甲乙两位安徽商人，挟重资来苏州贸易，两人各恋一妓女，未几，便为此挥霍一空。很快，他们沦落到日则行乞，夜则寄宿古刹。一天晚上，两人就地燃火，相对欷歔。
甲徽商摸出仅存的一文钱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说：“我有办法了。”不一会儿，乙徽商怀抱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等物归来。他鼓动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钱买来的面粉，索水调浆，将草缠竹片上，蒙上纸，再遍粘鸡鸭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宛然如生的各种禽鸟纸玩具。
待天亮，甲乙徽商各携这些禽鸟纸玩具至玄妙观。玄妙观为苏州寺观之薮，特别是春天，游人如织。妇孺士人见甲乙徽商所携禽鸟，以为酷肖，争求购买，顷刻俱尽。每具禽鸟是以十数钱出售的，甲乙徽商收入了五千多文钱。这时，乙徽商才告诉甲徽商：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皆拾于诸市上，又用那一文钱买点面粉，这就是全部“家当”。
此后，甲、乙徽商用一文钱赚来的钱，添购各色纸张，拾来鸡鸭毛羽，以肖人物花草等状。两人夜间分制，白天便到玄妙观出售。不到两年，甲、乙徽商便积资数万。他们遂于苏州阊门开设一爿布店，为不忘此店所本，大书“一文钱”三字榜于门。从此，“一文钱”名扬苏州，生意日隆。
无独有偶，徐珂《清稗类钞》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主角是江西南昌籍商人，在明清又称作“江右商”：
一“江右商”因经营不善，在年末只剩下二百钱，债主毕集。于是他到坟间准备自尽，却遇到一位也想自尽者，他急救下，相与慰劳。那人知道“江右商”寻死的原因，嘲笑他二百钱办不了事的观念，便向“江右商”要了那二百钱，买了一坛酒，一块肉，几十件玩具，两人找座古庙，席地饱餐一顿。翌日清晨，那人叫醒“江右商”，告诉他：今日新年，士女嬉游，你去卖玩具，如大人买，可便宜些，如有带小孩，小孩牵衣索买的，可卖贵些。
“江右商”按这话去做了，结果发了笔小财，返见那人，并打算再去贩卖玩具，那人却笑他：
此子之所以折阅也。昨尚岁暮，市中玩具价较廉，故贩售之，可以获利。今已新岁，市中玩具价亦涨矣。吾侪成本无多，利货速售，方足以资周转，非若多财善贾者流，可居奇货以待善价也。
徽商是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绝境中，只凭着一文钱，买来面粉，捡来禽毛破纸，依其自身所具备的艺术才能，做成了长者幼童皆喜的玩具，而且他们敢于到玄妙观去和别人竞争。玄妙观在清代确为一商业中心之地，店肆密布，伎艺纷呈，甲、乙徽商却以新美的玩具获巨利，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再看“江右商”，也是走投无路，全靠明白人的指点，自己则缺乏艺术修养，不会动手，只能用二百钱去买玩具再贩卖，才度过难关。而且他还不能审时度势，毫无主见，这就阻碍了自己进一步赚钱。
将“一文钱”与“二百钱”作一比较，有见地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徽商”要高出“江右商”一筹，差距是很显著的。也许正是基于此，“一文钱”故事又被丹青高手加以图绘，布之于《点石斋画报》。尽管《点石斋画报》中的“一文钱”故事发生在广东，与“一文钱”祖本有出入，然而情节大致相同，看来“一文钱”故事在清代流传的范围不小，影响也很大。
但这些“一文钱”故事的源流真假究竟如何?笔者认为：“一文钱”著者许朝恩为安徽文士，耳目甚近，撰文真实性较为可信。度之于明清晋、陕、鲁、粤、浙、闽、湘等诸多商帮，他们的经历虽然也是艰苦创业、揣透行市、擅长经营、灵活应变，可就所处的具体物质环境，挥毫舞墨，娱乐遣情的浸染，教育的开化，礼俗的投入等，均不如徽商那样集中而又扎实。明白于此，便找到了“一文钱”的徽商何以能在逆途转衰为胜的关键。
现撮主要叙述，先从徽州的具体物质环境谈起。据《歙事闲谭》，明清的徽州，“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可以说，明清时的徽州人一生下来，就置于一种典雅隽永、装饰秀丽的时空氛围之中。
他们所居住的楼阁、门罩、廊柱、梁架、栏杆、窗户，雕镂细腻，纹样华美。人物故事、灵兽花卉、神话传说、放牧射猎、挑水劈柴、行走收割、百戏游乐、稚儿玩耍、西湖风景、烟云黄山……无所不包，一砖一物，一栏一事，无处不在，尽收眼底……
还有值得称道的是徽州的牌坊群，如许国牌坊，它是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两侧单间双柱三楼的建筑组成，大块石料，质硬色青，梁枋、栏板、斗拱等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彩凤珍禽、飞龙奇兽，石坊上所有题字，皆是“馆阁体”、“擘窠书”。
类似这种牌坊，如棠樾牌坊、江宅木牌坊，均集书法、雕刻、建筑于一体，造型独特，观赏价值极高。加之村人聚玩憩闲的水口之类的园林，台阁池亭，石刻极精；宝塔卧桥，花木成趣。巍峨的祠堂，幽雅的街厅，奇巧的厅院……从这个角度观察，《丰南志》说徽州是“彬彬乎文物之乡”，是名符其实的。这些建筑是对徽州人最直观最生动的文化熏陶。
徽州人的文化性格的形成，还有赖于得天独厚的纸、墨、笔、砚的开发和制作。像婺源龙尾山所产的龙尾石，石质坚润，呵之即泽，光洁莹亮，徽人便因石取势，雕琢成颇耐观赏的砚台，世称“歙砚”。徽墨的形制、花纹，特别讲究，使墨锭成为一种艺术品。
