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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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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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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文摘》2006年第05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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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1956年，《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是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和葛洛。秦兆阳没有想到，经他手修改后发表的一个青年作者的小说，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那么大的反响。秦兆阳本人是一个小说家，但在他一生中，他的小说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他自己的一篇理论文章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还有就是经他手发表的这篇小说。
这篇小说的名字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者是王蒙。
1956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一年前发生了“胡风事件”，然后是在全国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也许是因为“胡风事件”和随后发生的运动，使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恐慌，为了改变这一情况，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胡乔木起草的，在胡乔木一生中，这是他文字生涯中有分量的一笔。因为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是解放知识分子，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中央认定：“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文件，是当时“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办公室”起草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这个报告中的重要内容，是把中国当时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及高级艺人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生活情况，作了分类统计，可以看出，中央是想提高他们的待遇。我查看过这个报告，中国当时各个行业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情况都在其中。这一年苏共二十大开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也提出来了，这一段时间，用费孝通先生的一句名言说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但随后就发生了反右运动。在“胡风事件”和反右运动之间，恰好有一个短暂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事后看，如果没有这一个“早春天气”，反右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也可能就不说那么多话了，因为“早春天气”里的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做法，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产生了错觉，这为他们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说来有趣，1956年9月8日出版的9月号《人民文学》，它的编者绝对想不到这一期杂志会有那么多让人难忘的文章。这期《人民文学》的头题是秦兆阳以何直笔名写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引起的是非，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就是王蒙的小说，还有黄秋耘的短论《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黄秋耘就因为这篇文章差一点被打成右派，最后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发配岭南。这期杂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彭慧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论文，彭慧最后也成了右派，加上右派王蒙，这期杂志真是太不吉利。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这期杂志的小说栏里并不是第一篇，而是第二篇。本期共发了五篇小说，用黑体标出的只有两篇：第一篇是大群的《小矿工》，第二篇才是王蒙的小说。从这个排列上可以看出，编者对这篇小说是重视的，但还没有重视到把它放在第一的位置。据秦兆阳在1957年4月和5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的北京文学期刊座谈会上介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6月中旬收到这篇稿子的。小说组里看了后，提了些意见，交给我。我看过后对组里的同志谈了些意见，以后小说组请王蒙同志来谈了一次，回去以后他作了较大的修改，又重新寄来。7月17日，第二天就要发8月号的最后一批稿子了，恰巧有一位作者临时抽走了一篇待发的四万字的稿子，就决定发王蒙同志的这篇。于是连夜赶着修改。”（《新华半月刊》1957年11月号第147页）。
涂光群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组的编辑，据他回忆，最早看到这篇小说的是另一位编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谭之仁。涂光群说：“那已经是深夜，我们都在芳草地的单身宿舍，谭敲开了我的门，向我推荐王蒙的这篇新作，认为它很有新意，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后一定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关注。见他如此热情，我也不敢怠慢，连夜读了稿件。第二天上午我与谭交换了对小说的具体意见(我们在肯定小说的总的倾向时也提了些技术性的意见，建议具体商请作者修改)，写出稿签，即将稿面呈秦兆阳。”(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第50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6月)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王蒙的小说是临时换上去的，也就是说，从后来编好的杂志上看，编者对这篇小说并不是特别在意，但如果了解这是临时换上去的稿子这个背景，就可以说，编辑是特别推崇王蒙小说的。
秦兆阳的编辑风格是喜欢修改作者的稿件，这是个好习惯，但也是个坏习惯，因为编辑过多的修改，对于原作也可能是伤害，小说的题目也是他改的。因为小说后来起了风波，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支持小说的思想倾向，所以修改王蒙的小说也成了问题。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了由“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一文，把原稿和修改稿对比刊在中国最大的一家报纸上，这在当代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可以说明当时报刊杂志对于领袖个人对一篇小说的态度，是绝对认同的，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为“毛泽东听周扬等人说小说缺点部分是编辑秦兆阳改的。毛泽东提出要批评编辑。作协党组原拟让《人民文学》编辑部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茅盾主张先开个座谈会，然后把座谈会记录发表，以便说明《人民文学》修改王蒙小说的情况，同时谈谈作家与编辑的正确关系。”（黎之：《文坛风云录》，第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后来对秦兆阳的批判中，他修改王蒙小说几乎成了最大的罪状，认为他强化了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其实他的修改大体可以说是文字上的，虽然有自己加上去的话，但基本还是按原作的思路进行的。秦兆阳本来可以不这样做，但那个时代的编辑对于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作者的作品，这样处理，自然也有他的道理。在这一点上，王蒙是有风度的，虽然他在一些文章中对于修改自己的文章作了解释，但从没有责怪编辑。因为毛泽东肯定了这篇小说，在50年代，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倒有一种把账算在秦兆阳身上的倾向。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主要是经过“人民文学”编者修改后的)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的翻版。”(李希凡《论“人”和“现实”》，第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他又在《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中说：“《人民文学》刊载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人民文学》的编者，也正是这一时期的修正主义的首倡者———秦兆阳，还把自己的文学见解强加到这篇作品里去，对小说作了重大的修改，强化了作品不健康的情绪和林震性格的偏激，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同上，第20页)李希凡在不知道毛泽东对王蒙小说的看法前，批判的主要是王蒙，但了解情况后，在文章中就突出说明是秦兆阳了。因为毛泽东对这篇小说的态度，1957年，在批判右派作家时，极少提到王蒙和他的这篇小说，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反而是刘绍棠等人。
