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鼎盛(清代后期)
　　
　　从道光年间开始，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其显著标志是1823年(道光三年)首创票号，很快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帮“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造成金融业和商业相辅相成、空前繁荣的局面。中经咸丰、同治两代，直到光绪末年，历经四朝，历时80余年。
　　这一时期，本来是清朝外患内乱交织，国力急剧衰退的时期。自1840年(道光二十年)发生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形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国内也先后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清朝的统治动摇了。为了挽救危亡，虽然先后出现过洋务运动和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但也无济于事。光绪之后，宣统仅维持了3年，便在1911年(宣统三年)发生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也宣告终结。
　　晋中商帮就在这样的战乱和逆境之中，居然进入鼎盛时期，所创业绩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历来未有过的最辉煌的顶点，似乎令人不可思议。细究这一长达80余年的鼎盛时期，又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道光、咸丰年间，可以作为晋中商帮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晋中商帮的兴盛，是中国商品经济和晋中商帮自身正常发展的延续和必然结果。其间虽有鸦片战争和国内战争等对商业发展不利的因素，但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市场空间大，晋中商帮虽然屡受挫折，然而终能趋利避害，医好创伤，继续保持发展势头。第二阶段是在同治、光绪年间，晋中商帮特别是票帮居然进入了极盛时期，经营规模之大和盈利之丰，前所未有。但其主要商机却来自时局的危机，包括：为清朝汇兑集聚向列强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因财政极度困难而不得不在票号存款生息和出息贷款，依靠票号发行国债；因洋货倾销而形成的国内埠际间的巨额汇兑业务及商业存贷业务等等。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晋中商帮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并曾挺身而出，发起保矿运动等爱国壮举。但因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时局危机也带来了巨大的特殊商机，使它的金融和商业呈现出了一种畸形的繁荣，潜伏着巨大危机的繁荣。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前、后相连的这两个阶段，从实质来看，有很大差别。前一段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正如日升昌票号著名的楹联所书，是“日丽中天”；而后一段却是畸形繁荣，是落日的辉煌。尽管从表面看是“极盛”，但反过来就是“盛极”，就会转化为盛极而衰，一落千丈。
　　
　　第一节　进入鼎盛期的经济背景和主要标志
　　
　　一、晋中商帮的鼎盛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晋中商帮是全国性的商帮。它崛起之后，从道光年间进入鼎盛，是晋中商帮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清朝在加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局面下，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如安抚流民，减轻赋役，蠲免钱粮，赈荒救灾，“摊丁人亩”(废除人头税)；将明代“藩封之产”近20万顷土地无偿给予原耕佃农承种，永为世业，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推广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这些措施，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手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其生产规模、资金数额、雇工人数、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江南的棉织业、云南的铜矿业、景德镇的瓷器业都是全国闻名的产业。