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李克农随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正是全国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刻。日本军国主义利用中国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后，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中共中央在陕北多次研究了全国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李克农写剧本《你走错了路》被俘团长高福源幡然醒悟
　　
　　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由李克农担任局长。此局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个局的统战工作重点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做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从红军加紧做俘虏军官高福源的工作开始的。
　　高福源是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十五军团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的团长。他被俘不久，就和其他俘虏一起，被红军带到了陕北安定县伶子长县)瓦窑堡。起初，他既沮丧，又懊悔。沮丧的是，自己是张学良的亲信，又在榆林桥战役中拼命顽抗，一定会被红军处死。懊悔的是，自己身为东北军人，家乡被日军占领和践踏，这条命不死在抗日战场上，却偏偏要丢在这受人唾骂的“剿共”内战中。他在沮丧和懊悔之余，甚至偷偷地抹眼泪。
　　高福源在瓦窑堡住了约两个月，亲身感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团结友爱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对共产党和红军越来越钦佩，最初那种沮丧、懊悔情绪逐渐消失。
　　高福源的这种思想变化，李克农在密切注视着。于是，李克农就赶写了一个话剧剧本《你走错了路》。说的是一位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后，如何悔过自新、掉转枪口打日本人的故事。素材实际上取自于高福源本人。红军剧团加紧排练，一天晚上在瓦窑堡的一个打麦场上演出了。
　　当戏里演到团长在逃荒的人群中看到自己的妻子不敢相认时，台下的人忍不住性急地喊起来：
　　“她就是你婆姨，快叫呀!”
　　演着演着，妻子开始向团长诉说别后东北家乡被日军践踏，自己流离失所的种种苦难。突然，台下“呜”地一声，一个人嚎啕大哭起来，接着便捂着脸跑开了。他就是高福源。
　　高福源回到宿舍之后，回想与自己遭遇相似的剧中情节，联想到家乡沦亡之苦，忍不住又痛哭起来，上床后辗转难眠。
　　最后，他想到应有所作为，要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二天，他主动提出要求，希望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有重要事情相商。
　　中共中央同意高福源的要求，派李克农接见他。
　　李克农语气诚恳地说：“高团长，我同意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危险。”
　　高福源很自信地说：“我自己既然要求回去，就有这个把握。再说，为了共同抗日救国，有危险也不十白。 ”
　　李克农将此事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他们都同意释放高福源。周恩来还指示，要高福源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高福源冒死回本营
　　
　　张学良存大义商对策
　　
　　高福源临行前，李克农再次接见了他，并说：“你这次回去，还是以你个人的身份，先试探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假如张将军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了瓦窑堡，经延安首先到达甘泉城，接着抵达六十七军军部洛川。高福源一到洛川，就向王以哲和王的参谋长赵镇藩做了报告，并说：“我这次是红军派回来见张副司令的，有重要事情向张副司令报告。”
　　高福源为人豪爽，不愿转弯抹角地试探，又想引起王以哲和张学良的重视，所以一见到王就开门见山地慷慨陈词。
　　王以哲立即把高福源回来的事密电张学良。张学良在接到王以哲密电的第二天，就自己驾飞机飞抵洛川。
　　神情严肃的张学良在住室里接见了高福源，高福源跟着王以哲进来，见到张学良就跨前一步，行军礼，站得端端正正地开口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事情要向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听了勃然大怒，拍案大骂：“你好大的胆子!你自己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会这样对待他，干脆豁出去了，毫不示弱地大声说：“怕死?我要怕死就不回来了。但副司令忘了国难家仇，在这里打抗日的红军，算什么英雄好汉?!”