在王蒙写作生涯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最重要的一篇，也可以说是王蒙最好的小说之一。当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以眼前的社会生活现实来判断小说，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这样理解不能说不对，但在这个层面上认识这篇小说是不够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时，对王蒙这篇小说有一个新评价。他认为：“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与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更切实的理解。”(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9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这个分析很有启发意义，它提示读者，特别是在时间过去许久以后，再从反“官僚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篇小说已没有意义。
王蒙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只有22岁，当时在北京东城区团委工作，王蒙是典型的“少共知识分子”出身，左翼文化是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但王蒙在这类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对现实生活有敏锐感觉、并能深入思考的人。如果从广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想上来分析，王蒙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是权力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王蒙笔下表现为他有意选择的两个意象：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学生(青年)”。这两个意象虽在写实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王蒙也许不是有意为之，但现在看来，小说因为把握住了这两个意象的内涵，所以小说获得了超时空的意义，后代读者可以从中解读出他们自己的生活感受。这篇小说的内在冲突是代表“组织部”的刘世吾和代表“学生”的林震。如果细读王蒙的小说，你会发现，在过了半个世纪后，他的小说还能让读者重新解读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就在于王蒙的艺术感觉使他在瞬间把握住了生活的本质。
我们先看小说开头这一个细节：“三月，天空中纷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王蒙没有解释这个细节的含义，但不解释却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是不敢要钱?还是不愿意要钱?在50年代，可以解释为是平民对政府和官员的感情，但半个世纪后读者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在会上，袁水拍有一个看法是：“三轮车不要钱，很拥护，但里边是黑暗。有的也可说是无意的，但主要人物是不清楚的。刘世吾也是表面的。”(《郭小川全集》，第11卷，第3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0年1月)在50年代的文艺批评中，有一个现象是，那些从政治立场上否定小说的批判者，常常比赞扬小说的人，更能看出小说的妙处，至少在对王蒙这篇小说的评价上，那些批判者的眼光还是有力的，不过他们的立场和对作者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过去读者认为刘世吾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不过这样理解可能简单了一些。刘也是北大学生出身，他在组织部，对什么事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当林震把韩常新随意整理简报的事告诉刘世吾时，刘的反应是：“老韩……这家伙……。真高明……。”刘是一个陷在了“组织部”里的“学生”，而林震虽然来到了“组织部”，但还没有陷进去。如果他在“组织部”呆下去，他也是一个刘世吾，因为党的生活就是这样。还是在中国作协的那次会议上，就有人认为：“他下去也会变成刘世吾，有类似的调调，有忧郁病、孤独感的人。”(同上第324页)
刘世吾的哲学是：“当然，想像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
在这篇小说里，还保留“学生”气质的人，不论是林震还是赵慧文，都陷入一种困惑中，因为他们看到的现实生活和“他在大学时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我一直觉得王蒙在小说中有一种暗讽的东西，王蒙后来的小说中，也常有一种让读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东西，王蒙几十年以后形成的创作风格，我们都可以在他早年的这篇小说中找到潜质，特别是他的讽刺艺术。
王蒙自己解释写作动机时说：
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我写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纠葛，有一些地方虽然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写这篇小说时，我是抱着一种提出若干问题，同时惭愧地承认自己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的心情的。（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7年5月8日《人民日报》，本文转引自《新华半月刊》，1957年，11号，第155页）
王蒙当时是以检讨的心理说这段话的，但恰恰是他说不清楚的这些东西，获得了长久的艺术感染力，如果他当时什么都想清楚了，那他的作品也只会是一篇概念化的东西。50年代一些今天看来还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写出来的。
二、小说风波
王蒙小说发表以后，很快引起了争论。五六十年代，凡引起争论的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文章)，通常有两个结局：一是因高层人物的介入和表态，使作者在一夜之间名利双收；另外一种就是在政治上把作者打入冷宫，甚至使有些人失去生命。前者如因批判俞平伯而成名的李希凡和蓝翎，以及因一篇杂文暗合了毛泽东心理的姚文元等；后者如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作者，还有因写《海瑞罢官》的吴晗，《电影的锣鼓》的作者和写了《草木篇》的流沙河，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王蒙的命运当时可以说在这两者之间。
当时以《文艺学习》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关于王蒙小说的争论文章。从1956年12 月起，编辑部先后收到了参加讨论的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用连续四期的篇幅发了25篇。在这期间，先后发表讨论文章的还有《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当时的讨论，大体还在学术范围，参与讨论的人虽然看法不同，但所谈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过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当时和王蒙思想倾 向一致的刘绍棠、邵燕祥、丛维熙和邓友梅都支持王蒙。
邵燕祥认为：“作者是从丰富纷繁的实际生活里汲取主题直到每一个细节的。”刘绍棠、丛维熙则认为王蒙的小说严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他们说：“王蒙同志没有一点歪曲这个作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他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要求他根据对我们党的整个概念来写这个党组织，因为这只能流于公式化。然而只有真实，才能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邓友梅认为：“在普通人身上看到缺点。林震的斗争是因为党性，批评缺点都是党的教育。”
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郭小川保留了一个不完整的纪录稿。在这份纪录稿一开始是这样几句话：
最初，歌颂占80%。
