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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松举：一个“复杂”举报人的命运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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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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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世界》2006年第06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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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邮农民乔松举，因第一个向农业部举报禽流感，曾入选2005年度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媒体候选人。然同年11月下旬，乔松举被高邮市公安局刑拘，次月初由高邮警方执行逮捕。2006年3月29日，高邮市检察院以诈骗和敲诈勒索的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他的辩护律师说：“如此一来，以后谁还敢打假，谁还敢举报，“王海”们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吗？”
举报禽流感之后被捕
乔松举一夜爆得大名，源于安徽天长市禽流感的举报。
2005年10月7日，在安徽天长放鹅的江苏高邮市养殖户马正朝，发现自家的鹅有些不正常：“刚开始，是几只鹅走路摇晃，眼睛有分泌物。没想到，后来越死越多，最多一天死了100多。”为了减少损失，马正朝悄悄联系鹅贩子，准备把病鹅卖掉，消息辗转传到了老友乔振泉的耳中。乔振泉很快给马正朝打了电话：“不要难过，要真是禽流感，国家会给你赔偿的。乔松举在农业部认识很多人，他是农业部的信息员，我要他问问农业部，如果是禽流感有没有赔偿。”
随即，乔又给儿子乔松举打了电话。在老乔的叙述中，掩饰不住的是骄傲的口气，因为儿子“是帮部里做事的”。
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乔松举向农业部的举报发生在去年10月14日，是“直接”打电话给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贾不在，向秘书孙研举报的。“一小时后，农业部的人电话告知乔松举，立即派专家组到天长。”
一个普通的农民，何以能直接和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通上电话，在疫情如火的当时，没有人注意这些细节。
10月24日，农业部发布消息，安徽天长发生的疫情确诊为H5N1亚型禽流感。记者开始大批云集天长、高邮，很快，在媒体的深挖之下，乔松举直接向农业部举报禽流感疫情的真相被公之于众。耐人寻味的是，农业部至今也未证实这个消息。但26日，马正朝、乔振泉、乔松举皆被高邮警方带去问话：为什么直接给农业部举报？举报什么目的？马正朝有没有给乔松举钱……
11月14日，乔松举在北京见到了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事后，乔松举宣称，他拒绝了农业部的奖励。24日上午，乔松举再次向农业部反映江苏高邮郭集养殖户顾万里家死了100多只鹅，那里可能发生了禽流感。当夜11点多，他被高邮警方拘捕，凌晨3点多钟，警方再次光临进行搜家。第二天送达的刑事拘留书上注明：“乔松举涉嫌敲诈勒索”。
庭审直击
今年4月21日，乔松举案开庭审理。公诉机关认为，乔松举共与10宗案件有关，相关涉案单位分别是中国农科院家禽研究所、江苏省农科院兽医研究所、安微省天长市畜牧兽医站、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和山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在10起指控中，除骗取高邮市送桥镇孵禽场谢有明1万多元乔松举供认不讳，确系他“想报复”受害人外，其他指控他大都不承认。