在晋商的故乡山西，采煤、冶铁、制盐、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一定发展。在晋中，各平川县的棉纺织业、酿造业、粮食和食品加工业，介休的陶瓷和琉璃业，平遥的推光漆器，都相当兴盛。这意味着明代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发展。就全国而言，先进的经济因素主要集中在长江和珠江的下游。就山西而言，尽管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这种先进的经济因素也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州、县和行业中有所发展。
　　在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发展。商品种类繁多，交换频繁，跨地域的贸易规模巨大。在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全国性的流通贸易渠道和网点更加完善。有学者对鸦片战争前国内商品流通规模作了专门研究与测算，其中7种主要商品(包括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的流通额就已达38762万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1页)。国际贸易方面，据现有资料统计，广州海上对欧美各国贸易进出口总值在1805—1806年度(嘉庆十年至十一年)就达到2351多万两，从1821年(道光元年)到1833年(道光十三年)基本保持这一水平。与1764年(乾隆二十八年)相比，增长了3倍。恰克图中俄陆路换货贸易进出口货值，1810年(嘉庆十五年)达到1316万卢布，1854年(咸丰四年)达到：1968万卢布，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相比，增长了9—13倍。这就是晋中商帮在道光年间创办票号，商业和金融业全面大发展的经济背景。
　　在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也就是咸丰末年到光绪年间，清政府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官僚在严重的“内乱外患”形势下，鼓吹洋务运动，以求“自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在中央有奕沂、桂良、文祥，在地方官僚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沂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外交事务，兼理洋务活动。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炸炮等军火，为官办企业之始。此后，李鸿章、左宗棠等先后举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军事企业，又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方式举办了一批轮船航运、煤矿开采、金属矿采掘冶炼、纺织、电报等民用企业。此后，陆续有商办企业在缫丝、碾米；制茶等行业中出现；后来推广到纺织、开矿等方面。这一背景，对晋商在光绪年间的活动也有重要影响。
　　
　　二、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的标志——票号的创立和迅速发展
　　
　　票号能创立的直接条件和原因，一是国内国际贸易发展引起埠际间频繁的大量的货币流通的要求；二是嘉庆道光年间由宁波商人创办的中国民信局网络提供了条件；三是晋中商帮积累了雄厚的资金，获得了诚信的声誉，并通过早已实行的总分号制、联号制在埠际间形成了经营网络。
　　晋中的第一家票号——也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是1824年(道光四年)创办的平遥日升昌票号。它是在乎遥达蒲李家西裕成颜料庄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当时，善于捕捉商机的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庄经理雷履泰，看到银两流通量空前增大，依靠镖局运送现银风险大而成本高，又从已经零星办理的工商会票和字号捎办银两的事例中吸取了经验，产生了开办汇兑业务的想法，商得财东李家的同意，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拨兑业务，随即又把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设总号，陆续在各商埠设立14个分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使埠际间的货币清算以汇兑为主代替了运现为主，开创了中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

