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蒋介石的配剑”之称的戴笠，可谓是一极端神秘的人物，一直给人以捉摸不定、神出鬼没的感觉。关于他及其领导的特工组织的资料不多，直到20世纪60年代海峡两岸才开始出版一些特工人员的回忆文章。由于特务机关的特殊性，不可能像其他的机关一样留下大量档案资料，因此只有通过曾参与其中的一些人的回忆材料来获知其一鳞半爪。就其头目戴笠来说，欲从这些回忆材料中去了解这一神秘人物，确有盲人摸象、渺渺忽忽之感。然而正是他的神秘性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
　　
　　一、神秘人物戴笠
　　
　　戴笠常被人认为行动飘忽，神出鬼没，恐怕除了蒋介石以外，从未有人获悉他的行踪。他从不公开露面，不让记者采访，几乎不让人给他拍照，使用许多化名，如江汉清、江海涛、龙泽深、洪淼、金水等。戴笠本人竭力保持孤僻和神秘，在人们眼里就变得更加诡秘。他的威慑力还来自于他那无所不在的耳目和爪：牙，正是他们让人感觉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据说，就连罗斯福总统当年在开罗会议上见到蒋介石时，也曾提出要当面见识—下这位“中国的希姆莱”。在大陆，戴笠就是恶魔的化身，而在台湾的一些前军统特工却说：“戴雨农先生者，当世之英雄也。”甚至说：“戴先生不死，也许不会失掉大陆。”那么，如此神秘的戴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二、戴笠的发迹史一从”跑单干”到拥有“衙门”
　　
　　戴笠，字雨农，族名春风，学名徵蘭，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保安镇。由于他的生辰八字，根据阴阳先生的说法五行缺水，于是在他30岁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时，改名戴笠，字雨农。他的父亲戴士富，不务正业，嫖赌放荡，在戴幼年时就死去。戴笠靠其母戴蓝氏抚养长大，戴在后来得势后，也对他的母亲十分孝敬。?岁时戴蓝氏为他延师课读；11岁时人仙霞小学，14岁考上文溪高小。1914年他17岁时进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3个月后被校方开除。一段时间，他曾人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当兵，但为时短暂。从19岁到30岁的这些年间，戴经常来往于宁波、上海、杭州和江山家乡之间“打流”，在此期间，他当过保镖，在赌场里干过跑堂，曾失业流浪于黄埔滩上，没钱住旅馆就睡在其表弟张冠夫家的地板上。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一批流氓，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傅还把他介绍给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戴笠自己还喜欢向他的部下谈到他在上海“打流”期间认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的经过。1926年10月，戴笠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一进黄埔，戴笠就少说多听，善于观察，大肆收集信息。忠义救国军的一位参谋长罗子实曾对军统大特务文强说过：“戴先生在黄埔入伍不到半个月，从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有烟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随身带，这些都是他的交际品。”当年在黄埔六期骑兵科当过骑术教官的许振亚说：“这位比烈马还难驯服的学生，他学骑兵，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那么多信要写?以后才了解他是跑上头，通天到校长(指蒋介石)那里，写信也是送校长，来头大，谁敢惹!”戴笠在黄埔六期混了一个时候，但没有毕业。1929年经蒋介石的随从副官胡靖安介绍，戴笠在蒋介石身边做诗卫随从，借助失业的黄埔生为蒋收集情报，通过蒋的警卫、厨师，代为报告。在逐渐取得信任后，蒋介石才准许经其机要秘书毛庆祥转送情报。
　　此前戴笠收集情报都是他一个人“跑单干”，通常是拦着蒋介石的车子或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及公馆把情报送给蒋，后来蒋认为他的情报有些价值后，就给他一些括动经费。1930年，戴笠在南京纠集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为彬、胡千秋、周伟龙、黄雍、马策、郑锡麟等人，成立了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号称“十人团”，戴笠为组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滕杰、贺衷寒、潘佑强、酆悌、桂永清、邓文仪、萧赞育、干国勋、戴笠等黄埔系学生发起成立“力行社”，以蒋介石为社长，后又逐渐发展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和“复兴社”。“力行社”刚成立时就设有特务处，开始由桂永清任处长，但桂任职仅一周便由戴笠接任。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戴笠择定南京鸡鹅巷53号作为他办公兼住宿的地方。1934年夏天发生南昌机场纵火案，由于南昌行营调查科事先未能防范，事后又没有破案，蒋介石下令将调查科科长邓文仪撤职。戴笠马上接收了调查科，邓手下的一批特务骨干如张严佛、李国谌、王新衡、谢力公等都转人了戴的特务系统。在调查课归并前，特务处全部工作人员共有670余人。归并之后，达1700余人。这次归并在戴笠的事业中可谓是一件大事。1934年4月、，蒋介石把陈立夫和戴笠两个特务体系予以合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陈焯为副局长。下辖三个处，第一处即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处，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即军委会特务处，戴笠任处长；第三处由丁默邮任处长，负责邮电检查等，后改为特检处。