记者注意到，检察院的10项指控中，证人、证言及物证多为“吃过乔松举亏”的被举报人或单位出具，和乔松举存有直接利害关系。例如，乔松举被指控举报上海奉贤畜牧兽医站时，多开发票，骗取12170元。同时，由于乔松举的举报，该单位也被罚款300多万元；江苏农科院兽医所也是如此，乔举报后，被农业部查处罚款几百万。
同时，乔松举认为自己并没有抓着疫苗生产商没有批准文号这一弱点进行敲诈，“都是协商好了的赔偿”。庭审没能揭示出乔松举的被捕与举报安徽天长禽流感有任何逻辑关系，却暴露出其“职业”举报人的一面。被认为是“民间第一个禽流感举报人”后，乔松举保持一种刻意的低调，不承认自己以前曾做过类似举报，安徽天长的疫情是“偶然知道的”，当时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生病的家禽不要往外卖”。
庭审中，乔松举承认，2003年7月在和江苏省家禽研究所谈判赔偿的过程中，他知道了农业部的举报电话，随即举报该所擅自生产、销售无批号疫苗，致使他父亲养殖的鹅死亡（是否由于该疫苗导致乔家鹅死亡，检察院和乔意见不一———记者注）。
“我们把举报的传真发过去，隔了好久，就以为算了的时候，家禽所又找到我们。我就知道上面肯定过来查了。就是这一次举报，我才和农业部建立了联系。”
2004年12月，乔松举来到山东济南，查到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和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地址，找上门去，看到这些单位也是销售、生产无批号疫苗，他动起心思。
高邮市检察院指控，当时乔松举化名赵浩东，购买了两所的疫苗，后称注射后家禽死亡，以举报相威胁，向两单位索要人民币5000元和7000元，被识破。
乔松举否认了检方指控的“敲诈”。“2004年下半年，刚开始我是通过打举报电话向农业部反映，讲兽医市场混乱，农业部的人讲要有证据。我就从山东买了假疫苗到了农业部，是耿玉亭处长接待我的，后来，农业部贾幼陵局长等人都跟我熟悉了。”后来的举报，乔松举都是直接举报给了农业部，内容大都是违规生产、销售无批号禽用疫苗。
打假还是牟利
乔松举就真的高尚到为了公共利益而在全国到处举报？这是高邮检察院指控的逻辑起点。
记者采访过程中，许多高邮本地对乔松举有些了解的人都对其到处举报假疫苗有所耳闻。他的一位邻居沈某说：“扬州有些生产疫苗的单位吃他不少亏，因为人家产的疫苗，没有批文号，但疫苗质量没有问题。乔松举就举报生产厂家，让农业部的人来处罚，所以扬州的疫苗都不卖给我们高邮人，我们这些养鹅人有时买疫苗就难。”
然而乔松举的举报确实净化了市场秩序。乔松举所做的，是以“知假买假”的方式向制造假冒伪劣疫苗的企业进行警告。而法院恰恰认为乔松举知假买假然后向相关单位索赔是一种敲诈勒索行为，且正是假以此罪把他送往被告席的。
有人这样解读乔松举的行为意义：一个没有任何权力基础但却有一点勇气又有一点名气的农民，他用什么方式来与违法企业较量才是最保险、最安全的方式？那些挂着省和国家研究所的违法单位，怎么就能在监督部门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制假造假？既然有非常健全的监督体系，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以一种近乎“无赖”的手段来打击制假造假者？当权力以法律的名义对乔松举进行审判时，不知有没有人会感到无地自容？
“乔松举打假还是做了一些贡献的。”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说，“我当时同意他报住宿费、交通费，购买假疫苗及其他费用按实报销，当时他有些白纸发票，我没有同意。”
乔松举不理解的地方在于，当初他和农业部工作组的人合作过多次，“我打假的各种费用、通讯、住宿、餐饮、交通，还有误工费，农业部都给我报销了”，要是有多开发票的行为，被查处单位和农业部的人为什么不当面指出呢？
从乔松举举报安徽天长禽流感，到被逮捕，以至于开庭审判，曾经和他“颇为熟悉”的农业部一直保持沉默。如果农业部从一开始就介入的话，他可能就不会站在被告席上了”，孔维钊说。安徽天长禽流感确诊的时候，媒体曾经形容乔松举为“神秘的举报人”，也即指他和农业部关系非同一般。
“最初认识乔松举是2004年11月，他自己拿了一个疫苗瓶到我办公室，好像举报山东农科院家禽所，在此之前，他也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贾幼陵说，“但乔松举与农业部是举报与接受举报的关系，我们没有给他任何身份。在查处山东家禽研究所的案件后，药政处的徐处长回来后告诉我，乔松举有敲诈及多开发票的情况，我当时也打过两次电话给他，他没有承认。但我也因此取消了准备给他的打假奖励，而且从此后，就也没要他举报，但他一直在举报。”
贾幼陵的话在农业部一份乔松举个人举报案件统计中得到证实。
