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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后的东欧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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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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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2006年第05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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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来,由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分化而来的12国及前苏联解体成立的波罗的海沿岸3国,在东部欧洲逐渐形成一个有某种共性的群体。在世界政治格局调整和北约欧盟东扩的背景下，这些中东欧、东南欧国家由于其现代史背景及地缘政治利益类似，更迭后的制度走向趋同，近来日益显现出一些相同的发展趋势。
地区形势趋于稳定
东欧国家转型后社会经济制度逐步巩固，热点问题总体缓解，地区形势进一步稳定。
政局剧变过程中，东欧各国先后认定以多党议会政治制度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的发展模式。随着制宪后政治法律制度逐渐巩固，反制度的声音不复存在。制度更迭前期，南斯拉夫（现塞黑）、克罗地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由于前领导人个人权威，总统作用较大，克甚至实行“半总统制”，但强人政治终究未能立足，逐一转入完全的多党议会制。在转型过程中，由于贫富分化剧烈和贪污腐化丑闻频频发生，一些阶层、集团对私有化颇有微词，但并不阻止发展私有制和建立市场经济。目前，各国社会基本认同现行体制。纵观15年来的东欧形势发展，主要有两大因素造成大范围社会不稳定。一是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大动荡。这种情况集中发生于东欧剧变后各国的转型动荡期以及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南、保、阿尔巴尼亚诸国。二是民族矛盾激化导致严重对立以至武装冲突。这突出表现在剧变时期前南分裂和波黑、克罗地亚内战，以及90年代末期在科索沃地区、马其顿燃起的战火。捷克与斯勒伐克分立与黑山要求独立主要采用政治手段。历史昭示动乱不得人心。现在各国均有一段时间未再出现大规模动荡。请愿示威虽时有发生，但大多合法进行，成为特定人群、团体表达不满及争取权利的手段。民族对立情绪随政治变迁逐步缓解，支持减少使骚乱失去依托。北约欧盟把解决国家间矛盾和民族问题作为准入的前提条件，促使有关各方转入政治解决，推动了地区热点问题降温，东欧已有几年未见战乱。
目前，东欧各国社会总体稳定。主流力量基本遵守政治游戏规则，议会成为政治角逐的主要场所，破坏社会秩序的极端行动不得民心。多数东欧国家形成两三派政治力量主导政局的格局，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减少，但政府大多联合执政。各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体完成。多数国家经济历经急剧衰退、恢复性增长后，逐次进入调整发展期。私有化后结构调整取得不同成效，多数国家经济水平接近或超过剧变前。进入稳定期较晚的国家的经济仍处于恢复性回升之中。
加入欧盟、北约,已成趋势
加入欧盟北约，深化一体化建设，成为近期东欧各国外交的首要宗旨和社会经济制度改造的主要任务。
“回归欧洲”是东欧剧变时的一个主要口号，并先后成为制度更迭后各国的首要政治外交目标。
目前，东欧10国加入北约；8国加入欧盟，2国入盟有期。此外，欧盟与克罗地亚开始入盟谈判，对马其顿的入盟申请即将做出答复，与阿、塞黑、波黑进行《稳定与联系协议》谈判。北约则优先考虑吸纳克、阿、马。东欧国家与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战略融合业已成定局，全部入约加盟有望实现。近年来，北约欧盟东扩对东欧国家的影响总体积极，尤其后者对新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效应明显。欧盟东扩最终消除了东西欧贸易壁垒，促进新成员国的资金技术引入和产品出口，推动其经济增长。2004年东欧经济总体增长6.5%，2005年约为5.2%。据估算，2004年新成员国总共净得欧盟财政补贴26.77亿欧元（据称实获30.03亿），2005年获48.16亿。这些补贴对资金短缺的转型国家尤为重要。正因如此，新成员对欧盟中期预算搁浅十分关切，纷纷利用双边、多边场合推动中期甚至短期预算磋商。作为北约新成员，这些国家要进行军队现代化并承担大量军费开支，以完成安全防务任务及参与维和、反恐国际行动。作为欧盟新成员，它们要调整司法、内务、财税等系统，做好执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准备。这些还只能算是进入北约欧盟的第一步调整。按照两组织的要求适应其体制，进入全方位制度改造的任务繁重。深化一体化触及有关各方权力与利益再分配，制度改造、政策协调和新老成员的磨合难度颇大。当前财政税收、农产品贸易和劳动力流动诸方面问题亟待解决。对于尚未入约加盟的国家，准入标准的掌握可能更加严格，它们的一体化改造任务将更为艰巨。
随着东欧各国政治安全、经济、外交地位的总体改善，它们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追求更大发言权，一些区域组织成员尤其是维谢格拉德各国较前注重协调立场和政治经济诉求。但在目前世界和欧洲政治格局下，刚完成制度更迭的国家忌讳重新另结集团，它们尚处转入北约欧盟的兴奋期，着眼点在于建立并巩固新成员地位与谋求自身最大利益。
探寻和谐发展的最佳模式
东欧国家调整政策以促进稳定发展的意识增强，求索和谐发展途径的尝试逐步展开。
东欧国家改制转型在短期内突然爆发，初期行动带有较大自发性。北部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适应变化及经济发展起点相对高，较早走出政治动荡和经济急剧衰退，并开始实行一定社会调控；而南部国家解决社会矛盾及结构调整任务繁重，很大程度任其自然发展。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东欧国家逐一进入稳定发展期，摆脱被动应付的局面，转向有意识调整政策，着手解决重要经济社会问题。纵观东欧演变进程，主流政治力量对政治制度的争议较少，但对如何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则见仁见智，大不相同。
东欧各国均存在多种政治流派，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民主义处主导地位。在历届政府中，鲜见自由主义政党担纲，主要是其他两类政党主政。观察近四年来（相当于一届任期）的东欧形势变化，政治钟摆重新右倾。右翼、中右翼主政的国家由四年前的4.5个（塞尔维亚算半个）增加到9.5个。15年来，多数国家左右翼轮流坐庄已经历两个以上轮回。主要原因是各派政策都未能保证国家的稳定发展和解决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没有哪个党能得到人民长期拥护。其实多数党派现今已不恪守传统观念，不乏保守政党要求激进变革和社民党为节支压缩社会福利的范例，它们又多少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减税、简政措施。现在的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经济发展缺少资金技术，增收节支影响社会福利，加速发展造成财政失衡，精兵简政扩大失业队伍等问题。一些较早步入稳定期的东欧国家已启动新一轮模式修正，针对本国不同经社难题，尝试融合不同模式政策做法，探寻均衡、和谐发展的途径。
去年的伦敦非正式首脑会议使各国认识到，欧盟必须对传统的经社体制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改革。会上就欧洲的两种主要模式“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进行研讨，试图寻求公正与效益的新平衡，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欧盟已见端倪的模式之争必将强化东欧寻找更佳发展模式的意识，探索解决制约经社发展问题的切实可行途径。
（本文责任编辑：季仰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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