　　日升昌票号创立之后，立即受到商界欢迎，短短三四年间，已被普遍接受。1828年(道光八年)，清江苏巡抚陶澍在向朝廷的奏折中就说道：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藉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甘等处每年来苏置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俱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二十二)票号业务激增，获利颇丰，商家纷纷仿效，开办票号。约在1827年(道光七年)左右，介休北贾村侯氏在侯培余主持下，将开设在平遥县城的蔚泰厚绸缎庄改组为票号，聘曾在日升昌任二掌柜的毛鸿翔为大掌柜，接着又将天成亨布庄、蔚盛长绸缎庄、新泰厚和蔚丰厚绸缎布庄也先后改为票号，形成阵势强大的“蔚”字五联号。在1830年(道光十年)之后，相继又有祁县郭源逢和张廷合办的合盛元，太谷负家创办的志成信(丝绸杂货庄改营)，平遥李家创办的日新中，以及广泰兴、承光庆、聚发源、会通源、三和世、隆盛长、万盛成、万成合、义兴永、光泰永等十数家票号相继诞生，形成了平、祁、太三帮票号，平遥帮11—14家，祁县、太谷帮各1家，并在平遥、太谷、祁县、京师、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苏州、南京、杨州、清江浦、屯溪、芜湖、河口(江西)、汉口、沙市、长沙、常德、广州、重庆、成都、三原、西安、开封、周口等26个城镇设有总分号。
　　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票号继续发展。咸丰年间创办的票号有：平遥协和信、协同庆(榆次王家)、百川通(祁县渠家)，祁县大德兴(后改大德通，乔家)、元丰玖(孙家)，太谷协成乾(观家、张家等)。同治年间创办的票号有：平遥乾盛亨(介休冀家)、谦吉升(平遥李家)、蔚长厚(平遥王家等)、其德昌(介休冀家)、云丰泰、祥和贞、义盛长，祁县三晋源(渠家，原为茶庄)、存义公(渠家，原为布庄)、巨兴隆，南帮票号阜康、天顺祥也创办于同治年间。光绪年间票号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期间创办的票号有：平遥松盛长、汇源涌(祁县渠家)、永泰庆(平遥毛家)、永泰裕(平遥毛家)、宝丰隆(介休乔家等)，祁县巨兴隆、兴泰魁、大德恒(乔家)、大德通(乔家)、大德源(乔家，原均为茶庄)、长盛川(渠家)、大盛川(大盛魁张姓等)，太谷三和源、大德玉(榆次常家，1885年·光绪十一年)、世义信、锦生润(曹家，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大德川(榆次常家，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另有太原巨兴源(创办年代不详，1884年·光绪十年歇业)、义成谦(阳曲张家创办，年代不详，1913年歇业)。从道光末年到光绪末年，上述票号中屡有歇业者，但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山西票号仍然实存26家(另有南帮票号2家)。在票号增加的同时，设有分号的城镇陆续增加了汕头、赊旗镇、洛阳、打箭炉、自流井、雅州、泸州、巴塘、拉萨、宁夏、黑龙江、吉林、长春、锦州、赤峰、热河、多伦、获鹿、镇江、周村、安东、济宁、亳州、徐州等地方，到清末共扩展到93个城镇，其中重点城镇50个。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秋，合盛元票号还去日本神户设立了分号，接着又在横滨、大阪和朝鲜仁川设立了账所，开创了中国银行业到海外设行的新纪元。
　　票号的创立和发展，是晋中商帮最辉煌的业绩，也是它与省内外各个商帮相比最大的特异之处。其营业额之巨，获利之丰，自然也非普通商业可比。票号的创立和迅速发展，是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期的显著标志。
　　
　　第二节　在鼎盛期的突出表现
　　
　　除了创办票号、“汇通天下”之外，晋中商帮在鼎盛时期的突出表现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票、当、印、钱、银、账六行并举，在金融领域全面称雄
　　经营当铺、印局、钱庄、银号(银炉)、账局，是晋中商帮成长期和崛起之后一贯的传统。晋商创办票号后，并未放弃当铺、印局、钱庄、银号、账局生意，而是依托实力强大的票号；业务更加兴盛，形成六行并举，在当时中国的金融领域里全面称雄的局面。
