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相关链接 |
|
 |
|
![]() |
![]() |
|
我是一只“好斗的公鸡”
|
■ 朱健国
|
|
|
《深圳青年》2006年第11期 浏览 人次
|
|
开栏语
思想在民间，英雄出江湖。
在刚刚破壳的商业社会中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人文理想，这中间有几多喜乐、几多辛酸，有几多抑郁、几多感悟。这些荒原旷野中的思想灵感是多么宝贵，又是多么容易稍纵即逝。
为了让个人内心的刹那悸动成为大众景仰的永恒经典，本刊将一路追访在深圳江湖中那群以自身的体验与实践“诠释深圳梦、传播深圳价值观”的深圳民间人文精英。
欢迎各路英雄各呈精彩，“我手写我口”“该出手时就出手”！
[编者按]
生活着，诗意或不诗意。千年来，士大夫们却诗意地提炼价值观念的核心问题：有恒产者有恒心。20年研习鲁迅杂文的朱健国无疑是一个有恒心者，他给自己在深圳关外的房子取名为“早叫庐”，他横下一条心要做深圳一只司晨的公鸡，愿用自己的声音最早唤醒沉睡中的城市。然而他的几声鸣叫却常常被别人认为是“好斗”的嗓音而驱避之……13年的时光，梦想像鸡毛一样飞过，他却依稀看到鹰的影子，他把青春献给了争鸣与搏斗，却无迹可循。
越之西施，善毁者不能避其美；齐之无盐，善誉者不能掩其羞。我们无意评价朱健国的美与羞，但深圳的天空毕竟飘过了他的声音。朱健国之所以成为一只“斗鸡”，一是性格使然，一是深圳文化江湖的水需要更加包容与广博。一水一世界，一沙一天堂，本刊以白描的形式将朱健国其人其事立此存照。以期解剖都市写字人更多的生活横断面。
一转眼，朱健国从“白云黄鹤”之乡来到深圳这个都市丛林中已经13年了，他的人生格言是：“一万年太久，只争争鸣”！
与邻居争鸣，与朋友争鸣，与“大师” 争鸣，与“巨人” 争鸣，与“庙堂” 争鸣！在争鸣中共生，在争鸣中和谐。“小鸣”不计其数，“大鸣”已有“四大战役”：“批余风波”、“批何风波”、“批鄢风波”、“状告
《收获》”，争鸣何其多，得到的战利品却只有两个词：“伪现代化”与“共生主义”—这两个版权属于朱健国自己的词汇，虽然一时还说不太清楚，终归拥有它们的解释权，也许有一天能将它们完全探明白。人生一世，创造两个新词，足矣！
第一次鸣叫，南“逃”深圳
朱健国说，“深圳移民”大抵属于三种人，一曰淘金者，二曰逃情者，三曰逃难者。而他大概属于“逃难者”。
1993年，我还是湖北省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评论组长、“广播漫谈”主编，那一年1月份，因为某省领导落选人大代表，我就此写了一篇杂文《为“道台大人”落选鼓掌》发表在《南方周末》头版，尽管文章作了技术处理，没有披露当事人的真实姓名，又以“道台大人”替代“巡抚”，将省级领导变为地市级，但当期的《南方周末》还是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事情闹大了，来路不明的报复接踵而至：先是我的上司的上司因“进人不严”被调到另外一个单位赋闲，而后是我的顶头上司一再遭批，直到被通知提前退休。眼看因我的“错误”将连累更多的人，我只得“好汉做事好汉当”，痛下决心辞职。
1993年5月，经一个朋友介绍，我南下受聘广州《××人才市场报》副总编。在广州东山区三寓宾馆的办公室睡了一个多月地铺后才明白，该报主办单位仅负责收取“管理费”，报社的投资、管理、编辑方针全由一个在海南做过房地产的“河南老板”负责。报纸定位不高，只想尽快赚钱。这与我“办一张为改革人才鼓与呼的‘人才报’”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我在多次力争而无法扭转乾坤后，只得悄悄另谋出路。
时逢深圳《中外房地产导报》杂志邀请我当特刊部主任，主编许诺可一月出一期自主编辑有文化理念有杂文锋芒的“特刊”。在查证该报确由深圳市某局主管并投资管理后，我于1993年9月正式来深圳上班。不料，《中外房地产导报》“文化特刊”只出了两期，就非议不断。新主编要我全力以赴采访经济大腕，并定下经济指标。百般抗争无效，又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
1994年秋，我抱着“体验一个企业的秘密，积累素材”的想法，“体验生活”去了一个“保健公司”做宣传顾问。然而天生与商无缘,上班便偷写杂文,一边暗思跳槽。
1995年春降临了一个纯文化机会——一个朋友筹办《中华读书报》，邀我加盟出任深圳记者站站长。这一干就是四年，每日在鹏城穿梭采访，写《读书人在深圳》专栏，形形色色的深圳读书人一个一个从笔下流出，《中华读书报》在深圳的发行量也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
