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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江的“另一个”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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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小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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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文摘》2006年第05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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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本文初稿后，笔者读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丁帆先生的一篇文章《人格的矛盾，矛盾的人格———茅盾》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丁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说，他从1983年开始有幸参加《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钩沉中，在泱泱千万言的茅盾著作中，“读了十多年的茅盾，终于算读出了个中的些许真谛”：“茅盾之所以为‘矛盾’（他在创作第一部作品时的署名就是如此，‘矛’字的草字头是叶圣陶所加），这便是其人格内涵使然。”“随着许多史料被发掘和披露，人们用惊异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这位文学巨匠了。他在政治上的动摇，他在生活中的风流韵事，打破了许多文学崇拜者的伟人欢梦。”很惭愧，笔者对茅盾的著作读得很少，仅仅因有关专题研究任务而浏览过他的回忆录，结果发现茅盾的回忆与史实出入不小。茅盾的有关战时在广东东江的回忆，就让笔者看到了“另一个”茅盾，一个“矛盾”的茅盾。
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一批内地旅港名流、贤达和文化人在中共的部署下，经东江游击队和地下组织的护送，于1942年初，历尽艰难险阻，安全返回大后方，史称“抢救文化人”。茅盾是被“抢救”的知名人物之一。他从1942年1月9日开始离开香港，途中在广东东江地区度过一个多月时间，3月9日，从粤北曲江乘火车抵桂林。六七年之后，茅盾“1948年9月，追记于香港”，“1949年8月，修改于北京饭店”的《脱险杂记》，详细地回忆了他自己在东江的经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生动地记述游击队护送和接待文化人的经过，等等。他高度地评价游击队的营救活动：“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写到游击队领导人曾生请他们吃狗肉和游击队战士为他们站岗时这样描述：“有人拿灯来了，这是小小的煤油灯。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曾生将军抱歉地说，弄不到好菜，可是有狗肉，问我们吃不吃狗肉。我们这一伙十来人，谁也没有吃过狗肉，这时一听说，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于是端上狗肉来了。要不说明，我们还当它是山羊肉呢！这一餐，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错更好，永远忘记不了。饭后主人们就让我们休息。……晚间，我下楼去小便，看到门外有哨兵。我想，这是司令官也睡在楼上的缘故。但在第二天知道这几个哨兵是保护我们的，曾将军吃完晚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谈到他对东江游击区的见闻时，写道：“我们亲眼看到游击队干部们的生活如何艰苦。他们吃的是杂粮，病了简直没有医药；国民党军队对游击队的封锁之严密和他们对敌人走私的包庇，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认清谁是人民之友，而谁是借抗战的招牌在无恶不作的！”在茅盾的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回忆。人们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茅盾在东江的日子里心情是愉快的，与游击队的关系是融洽的结论，然而，如果再阅读更多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事情原来并非如此。
