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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五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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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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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文摘》2006年第05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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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头瓜棚、街头巷尾的识字班
———五十年代的文化扫盲运动
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有点像现在的后青春期狂欢，国家的指令一下，一个个识字班便满脸春阳地从地底蹦了出来。那年头的人们，都生活在“火热”的现实中，有的是使不完的激情。干部上门一动员，大家伙便两腿一哆嗦，唯恐脱离了大众，端张凳子就进了扫盲班。
这些班可是办得红火，有夜校、有白班，且在田间地头安营扎寨。挑选的老师，有的是现成的大队长，有的是记工分的师傅，有时候人手紧缺，就直接拉来一两个刚脱盲的毛孩凑数。不管怎么说，国家的政策是不能违抗的，虽然效果比较低端，但是该办的还得办。
最积极的是各大学校的学生，年小、有干劲，像一台台兴奋而敏捷的播报机器。他们脑袋瓜碰在一起，就想出许多机灵古怪的点子。有人专门到乡镇里抄录花名册，把所有的人头仔仔细细地数清楚，一个“落后分子”也不能落下。有人是挨家挨户地围追堵截，不管你大爷大妈，也不管你三姑六婆，只要认字不上200个，全都“打”成文盲，让你免费享受扫盲“待遇”。
“各校的学生动员起来，不管是几年级的学生都组织起来，分成好多扫盲学习小组。每一小组分管一片工人家属，小组长每天带领一队人马，组织矿区的工人家属们的学习进程。每个学生分片承包，分户分人一对一的家庭扫盲，凡不识字的不论男女老少都得学字，每个人必须学会200至300字，不但会认会写，而且懂得它的意义。”
在当时的农村，读过书的妇女极少，男性也有很多是斗字不识的文盲。户口簿上的名字是村里的书记员帮填的，写封信要等那些学过些“增广贤文”的老先生代笔。村子里的茅厕亦是没刷“男”、“女”二字的，男厕瓦楞上搁了顶破草帽，女厕则绑了条报废的红头巾，如果没有标志，就遵循“男左女右”的古训。所以，上扫盲班的人心里大多是情愿的，虽有些惶恐，但更多的是欣跃。
“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挺害怕，这辈子还没进过教室哪。我小腿直打晃，手不知往哪儿搁，缩在衣袖里嫌寒酸，放在裤袋里又太那个……脖子上像被猫扑过，一道一道的汗，有的地方冷，有的地方热。后来就放松了，因为比我年长的多得是，最老的都快奔八十了，一边读嘴唇还一边颤。上课的是个白面书生，个儿挺小，我们一笑他就跟着脸红。那先生人也好，说我们写字要用手‘握’笔，不要‘抓’。嗬，拿了大半辈子锄头了，认个生字还挺别扭……”
这是邻居一位老大妈对当年扫盲的回忆，亲切得让人乐呵。那时候，扫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人少的就统一参加“夜校”，人多的就由各个生产队分头组织。有时候时间分配不过来，又要大搞生产，又得抓紧时间认字，大家就在瓜棚地头把塑料袋一铺，现场开课。扫盲被视为一场政治任务来抓，有专人记工分，任务完成得好的大队还有奖励（洗脸盆、热水壶之类的玩意）。
农民们常常握不稳笔，写字的姿势不对，手骨关节僵硬。所以，练久了都有些气紧，大家就找乐子相互调侃起来。教书的也是抽到谁算谁，顶多就是个高小水平。讲的人是摇头晃脑，听的人就晕晕乎乎。教的内容都是些烂熟的句子，如“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与当时的形势相结合。
识字班在光棍汉子看来，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可以作“联谊会”。那时候，根本没有谈恋爱这种说法，嫌羞人。大多是领导介绍，双方坐下了，领导会先让他们握个手，小手一握，只要互相看着不讨厌，十有八九就成了。在识字班里，男人们念书时会把嘴咂得很响，或是故意把字儿念错。姑娘们心领神会，暗叹他们煞有心机，便会假意低下头，哧哧地笑。大家嘴巴上不说，心里都有些感动的，手心里汗津津，在窘迫中，慢慢缩短了距离。
不过，多数时候，课堂还是很严肃的，特别是算工分的时候，个人背心都淌着一摊冷汗。那时还设有一种专门的“识字岗”，测测大家肚里墨水几何，在集市的必经之路写几个字，来赶集的人要先认了字才能过去，不会的就只好苦了脸打道回府。
在许多人看来，这段时光可是十足甜美，念的想的全是响当当的“建设”豪情。尤其是那些平生第一次写出自己名字的平民，拿纸的手打着颤，眼角都是湿的，全身上下有种说不出的轻盈。现在已经罕见当时那种“千人教，万人学”的场面了，即使有，却不知掺杂了多少功利在里头。所以说，那是个奇迹迭出的年代，有时候一个普通人的遭际，就胜过你今日苦心打造的传奇。
“五爱”教育