　　“副司令你再想想，我们‘剿共’多年，‘剿’出了什么结果?如还要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会落一个什么下场啊!”高福源越说越激动，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张学良也深深地感动了，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果然有胆量，刚才只是要试试你。”就拉着高福源坐下来商谈。
　　高福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情绪慢慢地平静下来，把他被俘后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一切，以及与红军联系的经过，详细地讲给张学良和王以哲听。
　　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态度认真。高福源说：“我已见到了红军的高级首长，他说如果副司令真正愿意同红军合作，他们可以派正式代表来谈判。”
　　张学良很兴奋，明确地说：“你谈的情况很好，很重要，我同意。事关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先休息两天，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
　　
　　李克农担使命前往洛川张学良怀坦诚笑谈合作
　　
　　高福源不顾旅途辛劳，于1月16日折返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报告。
　　李克农立刻带他见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周恩来夸赞高福源的工作做得好，并表示感谢，说他为民族、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同张学良谈判。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一行人马在大雪中从瓦窑堡出发，向洛川行进。
　　李克农一行去洛川谈判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们是便装打扮。正式代表李克农穿的是中山装，十七岁的译电员戴镜元着学生服，化名“徐之光”的钱之光，名义上是秘书，戴礼帽，穿长衫，他实际上是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贸易局局长，负责采购物资和药品，还有一位警卫员，负责保卫工作，穿便衣。高福源带路，头扎白毛巾，一身农民打扮，另有几位护送人员和马夫，都是农民打扮。
　　2月10日，李克农和戴镜元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强调：“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要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谈，同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重大问题及时请示中央。”
　　这一行人出发前两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就电告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等4人于2月11日由瓦窑堡
启程，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保证安全。”
　　东北军已做了秘密接待的安排。
　　李克农一行四人，加上高福源，在东北军的护送下，于25日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王以哲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把李克农等人安排在六十七军军部附近的独院里，除由两个副官陪住外，不让其他人接触。
　　洛川会谈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段从2月26日到28日。王以哲、赵镇藩根据张学良的回电指示，同李克农多次交换了意见，就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若干口头协议。
　　王以哲两次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物资，并收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各大城市的报纸，还把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的军用地图送给红军。当时红军准备向这四省发犀。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就亲自驾飞机到洛川，一下飞机就来看望李克农。
　　当天(3月4日)下午3点，洛川会谈第二阶段正式开始，主要谈判整个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问题。
　　谈判是在李克农一行住处的一间小房子里进行的。
　　张学良和李克农初见面就饶有风趣。
　　张学良也化了装，身穿银灰色长袍，上衣是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眼架墨镜，手提文明棍，像一位精明的富商，又有一副风流倜傥的派头。他一进门就对李克农说：“李先生辛苦了，我这次来是‘整销’的，不是‘零售’。”
　　他言下之意，红军与六十七军达成的口头协定，他已经知晓，完全同意。但那只是局部的，他要进行一揽子全面交易。
　　李克农意会了，也完全同意，就诙谐地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张学良开门见山地问李克农。
　　这可能是张学良从有关方面打听过李克农的经历，心存疑虑。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是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
　　“组织都是对付敌人的吗?”张学良又问。
　　“不是。”
　　“你到我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好!”张学良一拍椅子扶手，站起身来，踱着方步，边走边说：“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1)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2)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3)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心里清楚，红军代表以诚待人，但面对骄傲的张少帅，也要有一定的“斗争”。
　　李克农说：“红军当然是抗日的，不是为了抗日，何必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
　　“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的确有些争论，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已经分了家，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你张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李克农知道张学良是暗指张国焘分裂、表明红军不团结，就主动挑明了谈。张学良点点头，表明理解李克农的回答。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接着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对这个解释，张学良不同意。因为天快黑了，张学良请李克农先吃晚饭再说。
　　张学良心存顾忌有心思
　　李克农大义凛然作解释
　　吃完饭，再次坐下来会谈。张学良立即提问：“我1936年12月13日，西安《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看来，张学良对李克农在共产党内的作用有多大还是不摸底。
　　“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我早就声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李克农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张学良并不是老粗，在谈判中还要设陷阱。
　　李克农马上断然回答：“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
　　说完，李克农就立起身来往外走。张学良连忙起身相拦，连声说：“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
　　他接着又亮出一手，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李克农立刻说：“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不好吗?”