现在，中间大，两头小。
歌颂者，———大学生，年青的作家。
王蒙的意见是：“正面表现不够。1）不想把区委会写成一团糟。2）不是把林震作为榜样，是写男女关系，对缺点是有偏爱。3）解决矛盾很困难，刘世吾心的深处有灰尘，一下没法解决。”
侯金镜：“是否一定写了刘世吾的缺点，非写优点不可，也不一定。有害的是作者对林震的态度。后半部作者的情绪是孤独的、寂寞的。”
张光年：“作者有才能，有热情，保护性的批评。现实观的错误，引起很大的危害性。代表一种社会舆论。没有敌情观念。”(以上所引均见《郭小川全集》，第11卷，第324页)
另外参加会议的林默涵、艾青、张天翼和康濯等对王蒙小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没有参加会议的刘宾雁、唐挚、王愚却是支持王蒙的，不过支持这篇小说的人，几个月以后几乎都成了右派，虽然成为右派的直接原因并不完全都是因为支持了王蒙。在这场讨论中有三个人的看法值得注意，一是马寒冰，一是李希凡，还有就是林默涵。李希凡和马寒冰是反对这篇小说的，认为它不真实。在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上是有问题的。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新华半月刊》1957年7月号，第145页)但马寒冰和李希凡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对王蒙小说的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反感。黎之曾听到过毛泽东的讲话，他回忆毛泽东当时的讲话：“在去年省委市委书记会上我就发表了意见，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知怎么，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只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我再说一遍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有个人叫王明，哎，不对，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一下，他也是共产党，好吗!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文坛风云录》，第75页)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他说：“我看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多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么。”(《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44页。此为“文革”中广泛流传的印刷品，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现在“文革”史研究专家公认本书虽然在记录的文字上有些错讹之处，但内容是真实的。对比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文献，可以肯定这本印刷品作为研究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1957年3月12日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反右派”运动史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是涉及在反右运动中是否存在一个“引蛇出洞”论的问题。而现在看来，这次会议的召开，与一个作家的一篇小说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几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很有说服力”(同上119页)，“有个姚文元，写的还是比较有说服力，我还看得下去，就是马寒冰的文章，我看不下去”(同上第144页)。后来马寒冰是自杀了，而姚文元自然得到了重用。
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发表在1957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上。请注意这个日期：3月12日。这是毛泽东发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的日子。林默涵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处长。他这篇文章与毛泽东讲话在同一时间，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的配合。这个细节说明，当时中国的文艺政策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完全是以一个人的好恶为转移的。林默涵的文章是一篇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他对王蒙小说是肯定的，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文章最后说：“王蒙的这篇小说，虽然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但他提出了这样的尖锐的问题，并且表现了他的勇气和才能，在这一点上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的艺术才能会在不断的斗争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得到新的健康的发展。”从文章内容看，完全符合毛泽东后来对王蒙小说的评价。可以说，林默涵的文章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来完成的。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于1957年2月26日在颐年堂有一次座谈会，主要谈的就是文学批评问题。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的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的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生动。……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还批评了李希凡，说他的文章不能说服人。他说：“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有中央，难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14、115页)。
毛泽东还说：“王蒙的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同上)
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许多作家都去听了。毛泽东就是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对王蒙小说给予肯定的，之前都是座谈会上的谈话，而这次是正式的会议。毛泽东说：“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现在共产党里面还有这种人。总而言之，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讲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75页)还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其实王蒙这些东西不是毒草。”“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
当时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写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者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所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只是因为他们提前几个月就想反“右”，而当时毛泽东还不认同这个看法。毛泽东的讲话，在发表时删除了一些具体内容，上面引述的关于王蒙的话就没有了。据当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舒芜回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说：“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的判断呢?就是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舒芜口述自传》，第2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
王蒙最后还是没有能避免“右派”的命运。历史有时非常偶然，谁也不会想到，1957年春夏之交，决策者的思想变化会与一篇小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而所有卷入这场论争的作者，从中宣部负责文艺的主要官员，到一般的作家和普通作者，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所有的文艺批评最后只是一个人的思想，文艺上的是非和作家的命运，都与这一个人的看法相关。生活在这样时代里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当他们明白了这一切后，会有一种大梦醒来迟的感觉，如果连这样的感觉还没有，同样的历史也许还会重现。做一个独立的文艺批评工作者，真是很难啊!
（选自《杂书过眼录》/谢泳 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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