就在白石龙游击队司令部楼上吃狗肉宴后的第二天，为安全起见，茅盾夫妇、邹韬奋、胡风夫妇、胡绳夫妇、叶籁士、宋之的夫妇等10多人被转移到几里远一个搭在山坳的树林里（当地人叫大山寮）的草棚休息，等待转移惠州的时机。大山寮的伙食按胡风的回忆还是可以：“有专人负责买米买菜做饭。吃得不错，每天总有一大碗青菜或别的什么菜，后来听说我们把物价都吃贵了。”但因为人多，狗肉、果子狸可能并非人人都吃得上了，只有看谁的“运气”好了。胡风回忆：“在大山寮时，有一次，胡绳从队部回来，闲聊中说昨天在队部吃到了果子狸等。谁知这下刺激了茅盾。他借此发牢骚说，日军进香港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把C.P.发下的避难费（外币）都分了给自己接近的人，不接近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了）都不给，云。他这一说弄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可能是茅盾提了这个意见的缘故，后来（2月17日），地下党在惠州送茅盾等20多人去老隆前，按上级指示发给文化人每人1000元作为旅费，另外特地多给茅盾500元，还给了一点布料。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在致香港有关人员的紧急电报中表现出他对经费问题的关切，并有两次提到疏散朋友用钱问题。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发出的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中指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有多少，望告。”1941年12月20日，周致张唯一转廖、刘电报提道：“在港所存汇款如何解决，是多少……请唯一问少文即复。”至于具体分发到各位文化人手里的疏散费，可能就像今天公司老板给员工“包红包”发奖金一样，有无和多少的问题，彼此之间大概也只能靠猜测。如果胡风的回忆是真的，那么文化人的疏散费是没有发给茅盾的。
胡风提到的香港沦陷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指的应该是夏衍。周恩来1942年6月21日《关于香港文艺运动情况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委的报告》中说道，香港沦陷前，中共在香港文艺方面的内部组织文委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在这五人分工中，电报明确指出夏衍负责文艺小组，胡绳负责学术小组，张友渔负责新闻小组。众所周知，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全面工作和涉外统战活动，并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主要管秘密和情报系统的活动。香港沦陷后，夏衍比茅盾早几天离开香港，走的是不同的路线，而且夏衍等人是由潘汉年系统的人员陈曼云等护送脱险的。司徒慧敏回忆：“蔡楚生的夫人陈曼云（党内的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带夏衍、金仲华、金山、王莹等十六位同志于一月五日离开香港，先坐船到长洲岛，然后到澳门。一月五日早晨四点钟左右，天朦朦亮我们就离开了香港。”逃难途中的茅盾对夏衍非常不满意，火气大得很。在白石龙，他曾对参加接待文化人工作的东江游击队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嘉（即老一辈文化人杜襟南，后来年近九旬，依然有很高的生活质量，居广州）等人说：“夏衍负责港文化人工作，不出声地自己跑了，毫不负责，我要报告中央开除他的党籍。”从茅盾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矛盾的人格，须知此时的茅盾不在党内，而是党外民主人士，而他却依然以一个布尔什维克自居的。正如本文开头丁帆教授的文章所分析的：茅盾的矛盾人格“其深度心理模式则是他对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眷恋情绪所致”。“作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同岁党龄的老一代作家，自1927年脱党以后，却一直在苦恋着党。但可悲的是，由于人格的矛盾与缺陷，他不敢向党捧出内心的另一面赤诚，造成了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的政治局面，所以直到临终前遗愿才得以实现———恢复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的悲喜场景。”
