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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中的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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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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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文摘》2006年第05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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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春夏之际，光绪帝亲政已有十年，他强烈地想要有所作为。康有为的变法言辞吸引了光绪的注意。康想通过依附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介入，使帝后关系中增加了复杂的因素。
9月初，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騤拒绝转递该部主事王照建议皇帝奉太后出访外国的奏折，光绪认为阻挠言路，将他们连同另外四个侍郎一同革职，而以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劝。这事象征了光绪帝广开言路的变法决心，也是他借题发挥，为自己树威的一个举措。但处理过严，激起老大臣和慈禧太后的不满。
此时主政的大臣，总体上都具有洋务倾向。冲突的真正焦点在于，皇帝驱使不惯这批老于世故的官僚，注定要搞自己的班底；而大臣们看不惯康有为和一批资历尚浅的后进，他们觉得小臣的得势预示着自己的没落。变法图强的宏愿最终变为纠缠不清的人事纷争，从太后与皇帝的权力再分配传递为老臣和小臣的权力再分配。
9月14日，光绪帝去颐和园向太后请安，并请示开懋勤殿以议新政之事。懋勤殿是乾清宫西侧的一座配殿，康有为授意宋伯鲁等人上折，呼吁仿照康熙、乾隆、咸丰三朝事例，开懋勤殿，选一批“通国英才”和外国政治专家在此办公，以作顾问。也就是把维新变法以来实际上依然无法接近光绪的康有为送进宫去。慈禧一眼看出这是维新党人的新举措，当即对光绪处理礼部六堂官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是变法以来光绪帝12次上颐和园请示懿旨第一次听到太后的反对意见。所以他感觉不好，次日召见军机章京杨锐时，发出如下密诏：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反映出光绪在观念上激进而在行动上受到太后掣肘时的焦虑。但尚不是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的假设，皇帝是咨询良策，并没有授权救援，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且光绪帝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充其量列入“诸同志”之中。但后来康有为在流亡中，把密诏篡改为写给他的：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就面目全非了。真正使康有为感到惊讶的，是17日光绪帝明发了一道上谕，促其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道上谕的真实含义很费思量。按康说，这天御史杨崇伊到颐和园递折请太后训政，皇帝感到形势紧迫，为了保护他而公开示警。但实际上杨奏要到18日才递，17日并无政局剧变的征象。因此亦有人理解为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妥协；或是光绪迫于慈禧压力，以此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更深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光绪对康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康在变法期间，上了大量奏折，言辞激烈，引人侧目）。
康有为说，18日早上，林旭向他和谭嗣同出示了杨锐转交的光绪密诏，旋召梁启超、康广仁、徐致靖、徐仁铸、徐世昌同读。众人痛哭不成声，“经画救上之策”，“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又说袁答“杀荣禄乃一狗耳”，建议“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名诛贼臣也”。
这是整个戊戌变法史上最为关键的谎言。何以见得呢？
其一，按照军机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杨锐与林旭一班，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18日早上谭嗣同应当入宫处理公务，岂能参与聚读密诏？
其二，“勤王”之说是以假诏“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为前提的，该假诏在18日尚未伪造出来，因此，维新党人得悉的只能是皇帝在期待他们想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就密诏内容而论，虽令人震惊，尚没有理由抱头痛哭。按正常逻辑，读完密诏，他们应该去写奏折提建议。
其三，康有为说，同读密诏者中还包括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如果徐世昌已读真诏，则知道皇帝没有授权救援行动，他必然会立即转告袁世凯。若此，袁世凯对整个谋反计划一目了然，后来大可指出，谭嗣同诱迫他杀荣禄完全是矫旨政变，他就可不背“欺君告密”的恶名。问题在于，袁世凯当晚无法辨清密诏真伪，所以他犹豫，还同康党虚与委蛇，甚至还要回天津与荣禄商量，这样，徐世昌参与聚读密诏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康有为后来在国外说，光绪给他的密诏原文，他已经烧毁了。他以为这样就无可对证，却没想到，密诏原文在杨锐手中。杨死后，他的儿子杨庆昶扶柩出京，将密诏缝在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四川原籍。1909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杨庆昶将密诏交呈都察院。御史赵炳麟上奏请公布密诏并编入实录。1910年，陈宝琛又上奏折，指出：“幸而杨锐奉有先帝手诏，于孝钦显皇后顾念人心、慎重变法之至意，与先帝承志不违、委屈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
