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链接

他走了，我输给一个大我十多岁的女人

■ 江惠文　邓　微

《家庭保健·生活版》2005年第02期　　浏览人次

　　采写：邓微江惠文
　　讲述：柳黎（化名）
　　学历：高中
　　年龄：23岁
　　职业：酒店职员
　　地点：解放路“茶经阁”
　　时间：2004年12月20日
　　
　　为他两次流产
　　
　　2001年，我18岁，来长沙打工快一年了。我做“迎宾”，但因为我来自外地，又比较文静，所以一直没什么熟人和朋友。一天天气很好，同事邀我去她朋友那玩，我很高兴就去了。她朋友叫邹杰，在河西开着一个饭店。也许因为是朋友的朋友吧，我就大胆地看了看他：30来岁，长得健壮结实，也蛮帅气。过了几天，我突然接到了邹杰的电话，约我出去喝茶。我们聊了很多，他很有才华，写一手漂亮的字，会画画，玩乐器。我觉得跟他认识的感觉真好。我们开始了交往，不到十天，我就奉献了我的全部，这是我的初恋。
　　一个月以后，他告诉我他已经结婚，还有小孩，但感情一般。当时我怀孕了，于是做了流产。听他这样说我很难过，因为我是全心付出的，全然没有想过自己的爱竟然是与他人分享的。但我离不开他，老在构思我们以后的幸福，我觉得一个人找到真爱不容易，所以还是愿意与他在一起。以后的半年，他忙于工作，我们来往不多，call他他也不怎么回。我好想他，每每看见摩托车从眼前飞过，我就心颤颤地想：要是他该多好啊。
　　2002年3月，邹杰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开了家新店，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做管理。我求之不得，迫不及待就答应了。我住在他店里，他天天回来，那段时间我觉得好幸福。在一起时间多了，女人就会有些琐碎，我把他当做自己最爱的人，总想他能更加优秀一点，完美一点。他怪我对他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常常吵嘴。平静下来我想，或许我是做得不好吧，我应该更加体贴温柔一点。但吵架总归是伤感情的，我敏感地觉得他对我有些改变，我怀疑他在外面有什么不检点的事。年底的时候我第二次为他打了胎，这一次我觉得自己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就提出了分手。没过多久，我从朋友那知道他在忙着开新店，我想我误会了他，他并没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爱情全都回到了心里，我马上回到了他的身边。
　　
　　我去电信查了他的手机
　　
　　我们把精力都放在新店的经营上，开始生意很火，我们很累也很高兴。我像个小妇人，一心一意打理着我们的事业，我把它完全当做自己的事来做。很苦，但我觉得充实和幸福。
　　那时有个叫“桂花”的女人常常到店里来，开始我没把她放在心上，因为我全部心思都在邹杰和我们的店上。后来，邹杰有点忌讳我与他一道出去，说“你天天跟着我不方便的”。他以前从不忌讳我的，但我想想也是，他一个男人要办事，我老跟着是不太好的，于是在家等他。我们又开始吵架，我常常提醒他不要跟桂花走得太近，他就老说我无理取闹。在4月底的一天，吵架以后，他通宵没回。我好难过，把一盒“感康”全部吃了下去，我想一死了之。结果我睡了三天二晚，又醒来了。我去找他，好不容易在他的父母家找到了，他却不理我。我跟他说“是我不好，你原谅我吧”，可他说不想原谅我。以后的两天他都没回来，我哭了一晚上，觉得没有他没法活，可在一起又爱得这样辛苦。其实我要求的并不多，只要跟他在一起，只要他对我好，怎样我都愿意。事实上这一年多，我们经济上不太好，他很艰难，我完全没有怨言。生意不好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他度过难关。
　　他还是回来了，但他的解释听上去那么假，我第一次觉得他在我面前不说真话。以后这样的事情多了，他常常不回来，而且出去以后手机老关机。我越来越怀疑他跟桂花在一起。按捺不住想知道真相，我就去电信调了他手机的单，结果证明我的怀疑不无根据：每次他关机前都给桂花打很长的电话。我好生气，我的全心付出竟然输给一个结过婚、大我十多岁的女人。
　　我打了邹杰的电话，让他来看看我。但他那不耐烦和满不在乎的口气一下子激怒了我。那天我是恼怒了，我逼着邹杰承认跟桂花的事实。他笑嘻嘻地说我“又患神经了”。我甩开他，把电话单给他看，他很生气说我查他的隐私，说我“没什么证据不要乱说别人，人家是有家的，搞出事来我可不管”。
　　自从打单以后，我看见桂花总不舒服，不大想理她。她老公好像有点觉察，还问我“是不是有意见”。我否认了，因为我不想搞得他们家庭不和睦，更不想因此伤害了邹杰。我内心里祈祷着邹杰不要跟她真的有事，即使有什么，他也快点了断，回到我的身边。我只想用自己全心的爱感动邹杰，留住邹杰。
　　
　　再次怀上他的孩子
　　