春夏之后是秋冬。1999年北京各“大报”的“子报”在各省市不准设记者站，隶属《光明日报》的《中华读书报》深圳记者站撤销。
尔后我先后到《中国市场》杂志（香港新华分社主办）、《大公报》“大周刊”等媒体做“专刊部主任”、“主笔”。2003年5月，在深圳关外购置的一套百平方米的商品房按揭全部交完，全家户口进入深圳，自以为有了立锥之地，便“挂冠”在家，体验完全随心所欲写自由文章的“纯体制外”生态。
深圳13年的四场笔仗
自诩为“逃难到深圳”的朱健国，并没有从“流亡”之苦中“总结教训”。上世纪80代初他在洪湖市电台当记者时，就因在《文汇报》发表杂文讽刺当地的不正之风而遭受磨难；1988年以一篇《广播杂文初探》论文破格调入省电台，却不谙世道之艰难，又闹出《为“道台大人”落选鼓掌》的风波。到了深圳，旧病重犯，又以“四大笔仗”惹出“批余风波”、“批何风波”、“批鄢风波”、“状告《收获》”四大麻烦。
第一场笔仗：质疑余秋雨。
1997年8月。其时为《中华读书报》记者，特别关心文化信息。一日看到余秋雨的论著：“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心想，一个写过《文化苦旅》的著名学者，一定知晓什么是真文化，武断做出“深圳文化已领中国之先，可成立深圳学派，有权结算20世纪中国文化”这样的定论是否有欠妥当？于是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商榷争鸣文章：《余秋雨“桥头堡”论质疑》，《羊城晚报》“花地”在当年9月4日刊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天津《文学自由谈》等媒体也很感兴趣，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长达十年的“批余现象”。
后来，我又通过“魏明伦谈余秋雨”、“余杰谈余秋雨”、“张英谈余秋雨”、“萧夏林谈余秋雨”、“孙光萱谈余秋雨”等一系列文化批评文章，持续不断地表达着自己的声音，至今仍然“时刻准备着”再上“战场”。
第二场笔仗：质疑何清涟。
1998年2月，我采访了深圳女学者、《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何清涟，先后写了三篇关于何清涟的访谈文章（最长的一篇长达6万字），分别在《文汇报》、《南风窗》发表。这些文章发表前皆经何清涟同意，有的甚至亲笔修改。但是，当何清涟听说我发表了一篇“八分支持，二分批评或研究”的文章对她有所微辞，便开始在电话中命令我不要再继续发表了，指责我“居心叵测”—何清涟认为，凡来采访者，理所当然地应对被采访对象正面报道，其报道必须有利于被采访对象。但我写人物，从来不以被采访对象之意志为是，而是依客观存在之真理为准。因为我对何清涟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有八分赞同、二分质疑，对何清涟的个性持六分认可、四分质疑。
比如，何清涟说，文学对社会的批判是浅层次的，只有经济学著作才是最深刻的批判，而她的书又是中国目前最好的经济学。我不相信，现在何的经济学著作会比《哈姆雷特》、《麦克白》对人性的批判深刻，会有《阿Q正传》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独到。
比如何清涟在发现我对她有所批评时声称：凡是批评名人者，都是“吃名人”。她自认已是名人，批评她，提到她，就是吃她的“人血馒头”。我说，请问，人们对老庄孔孟程朱乃至20世纪名人的研究批评，对一切政治人物的审究，是否都是吃名人？
对何清涟的质疑，一度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传媒封杀我的文章，给我生活上带来一些艰难。然而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论。
第三场笔仗：质疑鄢烈山。
2005年2月1日，因为“公民写作”而获得“鲁迅杂文奖”的广州时评家鄢烈山在发表“领奖辞”时说：希望大家都来像他一样进行“公民写作”，不要再写“鲁迅风”那样的杂文，因为鲁迅是与“公民”相对立的四种人之一。
我与鄢烈山有二十来年的交往，一度过从甚密，但我没有料到鄢烈山会在领“鲁迅杂文奖”时猛贬鲁迅。在友情与真理孰轻孰重的痛苦比较后，2005年2月16日，我在《新世纪》、《世纪学堂》网站贴出《鄢烈山的“阿喀琉斯之踵”——“公民写作”中的“焦大故事”》（一驳“公民写作”），从此进入九驳“公民写作”、抨击“新犬儒主义”的“批鄢一年”。