———五十年代大规模的教育活动
在五十年代，大家的认知，好像都能挤到同一个层面上。任何运动，只要上面指示一发，保准做得比你想像得还轰烈。以前的学校，不管你立在市区里，还是塞在山垭上，都要推行“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那时候，上学的孩子不多，乡镇里面，还星星点点地开着许多朝不保夕的旧式学堂。不过，学校每天都要把为数不多的几个孩子，从被窝里赶出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升国旗。小孩子贪睡，愣是不肯醒，在被窝里左右撅着屁股。师长们掐耳朵的掐耳朵、敲脑袋的敲脑袋，赶鸭子上架般把他们扯了起来。孩子们经不起折腾，小手提着没扎稳的裤带，踢踏着一双鞋子，身子一弓就往操场上跑。365天，除了放假，大家每天都得接受这场风风火火的“洗礼”。
平日里还好，要是恰巧赶上腊月寒冬，那可别提多难受。北风呼呼地在瓦顶上过，树枝扭着狂舞，旗杆也被吹得左右打晃。孩子穿得单薄，都皱着一张脸，上面悬着行长长的清鼻涕。老师还不依，缩着手在队伍里来回踱步，逮着谁谁遭罪。“大家一定要开口，瞧你们都歪成什么样儿？哪有国歌响得那么热烈，都不受一点感动的？”有时候他自己禁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寒噤，这才收了声，红着脸退到队伍后面。大家是想笑不敢笑，一口气憋在喉腔里，难受得整张脸涨了起来。
时常有同学熬不住，捂着满手的冻疮，放声嚎哭了起来。其他的人一看这架势，觉得不哭可就亏了，都勾头在肩，干恸着。校长自然急跳了脚，冲着黑压压的一片，哑着声喊：“都哭上瘾了不是？谁再哭就留在操场上，稀粥就干脆免了，让他哭个痛快……”这一招是真灵，谁再倔也不敢跟肚子过不去。跟风的人马上静了下来，扬起脸，在心里暗叹好险。那时主要是年纪小，还感受不到信仰的号召，大家一脸肃穆，心里想得更多的却是———饭碗里能不能再多搁上两根肥肠。
为了贯彻“五爱”，学校每月都要组织学生到校外劳动。本意是让小孩子多活动一下筋骨，“在艰苦中懂得劳动的重要”。可是，市集里的国营店员，一看到这群“如狼似虎”的学生，就冷汗直流，急急地收摊。尤其是那些卖干货、核桃、脆瓜之类的店铺，营业员看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惊得一个头两个大。他们恨不得多出几只手来，死死地把门板顶上。孩子们太热情，终于挤了进去，拽着块抹布就擦起玻璃，打扫起橱柜来。不过，待他们一走，店员关上门来忐忑地一清点———摔碎了三个玻璃罩、不见了两包咸鱼干、货柜底下还清扫出一大堆的花生壳……
“五爱”期间还会不定期搞一些“爱科学”活动。有次校长请了辆拖拉机，专门跑到市里拉回个报废了的“蓄电池”，给我们做“科学报告”。他像变戏法似的，把一个个零件拆下来，再如数一个一个地拼回去。如此这般敲敲打打了几次，才问台下发懵的学生，“看懂了吗？这就是科学！”大家一个个转着眼珠子，心里发慌，口水都不敢咽，生怕错过了这场“精彩”的演习。校长自然是得意得不行，再拆、再拼，然后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又从口中汩汩而出。
热情高涨的学生，还成立了各种兴趣小组，黑板报常出现这样的消息：“一大批发明创造在孩子之间涌现。”有人做出了手动发电机，原理是“两手不停地抖，电便会从身体漏出来，然后磁铁把电牢牢地吸住，这样就可以……”发明者建议，发明可以先在班级内试行，然后向上级汇报，再在全区范围内推广。还有的人发明出新式捕蚂蚁丸，就是用吃剩的骨头，涂上一层猪油，放到蚂蚁洞前做诱饵，成功率达百分之百（如果那时他们知道这句广告词，铁定会这么说）。
活动进行到高潮时，还出现了一大批“保护公共财产英勇负伤”的小英模人物。学生们每天都会向老师汇报最新的“可疑分子”，一批走街串巷的乞丐，常被迫接受孩子们的讯问。伙伴间不时相互揭发，昨天某某用小刀在桌子上画了一道杠，某某一屁股坐断了两条凳脚。大家虽然都有些怨恼，却又有基于“经验”上的同情，揭发完后，他们又高高兴兴地、一起牵着小手回家……
“大批判”与长篇热
———五十年代的文学记忆
1951年5月,全国展开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主角武训是清朝人，以“行乞兴学”曾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封赐，被表彰为“千古奇丐”。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1951年初公开放映，刚开始时，好评如潮；3月份以后形势突转，被中央领导人指责和否定。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严厉批评对武训的歌颂，把如何评论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的问题，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前导部分。
