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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把镜头对准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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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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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月刊》2005年第05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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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你无法预料的事，7年前，张艺谋辗转找到我要拍摄纪录片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张艺谋找到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学军，要他找个人帮忙拍点东西，作为资料以备保留。当时，我和男友阿锐正好在学校成立了玄流纪录片工作室，张学军就推荐了我。
张艺谋就在拍摄《幸福时光》时找到了我和阿锐，请我们为影片拍摄片花。第一次把张艺谋当作拍摄对象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都是从各种新闻报道里知道他的，感觉距离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其实当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就会知道，张导演是个普通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一样有失败后的痛苦，一样有成功的喜悦。从我们的记录镜头里看他，发觉他与以前从媒体上看到的张艺谋完全不同。当他快乐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作为知名的导演，大家对他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却从来没有人把他和他所拍的电影串起来。
于是阿锐和我有了一个想法，既然是记录，那就要记录他最真实的一面，毕竟这是第一次记录张艺谋，我们建立了一个五人摄制组，从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的拍摄地开始，到处去寻找他的痕迹，看他到底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那些老电影的片花和花絮是不可能拍到了，但我们能找到当时拍摄环境中的当事人，通过他们的讲述得到更真实的东西，像场景再现一样。于是摄制组到张艺谋的小学、中学、下乡的地方、当工人时所在的工厂……整个走了一圈，又从他的第一部电影一直叙述到《幸福时光》。
在拍摄中，第一次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是张艺谋在考电影学院时给当时的文化部长写了一封信，部长就写了封信给电影学院，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部长的信曾被退回来两次。那时的学校也很较劲儿：文化部长又怎么样?文化部长也不能走后门。当时的部长很坚持，他就是认为张艺谋是个人才，不能埋没了。部长第三次写推荐信给学校商讨张艺谋的入学问题时说：“他是个人才，要慎重考虑。四年不行，两年可否?” 老人现在已经去世了，我们摄制组很费力地找到了他的夫人和他的秘书，他的秘书亲口给我们讲述了这段往事，说直到部长去世，他与张艺谋也没有见过一面。
看到我们拍摄的影像，张艺谋自己也感到很吃惊，他很难忘记老部长。在陕西，他在工厂开过的车床还在，我们还让工人按那时候的方法操作了一遍。张艺谋也很怀念那个时候，他对我们说：“要不是你们把我的事一点点记录下来，我都已经忘记了。”他又给我们讲了自己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剧组得以又补拍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素材。
所以才有后来《如花》的拍摄机会。张艺谋问我，能不能在他拍新电影的过程中继续记录。我说能，前提条件是我们还要按以前的方式来做，要求剧组给我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空间，而不是让我们很被动地去拍，我们有我们要拍的东西，请他们尽量别干涉。
当张艺谋着手制作电影《十面埋伏》时，我寸步不离地跟随《十面埋伏》剧组，用摄影机记录下该片拍摄的全过程。这部记录《十面埋伏》全过程的纪录片就命名为《如花》。
从剧情的角度看，《十面埋伏》最初的构思是主要在花海中发生、进行的故事。为了花海，张艺谋做出了去乌克兰买花种、选土地、种花的所有努力。然而，拍摄中出现的情况却没有张艺谋想像的好。由于当时正处于“非典”时期，张艺谋无法前往乌克兰实地监督种花。“非典”过后，他到了现场，才发现看到的状况和他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我在纪录片中着力表现的，主要就是拍摄电影的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就是诸多客观条件对人所造成的各种障碍。种花这件事，可以说张艺谋只是中了当时外部环境的“埋伏”，而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还有更多的埋伏。在《十面埋伏》尚未公映时，剧情的精华已成为媒体报道的公开秘密。其中为人津津乐道也是翘首期待的，便是雪中的几场戏。其实，雪中的戏完全是因为当时大自然跟大家开了个天大的玩笑。那是因为花没办法拍了，在原来的剧本中并没有雪，只有“花海”。可是剧组一行人来到乌克兰拍摄不久，雪便开始下个不停。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天气逼着剧组要改拍雪景，并且一天之内就要作出决定。我跟着张艺谋，通过镜头看他的反应，要知道他的表情是很坚决的，丝毫看不出有动摇。他当即拍板，改拍雪景，没想到这一改倒变成了反埋伏。
梅艳芳，她是张艺谋在《十面埋伏》里最苦涩的等待。去年12月30日凌晨，在永川竹海的房间里，张艺谋接到了让人彻底绝望的消息。放下电话后，他呆呆地坐在椅子里，面色凝重，一言不发。这个时候，我拿着DV站在身后，屋子里一片沉寂。我能感觉到他彻骨的绝望，但我没有绕到他面前，给一个面部特写，我只拍了他的背影。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张艺谋哭泣的特写，那个瞬间肯定很珍贵，但那不是我要的东西，所以我没去拍，也是对他的尊重。
有人曾说《幸福时光》是张艺谋的低潮，但《英雄》开创了一个时代。我觉得，对张艺谋而言，《幸福时光》是一个很奢靡的时代。我也特别怀念那段时间。当时张艺谋很纯粹，像个孩子在实现一个梦想。
拍《英雄》的时候，剧组里进进出出的明星很多，档期很难调整，所以拍摄进程压得很紧，每个人都很辛苦，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导演开机时我要拍，休息时我还要扛着摄像机去拍，就连吃饭也没有停过，开着的摄影机就放在腿上，忍受了很多男人都难以承受的苦。剧组有的人不是很理解我，都累成那样了，还拍什么啊，但是到后来终于得到了大家的配合。
纪录片的本质就是客观，有人曾经质疑过我与张艺谋这样长期接触，而且成为了朋友，会不会影响到我拍摄的客观性。我很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既不会刻意去和拍摄对象保持距离感，也不会去刻意和他们维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时间一长，成为朋友，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会建立起一种信任，而信任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是最重要的。
在拍摄时，有些时候不该拍的就不能拍，比如当别人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包括大明星。不能强迫别人，即使拍出来也是不真实的，要尊重别人。做自己录片，导演和摄影是分不开的，你必须自己拿着机器去感受。关键不是拍到什么，而是感受到什么。
掐指一算，从我将镜头对准张艺谋，这一对就是7年多，还真应验了七年之痒这一说法。张艺谋今年拍的《千里走单骑》我没有跟，外界都揣测我们是不是合作不愉快了。其实，我只是觉得自己的创作冲动远远不如以前了，所以抱着“不为出名，只想干好自己的事”的想法暂时离开了张艺谋。也许，还有机会与他第二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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