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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出国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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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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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月刊》2005年第05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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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底，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诸报端。他们几乎都是被组织按指标、名额“安排”、“挑选”出来的，大部分是访问学者，小部分是外语好的研究生、本科生，竟至于英语好的被派到了日本，俄语好的被派到了法国。
到1980年，虽有三四千人自费留学，但其手续办理仍需一定的“特殊照顾”，有时需要进京活动，走访主管领导。
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
1983年，自费留学出国人数仅有一千多。
1986年，数字已增长十倍，1987年再翻了十倍，自费人数突破十万大关，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
……
80年代初，经历了十余年严格“封闭训练”的中国人中，一些不安于现状的人透过开放的一点点缝隙，寻找到一个出口，一个能宣泄出积压在心中无限动力的出口。走出去，走出关闭己久的国门，这是当时最前卫，又最让旁人又羡又妒，事关生命的一次选择。在当时情况下选择出国，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
如今出国已不是难事，旅游、留学，乃至移民对于平常百姓来说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但是在80年代初期，能一尝国外生活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场梦，一场牵动生命中每一根神经的梦。
出国难，难于上青天
用“跑断腿”来形容办护照的过程，很多在80年代初办过护照的人都深有体会。1981年开始，在出国热潮席卷全国的大环境下，部分居民纷纷找熟人、托关系，不惜一切代价去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欧洲等国家探亲、留学。在当时申领护照有个前提，需要出示对方的邀请和担保。
从1949年至1979年的整整30年间，全国经公安机关审批的因私出境人数只有21万人，平均每年只有7000人，而到了1986年2月“出入境管理法”正式实施时，7年间因私出境的人数就达到了35万人次，截至2002年，仅天津市居民办理出国、境证照就突破了7万令人次。
早年间出国的人，即使遇到了艰难的境地，相当一部分人也不愿意重新回国。这也许是他们适应了国外生活方式的体现。当年跟领导“磨”出国，需要有“谈话艺术”。这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有人说得“诚恳”：“您瞧，我没入党问题，没住房问题，没职称问题，也还没有计划生育问题，就这么一个出国问题，您就帮我解决解决吧。”
有人说得轻松：“您当我被判了十年刑，算是海外执行。”
跟人事部门的同志打交道时，则需格外谦虚。所有为开介绍信而走进人事部门的人，无论在外面多狂，进门时也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满脸堆笑。如果只堆堆笑，自然还好，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仅仅是“精神文明”恐怕是不够的，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物质文明”。
一个在俄亥俄州读书的40多岁的老留学生，读完博士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死活不愿回国。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出国时，为办各种手续，他到处烧香磕头，当够了孙子，“我可不想再回去受那个气了……”
因此，海外留学生心中所留下的“祖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各自在单位里的境遇。人们毕竟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观点和想法的形成往往基于个人经验。
只愿长梦不愿醒
80年代前期，国家派出去的留学生很少，以其他方式出国的人也很少，依靠嫁人的方式成为出国的主流。
到了80年代后期，婚姻渐渐变得不再是出国的最好办法。毕竟这关系到个人的婚姻幸福，太过功利一方面自己吃亏，另一方面也要遭受旁人的指指点点。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发现了更好的办法。当时政府行为取代自由市场，依靠单位公派出国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一种是公派留学，一种是出国考察。公派留学的去向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派出去留学的人，命运由此改变。
在80年代的人看来，走出国门的意义非常重大。在国内体制还不够宽松时，对于一些苦于无处发挥自身长处的人来说，出国即意味着无比宽阔的天空。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并非切身感受到了受限制，而是向往“自由”的天性使然。
经历了极端封闭的十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打开的窗口，人们看到了虽然远——大海另一边，但也近——都在地球上的另一种生活，心生向往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80年代看到的国外生活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真实的。在资讯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大都依靠报纸上的只言片语来拼凑国外生活的全貌，这显然是管中窥豹。有关国外的细节，则是口耳相传的资料，无意中被人多次拼装、改造、放大。在这样的信息催生下，很多早期出国的人，是追寻一种并不存在的生活方式。这种落差就导致了后来与天堂般生活截然相反的描述——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出国。
能够用婚姻的方式走出去的，其实可算是幸运儿。当时很多“志在四方”的小伙子都暗自羡慕女人能够以性别优势先行一步。能够有机会嫁出去的女人一般来自京沪这样的大城市，目的与“农转非”大同小异。北京的老职工一定还记得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涨工资，大部分人调了一级，7块钱，收入从40多块变为50多块，感觉宽裕了不少。北京最早开出租车的司机也一定有“上山”的经历，拉老美去八达岭长城，往返200元。普通美国人，在本国月收入约2000多美元，按当时兑换价1∶1．87计算，合人民币4000元。而北京的普通职工，月收入才几十元。收入如此悬殊，“嫁出去”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时的女人不光选择嫁“老美”，基本上是“老外”就嫁，日本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阿根廷人……还有一大批嫁到港台跟中国人过日子，挣得再少也比内地多，穷则思变。从中国读书人一下子变成了美国“劳动人民”，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使不少虽经“劳动改造”而潜意识中“社会等级”观念仍很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备受冲击。
这些用婚姻做跳板的女人中，以上海为最多，据上海涉外婚姻统计数字，其中有97％是“嫁出去”，只有396是“娶进来”。在上海，与洋老公出双入对被认为是最体面的事，那种成就感简直比过去中举人还要高，也许仅比中进士稍低。
公派留学生原则上不许打工，但出国后很少有人遵守，这群人很快就致富了。对留学生来说，发达国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国外，只要你想干活，就能有收入；在国内，你想干活，不一定有收入。在美国刷盘子，1小时6美元，在日本刷，1小时700日元。由于美元比价已由80年代前期的1∶1．87变为80年代后期的1∶3．8外汇券，而外汇券与人民币又有1∶1．8的黑市价格，所以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实际为1∶6或1∶7左右。换句话说，在美国刷两个小时的盘子，其收入抵得上国内一个月的收入。派出去考察的人，属于短期出国，公费“开眼”，附带买“大件”，虽说挣不了多少钱，但可以买“大件”，可视作福利分配。当年日本夏普777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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