　　有个姐姐告诉我：“男人花心像吸毒，只要尝试过一次，那瘾就在骨子里，总有一天还要冒出来”，这样看来邹杰可能是“瘾君子”了。我越来越感觉到无力和无助，我留不住他。尽管很不情愿，但我还是打算离开他，“五一”的时候，我准备去深圳散散心。
　　但有一件事我没忘记，我想在走之前做个鉴定或了结。那就是：从前年年底到今年五月，我一直没有再怀孕。以前我跟邹杰说起这事，怀疑自己做过两次流产后，是不是没有生育能力了。我说：“走之前你得陪我去检查，如果有问题，你得给钱给我治疗。”
　　邹杰同意了，5月8号、9号两天陪我去妇幼保健院检查，初步检查结果并没有什么问题，医生说要做输卵管通水才能最后确定。等结果的这些日子，邹杰天天陪着我，我们相处得很和谐。他说了很多让我不要离开的话，我觉得他还是爱我的，而且他好像并没觉得我真要离开他，只不过像以前一样，闹一闹还会回来的。我有些悲壮的感觉，不舍离去，又不想留下。
　　在深圳的头几天，我天天给邹杰电话，他很关心我，让我有事就找他深圳的表姐或者回来找他。离开他的日子，我没有想象中的痛苦和怨恨，反而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但是从第五天开始，我再也打不通邹杰的电话。他朋友告诉我他“住院了，受了伤，据他自己说是摔的”。我一听就急了，马上赶回了长沙。我心痛，也很不安，隐隐觉得邹杰的伤与我有关。可他不接我电话，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不敢去他父母那里问，只好住在长沙一个朋友家，干着急。
　　我既担心又内疚，好怕是因为我让邹杰受了伤害，我爱他，我不愿意他受委屈。可我现在也好怕他，怕他不理我，骂我，更怕他恨我。而且回来的这几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的的确确我又怀了邹杰的孩子。我高兴自己还有能力，但我不知道怎样处理——我怕打掉以后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有孩子了，而且这毕竟是我跟邹杰共同的血脉，我得问问他啊。我给他发过短信，也没有回信。我天天在大街上走，我好孤寂，好想再遇到邹杰，让我们重新来过。
　　
　　为什么不“自救”
　　
　　严格说来，这是一个有缺陷的故事。文章的尾部欲说还休，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只能无奈地说，尊重倾诉者对部分隐私的保留要求，我们将一些自己清楚的东西模糊了。聪明的读者可以自己揣测，不难的。
　　将身体做一个全面检查，咨询医生意见，如果身体健全能承受的话，趁早打掉孩子，能离那个叫邹杰的男人多远就多远，最好老死不相往来，然后开始尝试忘记，将伴侣的目标瞄准下一个。这是我在听完倾诉后给柳黎的建议。给倾诉者直接明确的建议不是我们的一贯风格，怕将自己的行事风格、意志强加于不同的个体。而这一次，我笃信自己的建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老实说，柳黎爱得有点傻乎乎的，甚至有点自我糟蹋，基本上属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类型，如果运气差点的话。人在年少时都容易犯一个毛病，为了自认“不容易”的“真爱”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我们光顾着爱没顾着这爱有多“真”了。在邹杰的眼里，原本是一场艳遇，没想到对方硬要贴上来；在邹杰的心里，柳黎的地位不会比那个叫“桂花”的女人高多少。整个恋爱中，柳黎大多时候在唱“独角戏”，要分手也好，要和好也罢，要散心也好，一个人来来回回地瞎折腾，而邹杰更多是“三不”政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在不离婚的前提下有婚外恋，还同时有两个；和一个女孩发生关系后才说自己是“已婚人士”；对这个爱自己爱得晕头转向的女孩哪怕是流产两次也没有多少爱惜，为了这样的一个男人拼死拼活，值不值？
　　在我的劝说下，柳黎宛如重生般“彻悟”，并一再表明她打了一个“对她一生很重要的电话”，然而，过了几天后，在她给我的电话里，又强烈地流露出对自己的自责并希望让邹杰看到文章原谅他，这个女孩还在希冀借助倾诉能够重修旧好。在某一个瞬间，我无话可说。我悲哀地发现，人只能够自救。而自救的前提是自我醒悟。那些各怀心思的倾诉者更多只是将我们当成了一个可以一吐为快的“倾听者”，吐完后，许多事情依然朝着不太好的状态往更糟糕的状态发展。我们在过程中表示的启发、警醒的声音对他们依然微乎其微。
　　如果不打算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什么，就不要寄希望一次倾诉能改变什么。每一个来倾诉的人，别再把我们当作墙壁喃喃自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