1954年9月，青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10月10日，他们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研究《红搂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小说《红楼梦》是中国19世纪中叶问世的古典名著，对它研究的专门学问称为“红学”。五四运动以来，胡适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红学”学术研究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的观点和方法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俞平伯是著名的新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研究》文集和《红楼梦简论》，对“红学”研究做了一些有意义的考证，但也有不少错误的唯心主义的观点。李、蓝文章发表后，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支持，发动了对俞平伯学术思想的批判，并迅速发展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这次批判，不仅是研究和评价《红楼梦》，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政治思想等各方面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清理和批评。
之后，党又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进步的文艺评论家，对于他的文艺思想历来有不同意见的批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长达三十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受到周扬、郭沫若等人的批评。1955年1月，针对胡风的意见书，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批判运动立即在全国掀起。从5月13日起，《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迅速转变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分子23人，胡风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这种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当作揭露和镇压“反革命集团”的做法，混淆了敌我，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错案。
这几次大批判，发轫于文学界，最终却偏离了原有的轨道，与政治联了姻。所以，用政治大批判的方式解决文艺问题，成为这段文学史主要特色之一。
到了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但仅隔一年，“反右斗争”便接踵而至。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受到批判，如丁玲、冯雪峰、艾青、王蒙等，被定罪和送去劳改。关于这一事件的影响，有人在回顾历史时这样概括：“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被打开了。”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文学中最引人注目且取得某种实绩的现象，当属“长篇热”。五十年代起，长篇小说异军突起，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数量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主要文体，著名作品有《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山乡巨变》、《艳阳天》、《欧阳海之歌》、《敌后武工队》、《三家巷》、《大刀记》、《风云初记》、《上海的早晨》、《高玉宝》、《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李自成》等等。所以有此现象，乃是有革命成功的巨大豪情为底蕴。它有三大特征：一，题材多取自革命斗争历史；二，主人公多为叱咤风云、传奇般的时代英雄；三，叙事方式一律为全知全能的宏伟叙述。这些作品大多印数惊人，读者甚众。
这当中最畅销的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描写的是“一二•九”前后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和战斗。同时，小说对林道静这个女性形象及其恋爱情愫的描绘，以及她和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多角恋爱故事，又使小说颇具通俗性和可读性。读者竞相传阅，发行数量巨大，逾500万册。其次是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红岩》，作者以亲身经历，描写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的生活与斗争。出版后不到三年，即多次印行，计400多万部。“读《红岩》，学英雄”甚至成为青年中一个最响亮的口号。
（选自《我们的五十年代》/旷晨 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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