在东江，茅盾心情相当烦躁不安，也急于离开东江到大后方，对游击队的护送安排并非很满意，不时有一些在游击队看来是不利于安全的行动。1942年农历大年除夕（2月14日）的深夜，历尽千辛万苦的茅盾夫妇等20多人到达惠州。在刚被日寇烧杀抢掠的满目凄凉的惠州，国民党的警察特务设立的许多水口和陆口检查站，盘查很严密。鉴于城内的危险处境，先于茅盾到达惠州的廖承志曾对在惠州负责秘密接应工作的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部长卢伟如交待两条铁的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士上街公开活动；二是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等收起来集中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连贯则要他时刻提醒经过化装为商人的文化人，说话、举动都要格外小心。卢伟如曾回忆茅盾离开惠州时与护送人员的“不合作”情况：“从惠州到老隆，主要是水路。农历正月初三（2月17日），我们护送茅盾这一批文化人上船。上船的码头是在惠州的中山公园望江亭后面。当茅盾经过中山公园，看到园内矗立着廖仲恺纪念碑和黄埔军校东征阵亡将士纪念碑时，不禁心血来潮，诗兴大发，竟站在纪念碑前慷慨激昂地朗诵起诗来！我在一旁可着了急。他这样书生气十足，哪还像个做生意的‘商人’呢？如果引来人围观，很容易暴露身份。我赶紧上前小声劝阻，不料茅盾却发起脾气来。后经大家说服，他这才平了气。……为了确保茅盾的安全，我特意通过打入惠阳县税务局的地下党员黄鑫同志（后牺牲）的关系，安排他乘国民党官员的走私船只走。这种走私船，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特务，都是不敢检查的。可是，当茅盾上了这条船，看到舱里一片乌烟瘴气的，说什么也不肯与这些国民党腐败官员同船。最后，他还是和大家一起乘包船走。”
茅盾一行，沿东江逆流而上。元宵节（3月1日）到达老隆。然后搭上去曲江的军用卡车。3月9日，茅盾夫妇从曲江乘火车到桂林，正好距他们离开香港两个月。同一天，中共粤北省委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转南方局并中共中央，谈了茅盾从香港撤退在东江途中的情况：“茅盾原劝他隐蔽一时待机，但他极不满，认为我们怕他跑到国民党区去藉词挽留他。因为沿途照料有不好之处，大发牢骚，以为此次招待都是为得扩大我党影响而已。经解释仍如此，现已转桂林。”
二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与后来茅盾回忆出入很大的矛盾现象，即茅盾的东江的不愉快并和游击队有摩擦呢？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逃难途中的确是千难万苦。对于茅盾这样过惯大城市生活，有着严谨节息规律和较好生活条件的著名文化人来说，经受战乱之后，从陷落的香港逃难到内地，时刻提防日伪顽军袭击，昼伏夜行，争分夺秒，跋山涉水，其履险蹈危的程度可想而知。李锦荣回忆护送茅盾夫妇和邹韬奋等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的险情，当时，敌人进行严密的海上封锁和搜捕，偷渡的人要趁白天在铜锣湾避风塘上船过夜，等待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天色朦胧、雾霭较重的偷渡机会。“半夜了，茅盾起来要去解手。我赶忙迎上去，搀扶着他，指引他从大舱向船尾走去。他眼力不好，在微弱的桅灯下看不清通道，突然一个趔趄，差一点把脚踏入两条船之间的空隙里。我吓得差点惊呼起来，赶快用双手把他拉住，急忙提醒他：‘小心，下面是大海！’……当时，我真被吓出一头冷汗。茅盾这个险些会跌下海的动作，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每想起来时都有些后怕。”从东江游击队队部宝安县白石龙到惠州途中最辛苦。当年的护送人员郑伟灵回忆：他负责的路段是从白石龙到田心村惠阳大队队部共60多里。要两个晚上走完，途中要秘密通过驻有日伪军布防的广九铁路和布吉、横岗等地，还遇到国民党军和土匪的袭扰。第一天的夜行军：“从白石龙连夜赶到碧岭，全程40多里，这对文化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加上一路避敌绕村庄走小路，心情紧张，来到此地已疲惫不堪了。有的放下行李，一坐下就打起呼噜来；有的坐下按摩双脚，活动脚踝。我在巡看大家时，发现茅盾双脚红肿，脚底打了几个血泡，有的已磨破流出血水。我马上端来热水，帮助他烫脚，包扎伤口，消除疲劳。晚上天黑时，队伍又起程了……”与茅盾同行的廖沫沙的回忆也许最有说服力：茅盾夫妇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从白石龙到惠阳，要穿过广九铁路和许多交通封锁线，要经过敌占区、国民党区和“三不管”区。“在这样一些地区行路，不但无舟车可乘，而且不能白天走，只能在夜晚黑暗之中，不许点灯提火，不许高声谈话，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这对于我们这些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外乡人，一向是在光天白日和灯火辉煌之下行走惯了的人，一向在长途旅行时不是乘车就是乘船的人，而且是几个文弱书生，现在要这样的夜行军，将是多大的困难，多大的艰险”！“这次夜行毕竟不容易，毕竟是异常惊险艰难的。穿越铁路线和敌人的交通线、堡垒群或瞭望哨时的紧张惊恐，爬高山、涉溪水、越坎坷，颠颠跌跌，也不知经受了多少艰难辛苦。这是我，也包括同行其他四位在内，都是平生从未经历的一次旅行。在行进的当时，虽然全神贯注地在奔走，没有感觉什么危险恐怖，但事后想起来却往往心跳不止。我至今常在睡梦中好像忽然从高坡下落或失足坠入深渊，惊骇得一跃而醒。也许就由于这时留下深刻的印象吧”。