　　当铺起源最早，是以实物抵押放高利贷的机构，收当对象贫富皆有；印局在明代后期兴起，专放“印子钱”，一般针对无本小贩和雇佣短工，手段更苛，期限也短，但也有给小民救急“以资生理”之便。在明代典当业中，徽商超过晋商。到清乾隆之后，山西当商在长江以北地区完全取代了徽商，而山西当商的主力是晋中商人。灵石杨氏在京师及周围地区开设当铺多达70余所，以至北京人直呼其为“当杨”。1853年(咸丰三年)，北京有当铺159家，其中晋商开设的109家，占到68：55％。晋商中，介休人开设的59家，占一多半；其余为灵石人开的23家，平遥人开的11家，太谷人开的5家，汾阳人开的4家，文水开的4家，孝义、阳曲、榆次人开的各1家。晋中商帮还把当铺开到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例如道光年间介休冀家在湖北襄阳、樊城和平遥一带开设70多个商号，以当铺为主；靳姓、王姓在河北经营当铺曾著称一时。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汉口仅介休人的当铺就有15家。太谷商人在两江两湖以经营杂货为主，在华北、东北以经营典当为多亏成为太谷商人的传统特点。晋商巨贾，几乎无不经营当铺，如祁县渠家、乔家，太谷曹家，榆次聂店王家经营酌当铺就很多；—在晋中商帮酌家乡，当铺更多。如同治年间，仅祁县就有当铺96家(光绪《新修祁县志》)。印局也多是晋商所开，光绪年间《申报》曾报道；“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索逋，还讫盖以印子，以是得名乙是虽盘剥小民，然剜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需”。据民国《介休县志》记述，“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处，印行(局)邑人最占多数”。
　　钱庄产生于明代中叶，当时以兑换银、钱为主要业务，曾被称为“列肆兑钱者”、钱桌，清代称为钱铺或钱庄；银号由金银首饰铺转化而来，以熔铸银锭、买卖白银为主要业务。清代从道光、咸丰年间开始，一些大的钱庄、银号转为主要从事工商业贷款。票号产生后，在各地一面向钱庄提供贷款资金，一面让钱庄代理其部分支付业务，使钱庄业务更加兴盛。在北京开钱铺的“多为山东、山西铺商”。1810年(嘉庆十年)，京师有钱铺350余家，1840年(道光二十年)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家”，多为山西商人特别是晋中商人所开。咸丰年间，山西商人祥字号钱铺，“京师现开四十余座，俱用票存，彼此通融”。(清档)在东北奉天，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有钱铺28家，其中有太谷北洗曹家所开的富生峻、义泰长、咸元会、环泉溥、渊泉福，祁县乔永堃等开的广聚增、合盛东，还有太谷人开的东升泰等。清末民初，河北无极县有钱铺初余家，从业人员300余人，其中近200人来自山西汾阳、太谷、祁县、平遥、孝义、文水等县，其中出任掌柜、二掌柜的就有五、六十人(山西人民出版社《晋商史料与研究》)。
　　账局属于早期的银行业，自产生起就经营工商业存贷款业务。中国第一家账局是汾阳人王庭荣于
1736年(乾隆元年)投资白银4万两开设的祥发永，设在张家口，兼营茶叶。历史资料记载，“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都中设立账局者山西商人最伙”。到道光、咸丰以后，开设账局的晋中商人已占了绝对优势。以北京为例，1853年(咸丰三年)，北京共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的210家，占到78．36％。在山西商人开设的账局中，汾州府的介休、平遥、孝义、汾阳人开的共146家，占69．52％，仅介休人开的就多达18家；太原府太谷、阳曲、祁县、榆次、文水、太原人开的54家，占25．71％。此外，有灵石人开的3家，盂县人开的3家，崞县人开的2家，忻州、偏关人开的各1家。
　　
　　二、康乾时期、起家的多数富商大贾绵延发展为商业世家和大型商业集团
　　
　　康乾时期起家的晋中富商，介休张原官商范家在乾隆后期因负债经营，被朝廷查抄而破产；已在商、宦两途达到极盛的灵石王家，在进人道光、咸丰年间后因所营淮盐受太平天国打击而家遭中落。类似这种情况是少数，多数则突破了所谓“富不过三代”的俗谚，继续发展，成为商业世家或儒商世家，其产业则发展为大型的商业集团或商业金融集团。
　　在徐珂所著《清稗类钞》中，公布了光绪年间他在山西调查的14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为：
　　介休　侯氏资产七八百万两 冀氏资产三十万两
　　祁县　乔氏资产四五百万两　渠氏资产三四百
　　太谷　曹氏资产六七百万两　刘氏资产百万两内外 武氏资产五十万两　孟氏资产四十万两　杨氏资产三十万两
