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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画家石鲁生命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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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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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2006年第06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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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逝去整整40年了。作为曾经亲历了那场历时十年浩劫的人，那记忆是铭心刻骨的。时光的长河并没有磨灭记忆，反而如大浪淘沙一般，让那记忆愈加清晰了。
只要一忆起“文革”，我的面前就会出现一个老人的身影，一个拖着孱弱病躯、满头长发、瘦骨嶙峋的老人。一个不幸的、蜗居在老旧的民居土屋里的，一脸苍桑的老人。一个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的一位伟大的画家。
在1967年、1968年，那阴霾满天的年月，陷落的中国画坛遭遇屠城之灾，我与这位老人，天天厮守作伴，夜夜对灯神侃。忘却了人世的荣辱兴衰，忘却了身上的伤痛，忘却了那一桌又一桌，吃人的又被吃的人肉的宴席。
那时我与石鲁真如鲁迅诗中所写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未敢翻身已碰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我是多么地怀念那些日子啊。可惜的是，那些日子如同河里的水，奔流到海不复回，再也不会有了。永远也不会有了。
大师石鲁
说到石鲁，如今的国际藏家称他为中国的“梵高”，中国画坛的旷代奇才。他是以“乱、黑、怪”为特点的长安画派创始人，前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如今，石鲁的画已成中国画中之神品。
而还在1985年时，他的《华岳之雄》便在纽约以5万美元售出。1992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石鲁信手拈来的“空灵”两字，竟以5.5万港元拍卖。1989年，他的《峨嵋积雪》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65万港元成交。3年后,《峨嵋积雪》再次在苏富比亮相，结果以235.4万港元成交，再创石鲁作品价格新高。
我最初了解石鲁，是从石鲁的画作《转战陕北》开始的。在1964年建国十五周年画展上初见此画，我便为此作的气势磅礴震撼不已。
旋即，我又见到了石鲁的巨幅神品《东渡》，那是石鲁作品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上，中国画既没有专门的院校，也没有专门的画院，更没有专业的人体模特，所以中国画在表现人体上，解剖不准，对骨骼、肌肉的表现扭曲肤浅，远不能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画对人体的表现力相比。
而石鲁的《东渡》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中国画对人体的表现力，他用中国画表现岩石的焦墨枯皴技巧，来表现人物的肌肉骨骼，使画中人物更添了一分生动。
然而真正让我动情的，还是在“文革”之初。一次，我偶而路过美协，发现美协那破旧的院墙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批判石鲁的大字报。那幅长达五六十米的大字报上还抄录了石鲁的《旅埃日记》，文字之美令我只看了几行便再也挪不动脚步，一口气读完了上万字的全文。读完，我感觉，石鲁不仅是大画家，还是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大哲学家。
初见石鲁
一直仰慕石鲁的我终于见到他，是在他的家中。
那天，石鲁的夫人闵力生约我到家中做客，闵力生对我介绍说：这就是石鲁。那时他卧病在床。
那一年，石鲁才不过48岁，可看上去却老态龙钟，长得很长的头发，胡须花白，一脸病容，仿佛70多岁的人了。
闵力生辛酸地对我说，石鲁老了，老了。一下子老得不像样子了。他革命了一辈子，现在竟成了“现行反革命”了。
我问：凭什么?
她说：《转战陕北》。人家说，他污蔑毛主席，说他是暗指“悬崖勒马”。而石鲁又出身大地主家庭。
我愕然了。那个时代，既没理可讲，又没有可讲理的地方。一些人可以很坦然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在闵力生的讲述中，我了解到，石鲁原名冯亚珩，又叫冯悭兰。因崇拜石涛和鲁迅，遂改名石鲁。
那天天阴得很重，屋里很黑。石鲁拥被坐在床上，精神很不好，看我看他，他裂开因被打而缺了许多牙的嘴冲我笑笑，算作礼貌。那天，我们都很压抑。
小屋
我再次去探望石鲁时，他已搬到了对面的小屋。同原来所住的房子一样，那仍是间民居土屋，狭长狭长，宽不过两三米，长却有二三十米，真的是间画廊了。屋子极整洁，一尘不染，窗明几净，被布置成了画室，长长的粉墙上有许多镶着画的镜框。我欢喜不已，与外间的一片混乱七八糟杀伐声相比，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了。
石鲁的气色好多了，他让我坐，我遍视屋中，却不敢落座。原来，所有的桌凳椅上，都摆着非常精美的端砚，我怎敢落座？
石鲁却笑着说，坐呀，这石头上光滑冰冷，坐着不是很舒服吗?
我说，我还是站着吧，还是站着舒服。
我俩相视大笑。
我看墙上的画，那是石鲁的陕南写生组画，有20多幅，山水人物花鸟，都极尽精美，若非先生落难，我何以能见如此神品？可惜，此后近40年来，石鲁的这批陕南写生画作，却再也没有出现，从人间蒸发了。
细看这些画作，奇怪的是，石鲁在这些画的飞白留白之处，不仅写了许多字，还有些是英文。从当时看，这些字似乎写得不是地方，且莫明其妙。中国画的飞白留白是极讲究章法的，是中国画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同透气孔般，是不可随便填堵的。并且，在中国画上用毛笔写英文，也有点不伦不类。我怀疑，当时的石鲁精神似乎已有些不大对头。当然也很可能，石鲁便是石鲁，石鲁有他的变异，如同毕加索一般，其作品非常人所能看透看懂,若非如此，便不是石鲁了。可惜的是，这批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再也无法研究那一时期石鲁的画作，和那一时期石鲁的思维之谜了。
《暴风雨中的雄鹰》
我曾看过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令我惊奇的是，片头打出的编剧居然是画家石鲁。60年代中国每年出不了几部电影，所以，出一部电影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我问石鲁：你怎么会写电影剧本?
