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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信”引起的灾祸

■ 陈清泉

《读书文摘》2006年第05期  浏览 人次


  1966年2月初,有一天,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里去一趟。上午10时左右,陆定一来到彭真家里。
  彭真拿出一叠材料交给陆定一,对他说: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他们经过长期调查,认为这些匿名信是严慰冰所写。这些信绝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
  陆定一不禁大吃一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翻一翻这几十封信,又仔细端详笔迹,虽然是从原件上拍下来的照片,也还是清晰的,许多字和严慰冰的笔迹相似。
  彭真接着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X,发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自然会被看做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
  陆定一很坦率地对彭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她怎么会写这些匿名信,真是不可想像。有些字迹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字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
  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牵动了中央常委,因为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他们相信陆定一不会参与此事,因此委托彭真把详情告诉他,让他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以便心中有数。
  陆定一离开彭真家,到中宣部去。这些天他和彭真正在准备那份向中央常委汇报的材料,非常忙碌,家里又出了这件事情,使得陆定一又添了许多烦恼。
  下午陆定一回到家中,对待严慰冰仍是一如既往,不动声色。他微笑着问:“你现在临帖有进步吗?给我看看你写的字。”
  严慰冰拿了她写的毛笔字交给陆定一。陆定一看了一下,放在写字台上。
  随即,严慰冰又拿了一张用钢笔写的字,这是一封未写完的信,也给了陆定一。她没有想到陆定一是在鉴定她的笔迹。
  陆定一显出几分严肃,对严慰冰说:“个人主义是很危险的,会发展成为政治问题。”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址?”
  “我不知道。”严慰冰回答。
  “林副主席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她知道,一一说了。
  “你是否常用明信片写信?”
  “只写过一封,是给瑞儿(陆与严的女儿)学校里的。”
  “写过匿名信没有?”
  “没有写过。”
  “精神好的时候没有写,精神不好的时候写过没有?”
  “没有。”严慰冰似乎有点紧张。
  第二天,陆定一把这些字迹送到彭真家里。
  过了四五天,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完会后,彭真要他留下来,拿了公安部退回的字迹给了陆定一,并说:公安部已查对,匿名信确是严慰冰写的。中央常委讨论过,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但决定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这个案件由中央来处理。
  陆定一表示服从中央常委的决定。他说,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应当引咎辞职。自己无大病,没有理由住医院。
  彭真说:中央相信你不会参与此事,现在不要考虑辞职的事。你还是住院好,由卫生部通知你。
  陆定一回家后,把彭真退给他的字迹还给了严慰冰,其中一页的一角因彭真批字后撕去了,严慰冰问为什么被撕,他推说是他不小心撕破的。这时严慰冰对正在调查匿名信的事仍毫无察觉。
  陆定一住进了北京医院。他本来就有消化系统不好的毛病,因此严慰冰没有产生怀疑,还常常到医院来探望。2月8日,陆定一曾同彭真、康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汇报提纲》的事情,严慰冰都到机场送迎。回北京后陆定一直接住到医院去了,未回家中。严慰冰对此甚为不满,但她仍不知道匿名信被发现的事情。
  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给林彪和叶群呢?事情要从延安时代说起。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不知从哪里了解到这些情况,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后来叶群和林彪结婚,此事未再追究。1943年,叶群在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这个医院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当时条件困难,有时供应不上,叶群便大吵大闹,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非议,严慰冰也看不惯叶群这种作风。解放后进了城,叶群作风未变,而且发展到要跻身政治舞台,伸手要权要官,一次次提级,成了林彪办公室主任。在军队里,她颐指气使,简直像个女霸。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直接引发她写匿名信的原因是,林彪前妻生有一个女儿,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受到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1961年底,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大儿子陆德,知道林彪女儿的不幸遭遇后,深表同情,对叶群的这种做法深为愤慨。因此写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当然也包括林彪。