　　榆次　常氏资产百数十万两　侯氏资产八十万两 王氏资产五十万两　何氏资产四十万两　郝氏资产三十万两
　　这14户尚未包括平遥达蒲李家，也未包括经营大盛魁的祁县、太谷财东，仅是晋中商帮富户的一部分。同时因反映的是清末的情况，如介休冀家资产30万两，已是衰败之时；榆次常家资产百数十万两，已是对俄茶叶贸易大受挫折和损失之后。总之，这个清单还难以完全反映晋中商帮鼎盛时期的情况。
　　排在首位的介休北贾村侯家，传到二十世侯培余，在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考取贡生，弃儒经商，在道光年间开创了侯氏的辉煌。在1826年(道光六年)左右，他先将蔚泰厚绸缎庄改营票号，成为继日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号，不久又办4家票号，成为“蔚”字五联号，相继由二十一世侯荫昌、二十二世侯从杰、二十三世侯崇基主持。此外，还在北京、介休等地开设有：16家字号，包括：隆盛永账庄，蔚新昌、义盛长、蔚新源钱铺，乾成染坊，以及同豫昌、源盛义、双余魁、同裕成、同德成、同裕远等杂货、布庄、粮油字号。侯培余在世时主持修建的新堡新院过厅有一副对联，道出了这个家族的信念：“读书好经商也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业亦难知难不难。”
　　太谷北洗曹家的“六德公”由族中六门股份组成，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家族商业集团。各门同时又有自己本门的字号，其中发展最盛的是四门的“三多堂”。从道光到光绪年间，三多堂一支的商号(不含分庄)即达39个，分庄上百，分布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其中最重要的带有总公司性质的是设在太谷的砺金德、三晋川、用通五3个账庄和彩霞蔚绸缎庄，由彩霞蔚设在张家口的锦泰亨绸缎庄(在库伦、恰克图和俄国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设分庄)，以及光绪末年开办的票号锦生润。三多堂十九世曹培义时家产达3000万两白银，二十世曹中美时代，家产仍有600万两以上。
　　榆次常家在分家析产后，发展为北常外贸集团和南常内贸集团。其中北常又富于南常，以张家口和太谷为大本营，共有12个大字号，各有众多的分号，分布于库伦、恰克图和上海、汉口、大同等地，在光绪年间又办起了票号。与此同时，常家从八世到十五世，人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光绪年间，有4人拔贡，5人中举，1人成为进士，其中有一些人进入仕途，成为“世兼儒贾为业”的儒商之家。
　　祁县乔家发家之后，乔贵发三子分门立户。大门人丁不旺，后继无人。二门“保元堂”虽也经营商业，但重点转到读书求取功名，有多人中举做官。三门“在中堂”重在经商，乔致庸(乔贵发之孙，全美之子)历经嘉、道、咸、同、光五朝，享年89岁，在咸丰、同治年间由口外向内地发展，把乔家商业推向极盛。其孙乔映霞主持家政后，仍有发展。乔家这一时期以经营茶叶为主，兼营票号，分庄很多，特别是大德通、大德恒、大德源、复泰谦等字号改组成以票号为主之后，在全国重要工商城镇遍设分庄，资产愈积愈厚。
　　祁县渠家、平遥李家等也在继续发展，情况大体类似。但介休北辛武冀家却在咸丰年间开始衰退。道光年间，在十七世冀国定(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去世)和其夫人马氏(人称“马太夫人”)的先后主持下，在湖北樊城、襄阳及京师、平遥等地设有字号70多个，以当铺为主，兼营布匹、杂货；油坊等生意，资产达300万两白银。但在咸丰年间，先是太平军围攻汉口，“全楚激战，商号之遭兵焚十余家，资已去大半”；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勒令捐输，“接连六七次，计前后捐款几数十万金”；继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设在京师“海淀字号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隶诸字号资本亦多，亦大半被焚掠”(《冀氏族谱》)。因此，至1862年(同治元年)，资产较前已不及1／3。但到同治年间，冀国定之子冀以正还在乎遥设其昌德布庄，不久改组为票号。1877年(光绪三年)，另外三子冀以廉、以中、以和还分别以10多万到30万两白银修建豪宅、花园。到光绪后期，冀家资产仅剩，30万两，成为徐珂所列晋中14家富商中资产之最少者。
　　
　　三、道光以来一批新的商界精英相继创业发迹
　　
　　从道光到光绪年间，在家乡经商致富和贸迁四方发迹的晋中商界精英继续兴起，使晋中商帮阵容不断壮大，势力不断增强，并且在地域分布上呈现从祁、太、平、介、榆、汾向周边扩展之势。