而“一文钱”故事所说的甲、乙徽商所具备的绘画本领，自明代以来，几乎是徽州人都希望学习掌握的一种技巧，连最低层的农夫住家的檐壁也绘满了图画，富足的图画收藏家则将价值数万的郑板桥、金农的作品粘柱障壁，以至比比皆是。一言以蔽之，徽州人都以绘画为雅事，和体现自身价值的目标，收藏书画则成为最流行的时尚。正因如此，徽州画家之多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画绩斐然者，就达四百二十余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安画派”。
直接与之相关联的是徽州的版画。明清一直流传“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之说。明代新安黄氏一族，就是其卓越的代表。他们父传子受，数代相继，当时的徽州，作坊刻凿之声，如鼓似筝，彻夜不息。任何一个徽州人，都不可能不受其感染，“一文钱”故事中的徽商自不例外。
尤其是明末徽州胡正言所创的“饾板”、“拱花”技法，即用饾饤般大小板块，按画稿位置固定在案上，分别刷以各种颜色，使其有深浅浓淡，显现物象的阴阳向背，成为一张五色缤纷的图画。“拱花”是将刻好的线纹板不刷色，印时用纸压在板面上，使行云隆起，花卉轮廓，禽兽羽毛，流水涟涟……一一凸现在纸面，俊逸纤丽，穷工极巧，绣像绣梓，展卷悦目。这都会给“一文钱”故事中的徽商以深深的影响。
由此要说到的是徽州的刻书。自明以来，徽州出外经商者日多，足迹遍布海内，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全国地理自然状况。这正像隆庆年间刻《一统路程图记》的休宁人黄汴，恐天下人像他那样“厄于歧路”，于是，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数家《程图》，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复校勘，积27年编成了这犹如旅行交通指南的书。由于此书可以为漫漫的商旅行程提供方便，所以接连印刷三次。
此后，万历年间又有陆嘘云的《新刻徽郡原板诸书直音世事通考》问世，其中时令、人物、身体、病症、五谷、荤食、衣冠、首饰、丝帛、靴鞋、百工、杂货等各种常识，一应俱全。这种为商人编写刊刻的日用百科全书，对外出经商的徽人帮助是很大的，使其对各地风土人情、性格喜恶都能有所了解和掌握，“一文钱”故事中的徽商正是在这类书籍的潜移默化下，针对苏州人好玩的习俗，想出制造玩具点子来的。
这也和徽州热爱伎艺的风气有一定关系。《休宁碎事》曾记载：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演出的台戏就有109座。又据清代采蘅子《虫鸣漫录》一条史料，也能说明这一问题：金陵上河，是徽州木商的聚居地。每年灯会，他们的仪仗器物，皆剪纸为之，五色粘合，备极灿烂，雕镂纤巧，殆类神工。空其中，可燃烛，人物灯式，宛肖真者，伞灯尤奇，还有穿茉莉结成的，超出想像。徽商制灯的耗费，就不下4000两银子!正是徽商这样的热衷于娱乐活动的素质，触发了“一文钱”故事中那位徽商制作玩具出卖的灵感。
诸多原因中最为主要的当归结为徽州的教育。仅《康熙徽州府志》统计，当时的“社学”就达562所。《光绪婺源乡土志》这样记载：
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向科举未停，应童子试者，常至千数百人。
徽州的教育是相当雄厚的，是从基层，从娃娃抓起的。
可是明代徽州却有句“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的谚语，即按徽俗，如清代《豆棚闲话》小说所写：“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
但这时外出的男童，已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了。《光绪婺源县志》所说的奉父命服贾的董邦直，“奔走之余，仍理旧业，出必携书盈箧”。在徽人看来，经商和学习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汪道昆《太函集》明确指出：“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
这种“儒贾”、“贾儒”的模式，对徽商的事业是大有裨益的。汪道昆举嘉靖曹演的例子：曹因家贫“舍儒而贾”，起初仅是资微本薄的“下贾”，由于曹善于在经商中用“心计”，只五年就达到了“中贾”，十年就成为“上贾”了。
《丰南志》记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吴承先，有空就翻阅史书，与人纵论社会兴衰，即使硕学大儒也认为不如他。吴承先因此获得了群商的信任，商人的经营活动都来依靠他策划。吴承先也确实能“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当然这种能力并非天生，而是他抱定了“贾儒”的宗旨，重视学习的结果。
这两个事例，使人领悟到：是教育给徽商打下了成功的根基。
许朝恩正是综合了以上徽商所拥有的文化品格，浓缩成了“一文钱”的故事，它不乏传奇色彩，但它的确是徽商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较为真实的写照———那就是徽商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尽管一时衰败，但凭其优越的文化素质，也能在破落中找到希望，一点一滴做起，注意小本的积累，转败为胜。
（选自《到古代中国去旅行：古代中国风情图记》/伊永文 著/中华书局/200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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