其次，诚如上述粤北省委的电报所说的，游击队“沿途照料有不好之处”。当时的香港市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回忆：“1942年春节前夕，茅盾夫妇等人第一批离开东江回内地后方，由粤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均予（对外称王副官）、我的妻子张逸以及地方党员黄云耀护送。途中，王较多照料自己的老婆，对茅盾夫妇疏于关照，引起茅盾的不满。”由于环境的恶劣和出于安全考虑，茅盾的一些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负责护送茅盾等人从惠阳县淡水附近的茶园到惠州的惠州区委书记蓝造回忆：从茶园经永湖、三栋到惠州，要走90多里路，为了路上安全，力争一天赶到。“到三栋后，雨开始大起来了。我们按原计划休息，准备在这里吃晚饭。这时文化人一个个都感到很疲困。茅盾问我，到惠州还有多少路？我告诉他还有十多公里。茅盾和其他几个人商量，提出要在三栋过夜。从早上到黄昏，走了将近一天，这对于我们来讲算不了什么，而对他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文化人来说，确实是很不简单，难为他们了。但是，在三栋过夜原先没有安排，安全没有保证。因此，我只好说服大家坚持走完最后一段路，连夜赶到惠州。张友渔等也帮我做工作。这样，大家同意继续赶路。”“夜幕降临，茅盾提出来，到镇上买几盏灯笼。由于那时店铺已经关门，没有买到，于是大家就摸黑上了路。由于天黑，路很滑，加上大家已经很疲劳，走起路来很慢。……队伍中只有张友渔和茅盾有两支手电筒，光又不强，也只好轮流使用……我非常担心在路上出问题，果然，就在离惠州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件意外的事件就是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失足从两丈高的桥上掉下河里去了。茅盾晚年回忆：“那时我正在德沚的前面摸黑走着，只觉得脚脚踩到石板上。‘这莫非是桥？’正想着，就听见后面扑通一声，回过头去，身后的德沚已经不见。我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沚掉到河里去了！’用手电往下照，深深的竟不见底，只听得哗哗水声。我骇呆了……闻声奔来的人也吓慌了。这时，桥下却传来了德沚的声音：‘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呢？’这真是一个奇迹！原来当时是枯水期，德沚正好跌进近岸的水草和烂泥里，竟一点也没有受伤……”
2000年5月，笔者曾拜访当年在游击队队部接待茅盾的杜襟南。他说：对茅盾等文化人的照料虽有不周之处，但文化人对游击队的困难了解也不够。文化人“害得”我们好苦啊。当时部队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数不多，装备差，地盘也不大，抢救工作非常艰苦。那时日军南进，一天到晚火车都载着军火南下。这是伏击敌人的好机会，只要伏击一趟列车，便可得到好多的武器装备。然而，党中央指示，在抢救文化人期间，不准惊动敌人，怕敌人反过来打我们，影响文化人的安全。他还让笔者看他珍藏了58年的当年茅盾写给他的字条：“我的跑（拖？———笔者未能断定）鞋（新的）太小，走长路脚痛，现拟掉（原文如此———笔者）换一双较长的，（听说部队有胶底鞋）不知可否？兹附上脚寸，倘换得后，即将我的鞋子换上奉还。又：部队中所用棉军服，可否借一件穿穿。（请照附上之尺寸）茅盾。”字条的背面有杜襟南写上的字样，“40码胶鞋一对，棉衣一件”。从杜的回忆和字条传递出来的信息，可以推断：战乱中无论文化人还是游击队都很艰苦，护送人员也许问寒问暖不够，但对文化人的要求还是尽量满足。
再次，战乱颠簸，使本来身子就较弱的茅盾，经受了一次十分痛苦的考验。而一个人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好的心情，显然是十分罕见的。他回忆说：“紧张颠簸的行军生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的生活节奏彻底被打乱了，我的身体———这架平时尚能正常运转的机器的弱点暴露出来了。行军伊始，我的食量骤增。每顿不用小菜能吞下两大碗米饭，然而只进不出，下坠之感日益紧迫，却始终解不出恭。到了白石龙，德沚弄来泻药，无效；喝了菜油，也无效。挨到第七天，肚子已胀得像个鼓，不思饮食，十分痛苦了。游击队的卫生员说，干结的粪便太大太硬，只有先将其捣碎，才能排出。于是，德沚担当起了这个不卫生的手术，她硬是用手一点一点地把坚似石子的粪便抠了出来。”身体的麻烦，游击队的照料又有些疏忽，心情自然不那么好，言谈举止就不免有点偏激。