　　在清代后期，汾阳商人相当活跃。在张家口开设的大商号有公合盛、日升光、大成魁、广丰德等10余家，均在库伦设有分号，在恰克图设坐庄老板。经济实力最强的是公合盛，财东为三泉赵家堡村孙家，清光绪年间传到孙竹霖，被誉为西南乡的“金财主”。宣柴堡村柴天宁，在库伦、恰克图、莫斯科设货栈，据说一次就从蒙古用骆驼驮回白银6万两。咸丰年间，汾阳珠宝商王吉成与刘姓太监合资，在北京开设同成信布庄，专门承揽皇室与达官显贵的衣服用料。光绪年间，樊世德在天津估衣街开设德昌公颜料庄，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设分号或内庄，经营骆驼牌颜料，被称作颜料大王。汾阳城内人牛允宽(名映星，以字行)、望春村人马汝朝、平陆村人殷尚质，被誉为清末民初“汾阳三巨商，俄国通”。其中牛允宽(1870—1936年·同治九年至民国25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私塾先生家庭，少年时只念过两年义学便随亲友赴莫斯科从商当学徒，后因性情耿介直爽而被解雇。失业之后，
在俄步行经商，始而小本经营，积累资金后，相继在莫斯科、恰克图；库伦开设“璧光发”字号，成为经营大宗皮毛的巨商。随后又远涉波兰的华沙、格旦斯克，德国的柏林、莱比锡，日本的东京等地，进行皮毛、茶叶交易，和英、美、法等国的商人也有大宗贸易往来。晚年又在天津法租界开设了牛裕如皮毛行。牛允宽在国外与俄国女子梁雅立结婚，生二子，一去美国，一在俄国德华洋行从业。牛允宽几次回国，携其三、四、五弟到国外就业。看来，牛允宽在对外贸易方面活动的范围，已超过了榆次北常。
　　孝义本地煤炭资源丰富，光绪年间有规模较大的煤窑8个，年产煤在1100—2100吨之间，办煤窑的财东不少。李元晋(1858—1934年·咸丰八年至民国23年)，父辈时发家，有良田近千亩，在本县开设崇发厚、崇庆祥油行，兼营钱业；其子李子嘉开设百逢源钱庄。庄子两代均为省议员。李家曾于1919年(民国8年)创设华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经营10余年。孝义人在内外蒙、宁夏、青海、京津、江汉、两广和本地经商者也很多。光绪年间，樊家庄杜有贵靠驼队运输发迹，在内蒙有7个大货栈和不少商号，在家乡置地1400亩，建宅院5处，现存樊家庄杜宅建于1929年(民国18年)。下栅村人杨得龄，于1882年(光绪八年)与财东王协卿在汾阳创办宝益泉酒坊，后与德厚成、崇盛永合并为义泉永，即今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前身。
　　平遥西赵村董家，从道光年间开始走向大富。董家本来在内蒙阿拉善旗定远营开设源泰当铺。定远营有一家靠肩挑背负积累资金于1723年(雍正元年)创办的商号祥泰隆，经过百余年的苦心经营，终因连年亏损；债台高筑，拖欠向源泰当铺借贷的巨额高利贷无力偿还，被源泰当铺兼并接管。董家接管祥泰隆后，主事财东先后为董得峰、董振镛父子。1875年(光绪元年)董振镛去世后，他的4个儿子公推老二董翰昌担任总管，后因病辞职，由其弟董国昌接任。同治、光绪年间到民国，祥泰隆在阿拉善旗的8个苏木(相当于区)设有8个分号，每号员工30人左右，从事购销，同时各有牧畜场1座，可以说完全垄断了阿拉善旗牧民的供、销业务。祥泰隆还在北京、天津、兰州、南京、上海、重庆、西安、汉口、宝鸡、成都、张家口、包头、归绥设立分号，派驻经营人员。1879年(光绪五年)和1887年(光绪十三年)，祥泰隆又先后在宁夏银川开设广发店和隆泰裕两家字号，并由初期隶属于祥泰隆到后来变为独立经营，直接对董家财东，后来双双成为“宁夏八大商号”之一。祥泰隆是与大盛魁同期创办的旅蒙商号，但它的兴盛却晚于大盛魁，可以说是大盛魁第二。
　　随着票号的兴起和发展，平遥还出现了与此直接相关的一家富商，即邢村毛家。毛家是由掌柜上升为财东的典型代表。晋中商帮的二掌柜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其中不少人以年俸和身股致富，毛氏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邢村毛氏发迹于在京津商铺当“伙计”的毛际美之子毛鸿翔(1787—1865年·乾隆五十二年至同治四年)。毛鸿翔起初在乎遥城内一家油店当伙计，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二掌柜，仅次于大掌柜雷履泰。由于毛、雷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激化，毛鸿翔出走，担任了介休北贾侯家蔚泰厚票号大掌柜，并协助侯家开设和指导、协调“蔚”字五联号。为此，侯家除允他在蔚泰厚、新泰厚各顶身股一股外，还在他身后允其子孙在蔚泰厚等号参加银股。1879年<光绪五年)，“毛忠恕堂”在蔚泰厚有银股4俸，占到总额的18．8％。传到其孙毛履泰，除在蔚泰厚的股份外，还在平遥城开设永泰昌钱铺、泰昌布庄和日生烟店，从1892年(光绪十八年)开始，又开设永泰庆票号(后改组为永泰裕票号)，成为平遥新兴的巨富。毛履泰时期，修建了供弟兄4人居住的4座大院，在邢村拥有土地7顷多，在山西安泽县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地租收人4000石。1882年(光绪八年)平遥修县志时，捐银者198户，“毛忠恕堂”捐银数位居第二，仅次于达蒲李家。