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在第一处基础上成立于“中统局”；在第二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军统局”，由贺耀祖、钱大钧、林蔚文先后兼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责。特务组织一成立，戴笠即着手于人员的训练与组织的扩充。4月成立特务处，6月即在南京洪公祠办南京特训班，对外以外语补习学校为掩护。1932年，戴笠以中央政治特派员的名义控制了浙江省警官学校，并以浙警校名义作掩护成立杭州特训班。抗战爆发后，戴笠举办训练班，比较重要的有临澧训练班、黔阳训练班、息烽训练班、兰州训练班、东南训练班、重庆训练班等，特务组织更是迅速膨胀。当时军统有多少单位，有多少特务，主管组织人事的人事处长龚仙舫的确不能随时拿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来。戴笠常常骂军统局本部内勤各单位的大特务：“你们现在已经和张宗昌一样，有多少人、多少单位都弄不清，有多少钱、多少财产也不知道，看你们怎么得了!”虽然他这样骂，但也很高兴看到这种“人兴财旺”的景象。
　　戴笠领导的特务活动，采取以秘密组织领导公开机关，运用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的方法。特务机构分内勤组织和外勤组织，外勤组织又分为秘密组织和公开机关。外勤的秘密组织最高机构是“区”，在重要的大城市或几个省设一区，如“上海区”，陕西和山西组成“晋陕区”。其次是“站”和“特别组”，“站”以省为单位设在省会，“特别组”设在较重要的城市，如“苏州特别组”设在苏州市。基本组织是“组”。另有“直属情报员”，直属“区”、“站”、“特别组”或本部。特务组织控制的公开机关主要是全国的警察局，特务处直属情报员酆裕坤，任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掌握全国的警察。王固磐任南京警察厅厅长，在警厅内建立各种秘密小组。赵龙文任杭州警察学校校长，培育各级警官。戴笠一开始就把警察局、侦缉队作为掩
护特务活动最主要的公开掩护机关。因此，军统局前身特务处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的同时，就完全控制了南京警察厅和杭州警察局，作为建立特务基础、开始特务训练、掩护特务活动的根据地。军统局认为警察局和侦缉队是一竹篙插到底，深入下层，统治人民最牢靠的公开特务组织，与军统局的历史相始终。军统局历来对其他公开机关有时可以放弃，而对于警察机关则不肯轻易放弃，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如军统局于1934年在西安建立陕西省站，派马志超任站长，马一到西安就以西安警察局局长的身份出现；军统局兰州站站长史铭也兼任兰州警察局局长。这样警察就为秘密特务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军统局还控制了军令部第二厅及其所属各个军事机关、各部队的军事谍报网、十二个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和部分集团军总部调查室、各省保安处谍报网、部分省政府和行署调查室或情报室、各省民政厅警政科等机构。抗战时期，军统局还掌握了财政部缉私署(戴笠兼任署长)、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戴笠兼任局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不久改为军委会交通巡查处，吉章简任处长)、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刘瑶、李肖白先后任处长)，其势力渗透到蒋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
　　戴笠的事业可谓是扶摇直上，如日中天，在这过程中有一事件的发生为其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催化作用，这一事件便是西安事变。戴向来标榜自己忠于领袖，愿为蒋效犬马之劳，西安事变的发生确实为他向蒋显示所谓的忠诚创造了大好良机。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内部为讨不讨伐张、杨而争论不休，宋美龄坚决反对讨伐并决定亲自赴西安营救蒋介石。戴笠也决定同往，动身之前，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特务们话别，他说：“委员长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员长能安然返京，我也死而无憾。”他随宋子文、宋美龄一起乘机到达西安，一见到蒋就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安然回京，对戴冒生命危险赶去西安很是感动，自是相信他的忠诚。戴自西安归来，把自己此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孙中山蒙难相比。戴的这一冒死(因为许多共产党员为戴所杀，一般人认为共产党不会放过戴，许多人预料戴不会活命回来)救蒋的行为，拉近了戴与蒋的关系，同时与他的那些竞争对手相比更是获得了赢得蒋信任的资本。而胃口些在西安事变中表现欠佳的人却在蒋这里失了宠，如“力行社”骨干、黄埔一期的贺衷寒，联合何应钦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他认为如蒋万一得释，他便有发动“勤王”之功；如蒋一死，则又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蒋得释后，何应钦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而贺也便以居心叵测获咎，大受冷落，从此一蹶不振，与何应钦同样成为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了。曾任蒋侍从秘书的邓文仪，西安事变后也同样以有贰心之嫌疏于蒋介石，不再被重用。可见对蒋是否忠诚是蒋用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戴当时冒死营救蒋的行为真的仅是由于他对蒋的忠诚吗?关于戴当时冒死而去的原因，文强分析道：“问题戳穿了说，便是戴完全摸透了老头子的心理，值此危及生命的关头，如戴不冒死而去，不论老头子能否生还，都对自己有杀身之祸。他考虑到，冒死而去总比坐以待毙为好，这就是戴当年不得不冒死而去的原因所在。”不管戴是真心出于对蒋的效忠还是为自己而另有他图，总之这次冒险使他赢得了蒋的信任。
　　
　　三、儒侠结合的特工组织?