该统计表明，从2004年12月10日起，至2005年11月被捕前，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乔松举一个人即向农业部有关部门举报了13次，涉及17个单位！而且，农业部也累计为乔松举报销各种举报费用19679.12元，庭审时，乔松举说“和农业部还有一部分账没有结清”。
乔的举报最终体现为农业部的政绩。2005年3月，《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分别刊登文章，称“农业部严查九家制售假疫苗单位”，记者对比发现，皆为乔松举举报所致！
但是，庭审过程中，乔直言，正因为举报涉及一部分农业部官员的利益，他遭到了嫉恨。农业部一位官员的证词说：“他多次举报无批文疫苗，我们去查处，他背着我们搞了不好的事情，我们恨死他了！”
案发何处
乔松举被捕后，迫于舆论压力，江苏警方通过媒体发布逮捕乔松举的缘由。
一篇2005年12月7日发布的、署名“沈宫轩”的消息称，“今年10月下旬，江苏公安机关接到有关方面反映，乔松举以举报非法生产疫苗为名，多次敲诈勒索，请求公安机关查明情况。接报后，江苏省公安厅责成扬州市和高邮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
巧合的是，乔举报安徽天长的禽流感发生在2005年10月中旬，对他的“反映”也在此时接到，纯属巧合还是别有原因？
庭审结束后，高邮市检察院检察长告诉记者，乔松举案发是由于农业部有人向公安部门举报，层层批转，最后高邮警方接受负责侦察。
这一点，为一位接近高邮警方的人所证实。该人称，在高邮市公安局内部，乔松举一案被当成“大案”，光办案经费就花去几十万元！
“如果不举报安徽的禽流感一夜成名，或许还不会这么快被抓。你想想，到了后来，农业部都快成他工具了，不进去才怪呢！”一位高邮当地畜牧业的资深人士如此分析。在他看来，乔对于假疫苗行业的熟悉，也是他成为某些部门人眼中钉的原因。
“熟人”眼中的乔松举
2004年8月，乔松举找到在送桥镇经营供销社炕房的谢有明，用编造的供货清单告诉谢，上海方面委托他收购一批鸡蛋。谢有明信以为真，从海安的朋友处拉来3520斤鸡蛋，以每斤3.65元的价格卖给乔松举，价值12800元。乔松举以岳父建房许可证为抵押，称三天后即付款，后拉着鸡蛋，转手卖给临近的天山镇中心超市。后来看到天山镇超市以有坏蛋为由扣了自己500元，顿觉谢有明欺骗了自己，“便想报复”。
拖了十来天仍见不到货款，谢有明加紧了追债的力度。为了不还谢的蛋款，乔松举想出了一条妙计：购买405公斤变质的鸡蛋，雇了一辆车，拉至高邮到上海必经路的靖江，然后自己打电话给靖江卫生质量监督部门，制造谢有明出售的鸡蛋变质被查处的假象。
“这小子太精明！不但涂改了质量监督处罚书上面的鸡蛋数量，还自编自导鸡蛋被查！”看到乔松举终于被公安机关抓获，谢有明及妻子很开心，但又担心自己的钱是否还能要回来。
谢的妻子告诉记者，为了讨债，她不知找乔多少次才要来2000元。“2004年春节，我到乔松举家要账，几乎都快给他跪下了，要来的还只是个3500元的欠条。”
这样的事情，自然让乔松举在乡邻之间没有好的口碑。
“现在看来，乔松举确实很让人可怜。”高邮市畜牧兽医站站长倪北超的话让人有些惊讶。在他看来，乔松举原本并不是这样，“一切都是穷的缘故”。
据熟悉乔家的人讲，靠着广袤的高邮湖，乔松举的父亲乔振泉常年养鹅为生，其哥哥乔松青也是“从八九岁就天天与鹅打交道”，1975年出生的乔松举尽管成年后不以养鹅为业，但对于家禽养殖一块，耳濡目染了多年，可谓是极其熟悉。但父亲嗜赌，加上近年来各种禽类疾病增多，养殖一年不如一年，一场流感下来，可能会血本无归。所以，乔家无法摆脱生活困窘，至今乔松举的父母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住的还是“养鹅的棚子”。
初中毕业后的乔松举一度应征入伍，没想到还没过军训期，他就患上严重的眼疾，在军队调理了几个月后，他回了老家。2000年左右，经人介绍，乔松举入赘到临近的天山镇王秀兰家，住进了岳父盖好的小楼房。
成家后的乔松举曾做过短暂的鸡胚生意，和扬州家禽研究所等一些单位的人熟悉起来。然而，由于自己不做鸡胚，只是在各地贩卖赚取差价，生意艰难可想而知。
“或许就是他父亲鹅死引发的几起赔偿，钱来得容易，让他尝到了甜头，才逐渐走上举报这条路。”倪北超说，“本来是社会最底层中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却想走捷径改变自己的命运，到头来却栽了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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