再其次，出于战时香港文坛争论的后遗症。沦陷前的香港文坛曾有过的不小的矛盾，虽经周恩来的电话介入得到解决，但旅港文化人之间的积怨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茅盾对夏衍的不满。胡风回忆说：茅盾、叶以群、宋之的等人对夏衍不满的一个原因是：“以夏衍、杨刚为中心出了一本指导性的理论文集，却没有约这些人参加，他们事先都不知道。”但不知为什么，茅盾对夏衍不敢正面交锋。“以群告诉我，廖承志决定开一次文艺方面的扩大会，批评一下夏衍……并说茅盾也准备讲话。”“会议由廖承志主持。不可理解的是，大家背后意见那么多，到会上却只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以为茅盾有重要讲话，但他的话更是无关紧要。”茅盾把对夏衍的气闷在心里。此外，茅盾还受到年轻人的“挑战”。乔冠华因坚决反对茅盾所赏识的青年评论家李南桌提出的“广义现实主义”，而与杨刚一起动辄对茅盾提出批评。黄药眠回忆：“记得有一次，乔冠华与杨刚在会议上公开批评茅盾，并且两个人共同起草了提纲，针对茅盾的某些意见提出批评，后来由杨刚出面照提纲的要点公开批评茅盾。但茅盾也不示弱，当即提出了反批评。”黄认为乔冠华等对茅盾的批评是“策略上有错误”。因为“如果牵涉原则的问题，那就应该先找茅盾幕后谈谈，加以说服；如果属于理论上的细节，那也不必在会场上去公开批评他；如果他不接受批评，则自己反而处于被动。”因为“文艺理论”受到年轻人批评，进而对“党在文艺方面负责人”夏衍会更加不满意是很自然的，所以当他听到有关夏衍“不出声地自己跑了”的传言时，便十分生气地说了要报告中央开除党籍之类的话。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根据上述周恩来1942年6月21日电报可知，茅盾在香港文艺界的地位并不高。在香港文委之下设文艺、学术、新闻小组，小组之外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戏剧座谈会，茅盾仅仅是和胡风、袁水拍一样，作为文艺座谈会的参加人员而已。难怪黄药眠在谈到乔冠华老说茅盾不好时，“认为茅盾是统一战线里面的忠实朋友，即使他有什么，也应该求同存异，不必在小的地方多加计较。”既然人家仅仅把茅盾看成统战对象，那么他在东江所说的中共抢救文化人的活动只是为了扩大党的影响的话，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最后，与茅盾的个性有关。与邹韬奋比较起来，茅盾比较固执和坚持己见，所以给同行和游击队留下的印象也不一样。邹韬奋比较谦和，也未卷入战事香港文坛的争论，受到文化圈内的一致尊敬和推崇，也更受到党有关组织的重视。在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几封紧急电报，三次提到要护送好邹韬奋，周恩来电报中提到的党外人士中，还提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刘清扬等，却没有提到茅盾。离开香港前，按党组织的安排，先抢救重要和已暴露的知名人士，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和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都不能与丈夫同行，要晚些时候才走。然而，茅盾坚持要夫人同行，而邹韬奋却服从安排，将夫人暂时留在香港。茅盾回忆了“谢绝单独离开香港”的经过和韬奋的态度：“以群带来见过几次面的朋友。这朋友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您准备一下，明天可以走。’……‘那么，我的太太怎么办呢？’‘沈太太可以搬到朋友家里，有一些朋友的太太也要过一阵子再走。’‘我不赞成，我想太太也是不赞成的！’这似乎颇出意外，那朋友愕然望住了我，不作声。……我有点任性，但我相信我的决定是很理智的。……我不同意分开走还有一层理由：德沚一人留在香港，一定不能安心，她将因等待我平安脱险的消息而寝馈不宁。”在船上，邹韬奋“看见德沚也同来了，不胜惊异，连声说：‘沈太太，你真勇敢！’接着他就想起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低声说：“粹缜他们还是随后再走吧，孩子恐怕吃不消；我都听朋友们的意见，对这种事，我一无经验。’他又高兴地指着他那大裤管问我道‘看得出么？———一枝自来水笔，一只手表，在这里；那边是钞票，都是粹缜缝的。”看得出未能与携妻儿离开香港的邹韬奋对茅盾能与夫人同行是既有些羡慕又有自我安慰的。
在东江生活非常困难，茅盾显然不适应这种生活。出于茅盾的要求，他和夫人是抵达白石龙的文化人中最早离开那里到惠州的。而邹韬奋却不同。他对游击区的生活兴致非常高，有浓厚的兴趣和真正学习的态度，表现出愉悦的心情，有时还和大家讲历史故事，谈心说笑。俞润生著《邹韬奋传》这样描述传主在山野草寮里的生活：“有人不习惯这种生活，发出不满的言语；邹韬奋却始终很愉快。游击队派去的招待人一再殷勤地问他们需要什么，尽可能予以满足，尽可能去办。邹韬奋屡次婉言谢绝，并且表示，已经给游击队的同志带来负累，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不要再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了。朋友们对邹韬奋这种克己谦和的态度，在背后十分赞叹。
