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却引发了笔者很多的反思。
　　一是个大事，关于建立国学院的争论，所谓“国”学，不能不谓之“大”；
　　二是教育问题，也许不大也不小，关于家庭私塾教育的系列争论，尤其以郑渊洁在其儿子亚旗身上的实验成为近日热点；
　　三是个“小”问题，关于理科生越来越缺乏人文素养的批评。
　　这三个问题，最近炒得热。三者，分开来论，都是问题，一个个都值得郑重讨论。但合起来看，就是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及其教育体制下的变异和缺失。
　　穷则思变，“变”本不是坏事，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可怕的是，那种非常态的突变乃至异化。完全割断历史本来联系，人为地制造裂痕，是整个现代中国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既成问题。这种历史断带，已经形成一种鸿沟，横亘于现代人与古人之间。而所谓建“国学院”、兴“儒学”的做法，或许就是企图弥补断带和裂痕，企图修复这种人为制造的文化承继过程中的“事故”。“技术故障”已然产生，修复并非简单的嫁接或者复兴可以完成。深层的原因，大概要追究到，在这种历史技术故障和裂痕中，人，这个关键因素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给追溯历史、承继传统和创造未来、创新国故带来一种几乎致命的“不可操作性”。
　　中国的科举制度，显然存在众多被人诟病的消极因素。但这并不代表，现代社会的教育制度和考试机制，就是先进的和适合中国实际的。
　　无论科举制度多么失败腐朽，传统私塾的教育方式，乃至应对科举考试的方法，所孕育的读书习惯，无一不是海阔天空地概览和融会贯通。所谓“读书”，便是切实地吟诵、朗读，所面对的，也是丰富浩瀚的原著。而所谓作文章者，也是大量阅读先贤之后的一己之见。这种，基本是累积个人之思，是思想者的考试。
　　然至现代中国，所谓引进西学，所谓标准化考试，一概被认为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从而不假思索地运用到现代教育体制之中，并且比洋人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从此，书不为书，国人所读，不再是原著，而是所谓今人编撰的“课本”，读“教材”者，所为教化也，即达到一种“标准模式”的教育结果，给予每个人标准答案。个人之思不再重要，而把个人训练成为“机器”，乃是现代教育最伟大的“发明”。
　　“我不是完全反对现行教育体制，但是学校教育不太重视心灵教育这一块，而这是我最看重的。”郑渊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