  陆定一对我们说过:“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严慰冰文学造诣很深,她写的散文文情并茂,优美动人。她的才学连毛泽东也知道。有一次,陆定一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到中午12时半才回来。严慰冰立即将热好的饭菜端上。陆定一叹口气道:“今天我们都交了白卷!”原来会议间隙,毛泽东问到会的同志:“你们谁知道,听说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很年轻,到底是多大时写的?什么地方有这个证明?”在座的有陈伯达、康生、胡乔木以及中宣部、文化部的负责人。众人面面相觑,竟没有人能回答得出来。严慰冰听了笑着说:“这有何难!一说是王勃14岁时写了《滕王阁序》,有书为证。”陆定一惊讶地说:“你说有书为证,快拿给我看看。”严慰冰从她卧室的书橱中,翻开十五卷的《唐摭言》交给了陆定一,证明所言属实。严慰冰催促陆定一快把书给主席送去。陆定一却说:“这是你的答案,还是你送去吧,乘主席现在正在吃饭,快去。”严慰冰骑上自行车,很快就从增福堂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高兴地赞赏道:“想不到许多大秀才答不出的问题,你能回答。”他详细问了严慰冰的学历、经历后说:“如果在古时候,你能中个女状元。”从此,严慰冰有学问传遍了中南海,连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也服了她。可是有时却又做出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来,她有精神病完全是真的。从1961年到1966年5年间,严慰冰写了50多封匿名信给林彪、叶群一家,往往是在有病的情况下写的。
  严慰冰本来是个正常人,在延安时候没有精神病,她得这个病的原因是这样: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领导运动的人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整了她们两人的材料,开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要她们交代问题,又不让她们申辩。后来经过调查,她们都没有问题,但受过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就得了精神病。这时陆定一回避了中宣部对严慰冰的斗争,同时也为了治疗他消化道的毛病,到苏联去了一个时期,回来后严慰冰已得病了。
  一封封匿名信投寄到林彪、叶群手里,他们暗中侦查,查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查出谁写的。
  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林彪、叶群“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一天,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不慎钱包被扒手扒去。她找了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很客气地告诉她附近有一家出国人员及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到那里去,刚进门,就同一个女人撞个满怀。这个人气势汹汹地质问着:“你没长眼睛吗?”
  “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仔细一看,真是冤家路窄,与她相撞的人竟是叶群!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林彪取而代之,从此以后,叶群气焰日盛,动辄骂人。严慰冰不吃她这一套,两人争吵起来。
  叶群未曾碰到敢于和她顶撞的人,于是大骂起来,简直要把对方一口吞下。
  严慰冰咽不下这口气,事后到总政找叶群的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普通话,总政这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讲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这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
  林彪把此事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终于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公安部将此事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并经常委讨论,然后由彭真告诉了陆定一。
  4月28日,严慰冰的专案组将她送进了看守所。1967年严慰冰又被送到秦城监狱。
  再说陆定一住在医院里,想到中央正在处理严慰冰的问题,自己应该避开。这时周恩来对他说:你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他本来打算去看看江西的劳动大学,因为工作忙脱不了身,一直没有去,这次他想先去江西。他对彭真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周恩来的意见,彭真同意了,并且给了他不少安慰。
  3月6日,陆定一离开北京,7日到达上海,到车站迎接他的是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
  陆定一见到张春桥后,不客气地批评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跟中央打个招呼,是不要党的纪律的表现。
  张春桥哼哼哈哈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说上海市委已经决定,把所有关于《海瑞罢官》的正反面文章,都在《文汇报》上发表,以引起重视和讨论。
  实际上这时江青、张春桥一伙正策划于密室,用“引蛇出洞”之术,引诱一些人写文章,以便给他们当靶子。
  第二天就是“三八”妇女节,陆定一听说上海已能生产女用手表,但只有半钢的一种,男用表倒有好几种。他买了一个女表和一个男表。并写了一封信,连同手表托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顺便带回北京,交给他的夫人严慰冰。想不到这件事后来竟成为林彪、“四人帮”迫害他的一个“罪状”。
  陆定一在上海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即启程去南昌,这是他第一次来南昌。对于南昌这个英雄城市,他有着美好的印象。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同志正在为党为革命的前途担忧,周恩来领导的南昌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这对革命者是多么大的鼓舞呀!6天以后,他在汉口参加“八七”会议,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从此革命有了转机,他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情况,因此,在南昌安顿下来后,他就去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