　　后来达成的协议中有此一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红军体谅东北军的处境，退让一下，让张学良拿这个“战功”堵蒋介石的嘴。好在红军与东北军双方均无伤亡。
　　谈判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希望能同中共主要负责人晤谈。
　　到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口头协议如下：
　　一、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定。
　　二、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事。
　　三、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
　　四、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
　　两人对谈判的成果都是满意的。李克农了解到张学良确有抗日的意愿，张学良看出了红军确是抗日的武装，可以做东北军的朋友。
　　
　　张学良搞西安事变捉蒋
　　李克农做工作力促和谈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到达石楼。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
　　毛泽东赞扬说：“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3月27日，共产党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到延安谈判。
　　延安谈判以后，共产党和张学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李克农负责有关东北军事务，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保持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正式联络代表住在张学良那里。张学良让刘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的身份在东北军中出现。
　　李克农通过刘鼎，了解到张学良不赞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指挥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始对蒋介石的“兵谏”行动，即西安事变。
　　上午8时前解决战斗，张、杨两将军立即致电中共，告知捉蒋行动，并请中共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当天，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集紧急会议，专门研究西安事变问题。会议肯定了张、杨的爱国行动，初步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去西安。他们在15日清晨从保安出发去延安，17日下午在那里乘张学良的专机飞往西安。
　　接着中共中央指派李克农、边章伍、伍修权等人也进赴西安，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李克农到达西安后，为了配合周恩来与张、杨的会谈，与东北军、西北军许多中、高级军官进行了广泛接触，对他们的思想状况有具体的了解，特别是了解
到他们要杀蒋介石的情绪很强烈。
　　李克农一方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另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此问题上的认识转变过程，以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耐心地和他们交谈。
　　东北军、西北军内中、高级军官的思想也大体统一了。于是，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为同蒋介石谈判，准备了有利的思想一致的条件。
　　会谈中，蒋介石承诺：1、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2、由子文、美龄和汉卿(即张学良)与你商谈解决一切。3、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张学良送蒋返京遭扣留
　　李克农帮稳时局保成果
　　
　　深夜，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对当天的重大活动情况进行了研究，李克农也参加了。
　　周恩来等人尽力劝阻张学良不要去南京。但是，张学良在25日下午4时，不告周恩来等人，亲自陪送蒋介石和宋氏兄妹飞往南京。
　　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立即遭到扣留。张学良以为他去负荆请罪，就可得到谅解，但蒋介石并不守信用，周恩来、李克农对此是有预料的。
　　在扣留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还调动大军向西安推进，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
　　于是，在1937年1月下旬，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人们愤怒异常，东北军内部产生了“和”、“战”的分歧。少壮派军官主张与南京进行军事对抗，救张学良回西安。内战危险重新出现。
　　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面临着如何保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果的难题。
　　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在2月2日上午突然对主和派将领下手，由卫士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将王打死，有人还造谣说，王以哲之死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共产党还要杀一批东北军官。
　　为了应付这严重的局面，周恩来当机立断，冒着杀头的危险，带着李克农、刘鼎赶到王以哲家吊唁。
　　东北军里一些高级将领陆续来到，看到这场面，都深受感动。
　　王以哲的妻子拉着儿子问：“今后我们孤儿寡母依靠谁呀?”
　　“依靠红军，依靠共产党!”李克农回答。王以哲的儿子后来由共产党抚育成人，解放后当了一名工程师。
　　西安局面稳定下来了，基本上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李克农不幸去世留遗憾
　　张学良扼腕叹息赋词章
　　
　　再说张学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出采，1946年被送至台湾，直到1988年张学良将军才恢复自由。在他身边工作50多年的林渊泉曾向公众透露，1962年2月9日上午，李克农因病去世后，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心情很沉重，对林先生说：“李公非将非帅，但文武兼备，才思敏捷果敢，难得人才啊!可惜英年早逝，可叹!可惜!”并提笔写下：君在此处嗟叹惜，念及彼时悔思量，若与李公抗倭寇，留下丹青慰后人。从张学良将军的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他悔恨当时没有听取李克农的意见，而轻信了蒋介石，招至身陷囹圄。虽然张将军没有在抗日战场上横刀立马、挥戈上阵，但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
　　(责编　卢成)
　　(题图为李克农，1936年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负责同蒋管区之间的秘密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