“批鄢”大概是我最为艰难的一次争鸣。鄢烈山多年主办《南方周末》“众议”版面和每年主编“花城版杂文年选”，“鄢党”“鄢丝”们一呼百应；加上我与鄢本是人所共知的老朋友，外界始终杜撰“与朱鄢之争”非学术观点之争而乃朱之“人身攻击”、“嫉妒得奖”，一时迷惑四方。
“批鄢”一年中，我撰文13篇，鄢烈山回应7篇，先后有17名知名学人参与，发表27篇文章。
第四场笔仗：质疑《收获》杂志社。
2005年12月20日，我在《世纪学堂》论坛贴出《〈收获〉杂志宣布：巴金继续主编2006年〈收获〉》，拉开了至今仍在继续的“质疑《收获》”的序幕。
在各网站热烈转载我的“《收获》丑闻”后，各地传媒都以“死巴金继续当活主编”之类题目，相继进行了报道或采访。应该说这些批评是严厉的也是善意的，但《收获》拒不认错，迫使我不得不拿起法律武器，走上状告《收获》之路。
鲁迅曾嘱儿子海婴和文学青年千万“莫作空头文学家”，巴金是鲁迅先生一度寄予厚望的学生，其开辟的文学园地《收获》，难道能任其出现“空头主编”么？强迫巴金当“空头主编”的人，实在是陷巴金于不义。
本来《收获》（2005年6期）的“悼念巴金专号”又是“巴金主编”，这就够荒唐，然后又来一个“巴金继续主编2006年《收获》”的虚假广告，这就太荒唐！太有戏剧性了！当我打电话去《收获》质疑时，《收获》拒不认错，其编辑部一位自称“扫地先生”者竟电话中对我傲慢地说：“那么你就通过法院过来！我们电话里就不接受了！”我只好开辟第二战场：通过法庭起诉《收获》，进行消费者维权。本想到上海去直接告《收获》，但一打听，在上海根本不可能立案，于是曲线上告——通过告深圳新华书店销售有虚假书刊广告的《收获》（2005年第6期），将《收获》作为第二被告告上深圳法庭。
“伪现代化”与“共生主义”
朱健国认为，人生在世，就是要为人类贡献一点新思想、新物质才好，否则，就是自生自灭的枉为人生。朱健国现在虽然一无车二无钱，房比人家小，但却以为汉语贡献了两个新名词——“伪现代化”与“共生主义”为乐，这两个新名词新论断，也都来自于他的“四大争鸣”。正是，萝卜白菜，各有所好，“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2000年1月到3月，我将几年来的思想体会写成论文《我看“伪现代化”》，第一次对“伪现代化”进行理论阐述。
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灵魂和大本营。而“伪现代化”正是违背了这一现代性灵魂，自由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共生，宽容多元，只许自己自主而不许他人自由共生，便是专制；推翻神的专制建立人的专制，推翻他人的专制建立自己的专制，这就是“政治伪现代化”；从追求科技改造自然造福人类走到科技污染自然危害人类，这就是“科技伪现代化”；从反对“政治专制”而建立“话语霸权”，这就是“文化伪现代化”。世界有三次伪现代化大潮，中国有四个伪现代化阶段。500年来，不知多少人都被伪现代化夺去了幸福。
我认为，“伪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反对人类之间或人与自然的“共生”，用“共生主义”统领其“新思维”，更为明白而通俗。
“共生主义”的宇宙观是：人与万物平等——彻底摒弃“人为宇宙之中心”；“共生主义”的伦理观念是：用“健康与病态”取代“善与恶”——世界上没有敌人，只有“病人”。
“共生主义”的新哲理秩序是：“健康”（善）的本质就是合作与共生—传统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键词中只有“民主”、“自由”、“科学”、“人道”，没有重视“合作”、“共生”，而“合作”与“共生”是消除现代文明危机的新价值观；“共生主义”的宽容尺度是：杜绝一切名义下的暴力，禁止任何形式的“消灭”。
有人曾颇不理解地问我：一天到晚见你与人在争在吵，你这样爱争吵，到底有什么好？你就不能平静地生活，像人们一样去升官发财休闲？我说，“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我的“伪现代化”和“共生主义”就是深圳关外边缘的两蓬野草，它不可能有“中心花园”人工培育的奇花异木那样爽人眼目。不过，“改革之窗”需要“中心花园”，需要“进口草坪”，也自当允许有些许乡土清香野草。或许，有几丛野草，才更体现深圳“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勃勃生机？一个城市若只见官人、老板、博士、“文化大师”之“主旋律”，是否太单调？保留一只“早叫的公鸡”，让深圳多一个物种，有什么不方便？
编辑/东和 鲍逊
(短信评选代码:TPA060612)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