茅盾和韬奋先后到达惠州，在惠州他们都曾要求上街，结果茅盾达到目的，韬奋则放弃要求，这也可以看到两人不同的个性。陈永回忆：“那时惠阳城里情况复杂，汉奸特务到处活动，为了保证文化人的安全，规定文化人不准随便上街。一天，茅盾提出要到街上走走，看看市面。经请示卢伟如同意后，我陪同他们夫妇上街，小心翼翼地领他们转了一下街道就赶紧回来。”“4月，东江游击队员送邹韬奋来到惠州，安排住在我家。韬奋来了几天，就向我提出到街上转转。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左派文化人缉捕的风声越来越紧，我没有同意他的要求。韬奋见我不同意就对我说：‘我没有来过惠州，这里不会有人认识我，上街走走，散散心，是不会碍事的。’我提醒他说：‘你不是发表过一本《萍踪寄语》的书吗？那本书上有你戴眼镜的照片，只要敌人拿那本书的照片和你一对照，便会认出你的……韬奋先生听我这样一说，就放弃了上街的要求。”如果邹韬奋像茅盾那样，继续要求，护送人员可能也会请示上级领导，可能也会同意他上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作邹茅比较绝无褒邹贬茅之意，只在于分析茅盾在东江的某些言行以及中共有关组织对其看法的原因。
三在解读东江的“另一个”茅盾之后，人们又如何解释后来回忆东江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多好话的茅盾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以本文开头的茅盾所回忆的自己在东江生活的那些好话为例，这段话也没有错，它是历史真实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回顾历史时茅盾的真心话。因为人的境遇不同，心情不同，地位不同，氛围不同，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看法也就不一样了，况且原来一些事情本来就是误解所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茅盾是春风得意的茅盾。在香港，他积极参加民主活动，为打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呐喊，情绪是奋发激昂的。他这样回忆：“一九四八年的香港十分热闹，从蒋管区各大城市以及海外汇集到这里来的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总在千人以上，随便参加什么集会，都能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兴高采烈，没有一点‘流亡客’的愁容与凄切。两个朋友碰到一起，不出十句话就会谈到战局，谈到各战场上各路解放军的辉煌胜利；就会议论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作的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议论文章中提出种种重大的激动人心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一九四八年将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他为1948年元旦写了新年献词是连题目都显得很有诗意的《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在北平，他更是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主人公身份，参与了许多国家大事。他担任全国首届文代会筹委会副主任，在文代会上他以大会副总主席身份报告大会的筹备经过和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并被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协前身）主席。他还担任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职位，是连柳亚子都想要而未得的），出席首届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在东江的历史记忆，无论“追记于香港”还是“修改于北京饭店”，自然而然会注意影响、注意身份，因角度不同而有所“增删”，以求达到与其政治地位相称的言行规范。
（选自《摸史集：中国现代人物新探》/袁小伦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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