　　
　　估计许多人认为戴笠的特工组织是专做收集情报、绑架、逮捕、暗杀等罪恶活动的人，但他们却以儒家的“忠”、“孝”、“仁”、“义”和古代的侠士之风来标榜自己。戴笠还把儒家的忠义观和孙中山的革命理念结合起来，在军统内部培养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军统特训班的重要人物余乐醒曾这样解释说：“‘特务工作’是人们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特务’二字原是从日本进口的外来语，我们自称是革命工作，或革命保卫工作。”在特务处成立、蒋任命戴为特务处处长时，戴说：“从今天起，学生愿以生命为革命牺牲奋斗，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也许会给敌人杀掉，假如做不好，我请领袖杀我的头!”既然是打着“革命”这个堂而皇之的大旗，那么他们所做的所有事就可以冠以“革命”的名义，如此无论干出何等的暴行都无需内疚了。
　　戴笠特别强调中国特种工作与世界各国特种工作的不同，有自己的精神和使命，戴解释说：“我们这个团体决不是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吉士塔坡’的特工方式来统制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中国人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领袖讲‘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就是本着这种精神为出发点。”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也说：“在特务处成立初期，志同道合的道义结纳，是很明显的，多少有些像春秋战国时代的游侠精神，这亦是为外国人所不明和不及的。”戴笠还把他的军统组织看成是一个大家庭，提出“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每年4月1日军统举行纪念大会，公祭已死掉的特务时，灵堂上挂有他写的挽联：“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如果戴笠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是一个大家庭的话，戴则把自己放在“一家之长”的位置上(他的部下称他为“戴老板”)，用儒家传统的“忠”、“孝”、“仁”、“义”等正面词汇对外标榜，以吸引与接纳一些人参加其组织。
　　戴笠虽然标榜“忠”、“孝”、“仁”、“义”，崇拜历史上的英雄好汉，并极力激励他的特工去做现时代的英雄；而他要求他的部下去做什么样的英雄呢?是古代要干就干得轰轰烈烈的奇侠吗?不是，他要求部下做的是无名英雄，即“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都听命于领袖。要铲除名利观念，不为自己打算，誓做历史的白纸——无名英雄”。戴还于1944年前后在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面的山坡上，建立了一块无字碑，正反两面都没有刻文字，戴将其命名为“无名英雄碑”，以表扬死难特务们的“功绩”。在强调无名的同时，戴还强调：“特种工作人员的一切绝对听命于革命领袖”，“做领袖的耳目”，可见戴笠要求他的特工做的并不是真正的英雄侠士，只是充当蒋的政治工具而已。四、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胡戴不分家”
　　胡宗南可以说是戴的好友，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戴笠每次见到胡，像是三天三夜都谈不完一样。戴笠每逢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请教于胡宗南。如西安事变时期，胡宗南驻军天水，胡、戴每日电讯不断，互通情报。文强叙述说：“有一次戴在南京当着郑介民、余乐醒和我一批人夸口说：‘双十二事变，我敢于飞入虎穴，把握在宋家与张氏父子的姻亲关系，以及我与汉卿的私交玩友关系，但下定决心，关键在于宗南来电。’六年以后，我在西安与胡宗南混得很熟了，又从胡的口中证实。胡宗南对我说：‘如果没有我那通坚决主张的电报去，雨农是顾虑重重，押不中这一宝的。’”1942年文强被派去太行山执行任务，经过西安时听到“胡戴不分家”这句话。西安特务头子王鸿骏对他说：“胡戴不分家”就是两个野心家的互相利用。两人在某些干部选任上，也常常互相在暗中考察。”如赵龙文、马志超、吉章简等本来是胡手下的干部，胡送戴处考察认为忠实可靠，才调回任用或留戴处工作；原来是戴的干部如梁干乔、江雄风、李人士等，经过胡考察后留用或调回戴处。对于军统特务们来说，保守秘密是至关重要的，但有时军统局的秘密对胡宗南却是例外。两次担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的张严佛说：“1935年10月我由南京到西安去，临行，戴笠对我说：‘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关于胡宗南部队的一些情报，戴也从不报军统局转报蒋介石，而是就近报告胡宗南，这是军统特务组织在任何地方，对任何部队从所未有的。军统特务惯叫戴笠为戴先生或称戴老板，同样也惯叫胡宗南为胡先生而不名，或简直称之为胡老板。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胡戴关系的非同一般。
　　那么在他的好友胡宗南的眼中戴笠的形象怎样呢?胡宗南曾向文强说过：“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人情世故深，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张严佛也说：“胡宗南曾对我夸耀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这一神秘人物的一生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