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似乎被“不确定性”吓怕了——对幸福目标的追求，变得“只求过程，不问结果”。同时，高速驰骋的物质主义，响应并鼓励了生产力以及创新力的发展，全球都在收获经济增长，却也一致性地付出代价：幸福的感觉开始变得飘摇不定。
　　当你两个月前手持一款摩托罗拉全黑超薄手机时，当时所体验的幸福感远比现在强得多。为了适应并引导这种模棱两可的幸福感，全球的主流生产方式已经从流水线生产转为单元小组式生产，导致的结果是，这款被称为薄客的手机很快就会成为老土——人们用大价钱享受短暂的幸福感，然后拼命赚钱为的是享受下一个。
　　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在他的《奢侈病》(Luxury Fever)一书中说的就是类似的事。
　　数据表明，最近50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已经增长两倍，某国际机构对人们的生活满足感进行了持续科学调查，结果几乎没变。
　　收入和幸福间的关系已经不牢靠了吗？倘若国内生产总值和幸福之间的必然联系没了，那么在政府政策当中，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的做法似乎失去了逻辑感，原因很简单，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以及民众，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不是别的。
　　经济学家有义务对这个矛盾作出解释，于是，把手伸向了心理学家的传统地盘——幸福研究。以至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之一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Hedonomics(幸福学)后，幸福学如今已经炙手可热。
　　国内经济学家汪丁丁表示了积极的态度，汪在《当代经济学行为学转向》中说：“诺贝尔委员会的学术远见，至少这一次，让我感到惊讶。” 他认为，1994年博弈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意味着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达到了顶峰。而8年之后，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奖颁给了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hneman），则标志着当代经济学正在发生一次“行为学转向”。
　　一些政府也马上作出了反应。2002年12月，英国内阁办公室战略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说，政府有理由采取干预措施，提高生活满意度。
　　这时，似乎一个潜在的道理正在氧化：如果政府想要使人民更安乐，那他们就不该把目光仅仅盯住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政策。
　　按照计划，2006年卡尼曼带领的经济学家研究小组将推出一种指数，这个指数用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感。这个幸福感指数将和国内生产总值一起，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关键指标。
　　而据报道，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甚至更为激进，该机构表示，可以用幸福感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
　　千万不要觉得卡尼曼们只是在做一件只有后工业化国家需要做的事情，无论是好的事还是坏的事，全球总会同步发酵——这已经成了全球化的结果。事实上，无论是在全球还是中国，尽管“幸福经济学”还没有列入经济学教科书，但这并不妨碍芝加哥商学院教授奚恺元在国内某商学院做访问教授的身价——据说这个上海人在该商学院一天的授课收入是1万美元。
　　简直糟透了。比如说，中国在本轮经济周期（2001至目前），住房按揭市场史无前例地迅速被激发，中国地产业空前发展，也迅速形成了“按揭抑郁族”——在宏观、微观环境弥漫变数的状况下，他们被几十年的贷款弄得压力重重。
　　经济学家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出错了吗？对于宏观政策而言，住房产业是国民经济关联系数最大的产业之一，这个系数越大，对国民经济其它产业的部门的带动效果越大。
　　其实所谓“抑郁族”是一个普遍现象。两位美国心理学家埃德迪安纳(Ed Diener)与马丁塞利格曼( Martin Seligman)教授去年就写道：“在经济统计数据显著上升的时期，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症，也在同步显著上升。”
　　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据2006年1月份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许多研究人士签署了一份实用知识宣言，题为《主观幸福和不幸福国家指标的指导方针》。
　　该宣言刚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它呼吁国家从不同方面对幸福和不幸福进行衡量，包括情绪和情感、明显的身心健康、对特定活动和领域的满足感，以及对时间分配和压力的主观感受等等。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分摊责任。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政府的事，还记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之说吗？即便是2004年，关于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说法在全球仍备受 争议，很多跨国公司甚至根本弃之不顾，而仅仅用了2005年一年，这一理论便风靡全球政商界，甚至商学院都争相开这门训练课，原因是受过此训练的学生更受企业欢迎。
　　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确保世界成为高尚场所不是企业的事。但对21世纪的全球性企业来说，它们别无选择。
　　幸福责任会出现吗？——它将何时出现？如何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