  在江西,陆定一重点是考察江西劳动大学,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也应邀对干部做了一次报告。讲了学术讨论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他仍坚持应当执行“双百”方针。报刊已在批判《海瑞罢官》,他不改初衷,仍认为对海瑞的评价可以开展讨论。
  陆定一又上了井冈山,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革命圣地。但是井冈山斗争的情况他是熟悉的。他对毛泽东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赞叹不已。
  从井冈山下来,陆定一参观了吉安樟脑厂,然后途经赣东北号称瓷都的景德镇,前往安徽,想在那里看一看全日制中小学教育改革的试验。
  陆定一联想到北京可能发生了新的情况。还在南昌时,他看到了中央于4月1日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中的内容使他深为震惊: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的措词比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的两个批示还要尖锐。
  陆定一觉得,这个《纪要》打的是“部队文艺工作”的幌子,实际上却要管全党全国的文艺工作。自己是意识形态、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人,如果说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自己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次自己可能在劫难逃了。他不知道这个《纪要》产生的背景和经过,但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这个《纪要》和《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分庭抗礼的。前不久毛主席批准了《二月提纲》向全党颁发,为什么又批发了这个《纪要》,他满腹的疑惑。
  陆定一深感问题的严重,他立即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许立群,要求在中宣部开展批评,首先是对他自己进行批评,愈尖锐愈好,并请他们把批评意见转告他。这个时候,严慰冰给陆定一打了长途电话,要他回北京看一个文件,文件是密封的,严慰冰没敢拆开,但她估计是重要文件。后来才知道文件的内容是关于彭真错误问题毛泽东同康生的谈话。严慰冰要陆定一打电话给康生。陆定一表示不回北京,也未给康生打电话。严慰冰将文件发往南昌,被中央机要局在路上截了回去。
  陆定一到了安徽,先在黄山脚下歇息,下榻黄山宾馆。他想上山浏览黄山胜境。
  然而4月里的黄山,总是阴雨连绵,云雾缭绕,从山脚到山顶,一片灰蒙蒙,即使上了山,也是什么都看不见。
  等了两天,黄山依然为云雾所笼罩。有人说,短时间内恐怕难见青天。陆定一不等了。他前往芜湖,参观了生产手工艺品铁花的工厂,又到马鞍山看了造船厂,听取皖南大学的工作汇报。随后又去游览采石矶。
  采石矶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安徽的名胜古迹。陆定一饱读经史,他知道这里曾是南宋名臣虞允文大败金兵的地方,元末常遇春也是在这里打垮张士诚。传说更加普遍的是唐代诗人李白泛舟江上,因酒醉要捉月而堕水溺死。后人为了纪念他,建造“太白楼”供奉李白。楼中有一尊泥塑的李白,不是坐着也不是站着,而是躺着,像是烂醉如泥。
  陆定一笑着说:李白真是狼狈呀,被庸俗化了。
  他风趣地对陪同他参观的安徽省副省长、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说:“你和李白一样姓李,但他是‘仙人’,你是‘凡夫’。”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他们从芜湖渡过长江,经巢县到达省会合肥。陆定一感到这里气氛和江西显然不一样,虽然礼仪不失,人们对他并不热情,也没有人请他做报告。这使他想到北京形势大概有变化。
  4月3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从北京来到合肥,他们是由中央派来找陆定一的,告诉他:他的夫人严慰冰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并于4月28日遭到逮捕。
  严慰冰要出事,这是陆定一意料中的。但竟是“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他没想到会如此严重,一时愕然,不知说什么好。
  张子意和杨奇清还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他遵守五件事,其中有:不要将此事泄漏;不与严家的人(严慰冰的母亲和妹妹等)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
  既然是中央的意见,陆定一表示照办。
  正式谈话后,张子意又找陆定一个别交谈,建议他写信向中央表示态度。他接受这一建议,写了信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措施和遵守五条规定。
  就在张子意、杨奇清离开合肥后没几天,5月6日,陆定一接到了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电话,通知他回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问他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陆定一回答说:“如果事情很急,就派飞机来;如果不是那么急,我就坐火车回去。”
  汪东兴没有透露会议内容和其他情况,只是定下派飞机来接他。
  张子意、杨奇清代表中央要他在外地多逗留些时候,汪东兴也是代表中央要他立即回京,两件事相差五六天,究竟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他深为不安。
  5月8日,陆定一从合肥乘飞机回到北京。
  
  (选自《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陈清泉 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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