他回答，我去青海采风遇到大雨，道路被冲毁了，我被困在一个小旅店，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无事可作，便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后来寄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后边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他问我：拍了吗？上演了吗？
我说，我都看了。
他惊讶地说：是吗?
他告诉我，电影制片厂曾把修改后的本子寄给他看，他一看，剧本被改得一塌糊涂。于是他告诉制片厂：“他说，那不是我的本子，我不承认那是我的本子，跟我没关系。”
那部电影的确不怎么样，是部很平庸的片子，难怪石鲁不认。
我问：片酬拿到了吗?
他说，拿到了，给了1万块钱。
60年代，1万块钱是一笔巨大得让人不敢想的财富。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拿42块钱，可就这42块钱，我一个人的日子还过得蛮滋润。
石鲁说：那1万块钱，8000元买了宣纸，剩下的，请美协的同事们吃了顿饭，便差不多花完了。
买了8000元的宣纸? 那年头儿的的宣纸，8000元几乎能买一卡车了。石鲁让我看他摆在柜子下面的宣纸，的确很多很多，而且都是质地很好的，很厚很白的高档宣纸。那个年月，我不曾见过那么好的宣纸，那时，不仅中国画被连根铲除，连宣纸都买不到了。
宝石戒指·毛笔·画章
“文革”的年头，人们的穿衣戴帽都得当心，因为都要革命化的，稍不留心，就会招来灾祸。可石鲁的形象却依旧那么卓尔不群。一头雄狮般的长发不说，手上还常戴着枚很爽气、很豪华的大号宝石戒指，他看我觉得戒指稀奇，便对我说，这戒指是假的。他说，那块很像祖母绿的大宝石不过是个玻璃弹球，而有点发乌的金架是他用铜丝弯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枚豪华大戒指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美协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单位，只有二三十个人，如果没有外人来捣乱，美协总是风平浪静的。“文革”中美协的灾难，实际上都是美院和美院附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带来的。1967年和1968年这阵儿，西安的两派红卫兵为了“保皇”和“造反”打得死去活来，顾不上美协了，于是，美协倒也乐得清闲。
石鲁的画室里有许多罕见的物件。例如石鲁用的毛笔均造型怪异，大都不是在商店里能见得到的。石鲁说，我用的笔都是我自己到毛笔厂亲自定制的笔。其中有一枝大号提笔很奇怪，笔杆很细，笔头却很大。他说，奇怪吧？你知道这枝用来勾勒线条的笔，用的是什么毛吗?是狮子的胡须。世界上最好的用来勾勒线条的叶筋笔，是用非洲狮子的胡须作成的。
石鲁的画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画上的用章竟然不是盖上的印鉴，用的也不是油泥，而是用笔和国画颜料画上去的，在非常讲究篆刻艺术和书画合一的中国画上，画印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怪诞行为。石鲁的破格成为后人对石鲁画作进行真伪鉴定的一大难点。
我幸亲眼见到过石鲁在他的画上画章，他还边画边说，拿个戳儿盖上，岂不是跟收挂号信似的，谁都能朝上盖，怎么能保证画是真的？
石鲁生命最后的日子
1968 年后，石鲁身体的健康状况已很不好，几次住进精神病院。
我每次去，石鲁总是很希望我能多呆一会儿，多陪他一会儿，像是全世界都抛弃他了，满世界就我这么一个敬爱他的，他可以倾诉衷肠的人。于是，我便常常留下，与石鲁聊到深夜，谈艺术谈绘画谈文学谈美学谈哲学，我们俩像约好似的，绝口不谈政治。
到70年代末，石鲁已不能吃饭，一吃就便血，当时我尚不知他已患上癌症，而那时人们似乎对癌症也所知甚少。他对我说，我现在就靠啤酒过日子，不吃饭，喝啤酒。他说，啤酒挺好，液体面包。他招待我，也是啤酒。我们俩酒量都不大，两瓶啤酒对饮到深夜。
此时，石鲁先生的神智已不太清楚。他时常问我，你知道列宾是谁吗？列宾就是达·芬奇，列宾就是拉菲尔，列宾就是毕加索。那是他在国外流浪时所用的化名。他又问，你知道列宾是谁吗?列宾就是康生，就是江青。说着说着，思维逻辑便出岔了。
连续的批斗、毒打、游街、挂黑牌，残酷的身心摧残，石鲁的精神完全垮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1976年后,随着文革的结束,石鲁的家中又是高朋满座,宾客如云，石鲁不胜其烦。
此后，我便绝少去石鲁先生处了。1982年，石鲁因癌症去世，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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