　　道光年间，祁县大贾村温姓等投资设长盛源烟店，城南何家设祥和集烟店和永聚祥茶庄，何一开投资白银万余两开复兴当，都是新兴起的地方商人。从道光年间祁县人在北京开设义字粮行开始，到咸丰年间，祁人在京开的粮店已达100余座，均带加工磨坊，占到京城粮店总数的1／3。
　　榆次的中小商人在道光年间也更加活跃，有李凤池在张家口开设裕源生钱庄，张斌英在张家口棋盘街开设复兴成钱庄，聂店村王钺在省内外开设数处钱庄，后来都成为著名商人。1838年(道光十八年)，昆明修建黑龙潭文昌殿时，有榆次商人孙云汉捐银20两，也是一位中等商人。光绪年间，苏村韩姓在热河赤峰县哈拉卜吐经商致富。大张义村宋启英在榆次城先后办了8家“吉”字号企业，其中吉泰公、吉履亨粮店在榆次粮行中实力最强。榆次六堡村人贾继英(1875—1944年·光绪元年至民国33年)，原为大德恒票号跑街。在慈禧西逃时承办省城金融界借款有功，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政府试办户部银行时应召进京，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贾出任行长。民国时又曾出任阎锡山的晋胜银行行长等职，是晋商中一位精明的经理人才。
　　咸丰、同治年间，徐沟县商人张联辉在河南经商，曾任陈州府周口店商会会长，把徐沟的元宵社火表演引进了周口。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文水县在外经商人员多达13974人，约占成年人的1／5，仅在北京经营干鲜果行者就有2000多人。(宣统《文水县乡土志》)
　　中东翼的寿阳，本属贫困山区，在同治、光绪年间也产生了一批中等水平的富商，号称张、祁、李、孟、袁、郝、聂、赵、王、阎“十大户”。其中除宗艾镇张日士和段王村孟蔚华原本就是地主后来投资商业外，其余8户均为外出经商，或小本经营而致富，或“赤手起家成素封”，又一次重复了清初晋中人走口外、闯关东发迹的故事。如：张村李在恭，其祖父在内蒙垛垛城经商暴发，到其父李天赦已成境内闻名的“拐兔财主”，仅在县境内就设商号10多家，经营土地700余亩。上裕村祁康晋、祁葆元，其四世祖祁树青、祁树槐兄弟在热河临源县经商，积累资金后创设商号永聚光，雇佣店员百余人。传到祁晋康、祁葆元时，在热河临源设有20多个商号，2人拥有主要股份。另外，祁晋康仅在寿阳境内就有永聚光、聚成永、春吉胜、聚和永、聚胜远、聚士昌等10多家商号，同时在太原、平山等地设有商号，还经营土地200亩；祁葆元在县境内有商号10多家，经营土地170亩，临终前存有现钱30万吊。羊头寨赵培成，祖辈在辽宁铁岭地区开设烧锅酿酒，继而发展了油坊、粮店、当铺、绸缎店，总号名为田成永乙下州村的聂、阎两家，一在北路(晋北、内蒙一带)贩油起家，一在关东经商暴发，各有商号20多处，经营土地近百亩。范村袁福成、袁培成兄弟在清雍正年间才设县的晋西北神池以榨油起家，后又在忻州大盂镇开油坊2座，发迹后又相继开设天增锡帐局、天增福花布行、天锡通钱庄，逐年增至28家字号，资金达28万银元，还经营土地560余亩。河底村郝彭龄，其祖父郝银盛在辽宁铁岭经商，积成巨资。郝彭龄继承祖业，继续经商，咸丰年间捐官，出任陕西西安府耀州知州，后来又归里经商和购置土地。
　　太原之北的忻州、代州、崞县商人在清代后期也成为一支商界劲旅。以忻州为例，同治年间成书的《怡青堂文集》记载，“忻人敢于远行，自乾隆时，开新疆、伊犁、迪化、喀什尔、阿克苏、和阗、叶尔羌等处”，在大西路十分活跃。内蒙萨拉齐在清未有“崞县衙门忻州街”之民谚，丰镇有“小忻州”之称。到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郜、王、张、陈、连、石六大户。早在乾隆年间，双堡村郜怀琦三兄弟就到归化开六陈行，道、咸以后，又开设银号义大祥、绒毛店大义昌，并在北京、上海、甘州(张掖)、凉州(武威)、肃州(酒泉)等地设分号50余处，在光绪年间成为忻州的首富。王芳来、王朋山、王四毛在咸丰、同治年间到大西路经商，开设的字号有天申恒、义成昌、泰和昌(钱庄)、义和顺(货栈)，其中天申恒在新疆奇台、迪化、伊犁、阿勒泰、库车、吐鲁番、鄯善广设分号。东楼村张家经营布庄、粮店、杂货铺和钱庄，归化著名的聚丰粮店就是张家所开。张家的字号聚恒昌开设于同治、光绪年间，在张执中执掌家政时，一个账期(3年)每股分红曾高达9千两白银。嘉禾村陈家于咸丰、同治年间在忻州奇村开设商号，渐成大户。段庄村石家本为地主，光绪年间兼营商业，获利颇丰。忻州商人中还有一个杰出的人物程化鹏，他在咸丰初年贩运杂货，取道蒙古，抵达西伯利亚。当时清朝的法律不准私商运茶出境，但俄商却可在中国境内采购茶叶运回。程化鹏上书理藩院，力陈华茶出口之利与商税的关系，被朝廷采纳，开辟了华商进入俄国通商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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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图为平遥票号日升昌店铺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