话说回来，假如康有为真有密诏，无论站在“忠君”的道德立场，还是看在江湖义气上，都应该严守秘密，因为光绪处在慈禧的控制下，透露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会加剧慈禧对光绪的仇恨和虐待。或者，公布真密诏的内容，也可证明光绪并无废黜慈禧之心，从而改善光绪的处境。然而康有为偏要伪造密诏，并大肆宣扬光绪对他如何之好，由此他发誓一定要“保皇”！他后来凭此向华侨募集了很多钱财，得以周游世界，广置产业，过着富裕的生活。
在康有为，采用军事手段来对付慈禧太后，并不是临时急智，事情还要向前追溯。六月间，太后提出秋天到天津去阅兵。康有为认为她是去搞“兵变”来废帝，他随之萌生出“武力废后”的基本思路。康有为建议皇帝重用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袁于14日应召到达北京，引起种种猜测，直接加剧了紧张气氛。
宫廷政治总是充满着阴谋，政变是这种阴谋的最高形态，这在中国历史中不绝如缕，文人虽无缚鸡之力，但比军人更爱议论军队与政权的关系。康有为明白，到了最后关头，双方狭路相逢，总要白刃相见。既然如此，不如先发制人。可他没有军队，他想借用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毕永年于12日到达北京，住进南海会馆。康有为多次与他谈论了包围颐和园，逮捕乃至处死太后的打算。但计划缺乏操作性，毕永年不以为然。
康有为最后想借助袁世凯的军队作垂死一击。按毕永年所述，18日午饭时，同住会馆的钱维骥告诉他康有为要杀太后。毕答，我早知道了，康有为就想要我去干呢。晚上，谭嗣同前往法华寺走访袁世凯。次日，毕永年从谭处获知袁世凯没有允诺，认定事已败露，立即搬出会馆。
接近九月下旬时，太后看出皇帝趋于激烈。加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又来访华，谣传皇帝欲聘他为改革顾问，以外国人来压太后，这都是她断不能容的。就凭这些，足以使得太后翻脸，放下她对维新的支持，甚至借用维新派的人头，来恐吓皇帝和皇帝的同情者。于是太后决定从皇帝手中收回最高权力。
19日白天，康有为试图争取英国公使和伊藤博文的支持，没有成功。他手里所有的牌全都打光了。傍晚，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宣布此后新章京所签拟的各项文件，都要交她先看，皇帝扶植自己羽翼的努力轻而易举地失败了。这里需要说明，光绪命杨锐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其工作职责只是处理司员士民上书的时务条陈，拟写签语以便皇帝阅读，并不接触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处理的日常朝臣奏折业务。刘光第、谭嗣同入值后甚至没有机会见到光绪。康有为明知情况，却说四章京“实宰相也”，故意夸张他们的权限，也使后人对于当时的权力结构产生误解。当然，即便四章京的实权不大，慈禧此时仍作限制和防范；光绪天性懦弱，本来就没打算搞政变；康有为在宫廷政变的想像力上，只有“扶皇帝登午门”，或皇帝在阅兵时“驰入”袁世凯营中、下诏命袁诛贼臣之类程式，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
20日早晨，皇帝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时，康有为悄然出京。中午，袁乘火车回天津，皇帝接见伊藤博文。在这两场活动进行之际，太后的影子始终就在皇帝的身边。由此可知，所谓袁世凯当晚向荣禄出卖维新党人，荣禄又连夜赶赴颐和园报告之类说法，都不正确。
21日太后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27日，慈禧太后召见北洋大臣荣禄。
人们相信，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是告了密的。即使政变不因告密而起，但21日他在天津，还是把情况泄露给了荣禄。问题在于，他回津时，尚不知道太后次日重新训政。根据常识，事后的告密，虽然也属揭发，但更是大势所趋下的“坦白”。袁世凯日后受到信任提拔，则告密似在训政之前。比如袁世凯戊戌日记里就没有交代他19日的动向，而这也正是他获悉了康有为政变计划后的第一个白天，他见过什么人呢？有人判断袁在回津之后即向荣禄汇报，22日通过杨崇伊将消息带回北京，但这种推论没有史料支持，而在24日捕人谕旨中，也没有将谭嗣同特别列出，不过是作为新党人物同案被捕而已。难道这事直到27日才由荣禄当面报告太后吗？这似乎能解释迟至29日，上谕中出现了康有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但没有细节，也没有涉及谭嗣同。
或说政变后消息传到北京，与太后取得联系的中转渠道是庆王。但据兵部司官陈夔龙回忆，28日清晨，御前大臣庆亲王奕劻特在家中密嘱他和工部司官铁良代表其与办案官员商量，设法解脱杨锐、刘光第。这说明连庆王都未闻政变之说，而且已接到营救请求，开始做疏通工作。约9时，陈、铁出庆王府。旋闻早晨某京堂封奏，请勿庸审讯，即由军机大臣刚毅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六人一体绑赴菜市口正法。从常识推测，假如庆王听说了围园劫后的“大逆案”，又岂能分清谁是真正的参与者而插手其间？
其实杨锐是张之洞的人。他在入值后的私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就是一个证明。而张在听说杨锐被捕后，立即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营救，指出杨与康党无涉，是另一个证明。杨锐死后，朋友盛昱作悼诗，中有“翻云覆雨骤雷霆，竟与逆人同日死”，“茂陵遗稿分明在，异论篇篇血泪痕”之句，说的都是当时士大夫的看法。这些旁证，使我产生疑团：光绪密诏为何在他手中从15日压到18日？这期间，杨锐是否对皇帝密诏提出的问题已有建言，比如赶走康有为换取太后的谅解，所以他直至见到17日的上谕，才把诏书抄给林旭。
此类猜测还可以提出许多。经过百多年来的考证，戊戌政变的细节，有的开始澄清，有的依然扑朔迷离，有些真相恐怕是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了。
（选自《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姜鸣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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