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来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各种出乎意料的叙事智慧。这种智慧，看起来是一个作家与生俱在的叙事潜能，一种近乎本能的艺术气质，但更多的时候，也体现出一个作家面对现实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控制能力和驾驭手段。事实上，戴来的小说，尤其是她的中短篇，近年来一直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她对自身叙事智慧的成功运作。
　　我这样说，主要是基于这样两种理由：一是戴来对现实微妙状态的处理能力非常强。她似乎不太善于把握那些过于宏大的现实场景，也不太喜欢过于复杂的人事纠葛，但是，她却像一个狡猾的银狐，犀利的眼神常常能深入各种生存的缝隙之中，发现许多令人困惑而又纠缠不清的精神意绪，并对这种微妙的人生意绪进行饶有意味的扩张——顺便说一句，这种扩张能力正是一个作家叙事潜能的重要体现，它可以直接映现作家对生命内在质感的有效把握，使小说在逼向生命存在的真实过程中，成功地建立起自身的叙事基础。二是戴来永远不会根据庸常的现实逻辑进行故事推衍，而是通过自己的智性手段，在反逻辑式的后现代语境中展示叙事的特有情趣——就像我们俗话所说的那样：做人要直，作文要曲。戴来的小说就是在各种出人意料的“曲”中体现了其特殊的审美蕴意。
　　从这里刊出的两篇新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戴来的这一特殊优势。无论是《剧烈运动》还是《白眼》，从叙事内容上看，作者的着力之处，都仅仅是人物的某种微不足道的内心意绪：前者是叙述一个处境卑微且性格怯懦慵懒的中年男人和他的妻子之间微妙的情感冲突，后者是叙述一个很不成功且同样处于卑微之境的中年男人在火车上的一小段内心际遇。按理，这种失意落寞的情绪状态很难构成小说的叙事内驱力，也很难在一种有效的情节推动中获得不断的凸现，但戴来却非常善于抓住其中的核心缘由——《剧烈运动》扣住了日报上的强奸事件，围绕着强奸事发地——某个废弃的洗浴中心，与程翔的散步构成了必然性的关联；《白眼》则抓住妻子与厂长之间的暧昧关系，使主人公秦朗始终处在男人的基本尊严深受伤害的境域之中。正是这两个重要原因，形成了小说中十分坚实的逻辑支撑点，也为人物的情绪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说服力——换句话说，程翔的妻子何天雯之所以产生一系列的心理推断，秦朗之所以一上了火车就产生某种超敏感的精神意绪，都有着绕不过的理由。
　　这种说服力的营构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很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曾动用了专门的篇幅，全面论及了说服力与故事的关系。在他看来，一篇小说的构思如果不是建立在强大的说服力上，那么，作者所叙述的故事不仅不真实，而且也不可能写出人物真正的内心状态，甚至叙事本身也无法赢得自主权。戴来的这两篇小说由于巧妙地设置了各自坚实的逻辑支撑点，所以，其故事的发展尽管并没有沿着这些核心缘由走向外在化的冲突之中，但它们都成功地激活了人物的卑微属性，并为人物内心微妙状态的拓展提供了一条良好的叙事通道。事实上，何天雯在内心中对丈夫程翔的一步步推断，程翔在洗浴中心里反常规的自慰行为，秦朗在火车上对使白眼的女郎的极度敏感与敌意，既可以视为人物对自身卑微处境的自我煎熬和无奈反抗，又可以看成是欲望化的现实对庸常生存所进行的无所不在的挤压和盘剥，其叙述的自主性和信服力都是不言自明的。也就是说，这两篇小说都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叙事，但是，人物内心的一波三折都拥有自身清晰的逻辑脉络。
　　当然，从叙事的智性处理来看，这两篇小说的精妙之处，还在于戴来对人物生存境域的张力性营构。《剧烈运动》张力来源于生活表象的慵懒、生活节奏的舒缓与人物内心活动的不断加剧——当地日报上的一则强奸消息，不仅使程翔晚饭后的散步不自觉地进入了另一种非常规的状态，也使妻子的信任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尽管他们的生活秩序并没有受到多少改变，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场搏斗，或者说，经历了一场近乎虚脱的、有惊无险的“剧烈运动”。《白眼》中的张力则来源于秦朗生理上和精神上双重困扰——在生理上，他一直遭受着排便的困扰，甚至谈“屎”色变，可是，现在他又在精神上被认为“脑子里有屎”，这一进一出的冲突，终于构成了人物自我无法平衡的内心张力，以至于使他产生了某种心理上的变异，必须对那个给了他三个白眼的女孩讨个说法。“虽然在这半辈子吃到的数不尽的白眼中，这三个白眼算不上什么，但它出现得过于频繁和无缘无故，它们已经伤害到了一个本就不自信的男人的自尊心。秦朗已经不打算再忍了，至少今天是这样。”而在漫长的等待中，秦朗不仅没有找到说法，还在包厢里被人再次确认“脑子里有屎”。一切卑微的存在并没有获得改变，无论是程翔还是秦朗，他们所经历的过程，只是对自己的卑微处境有了一次更深的体察，也使他们刚刚冒出来的所谓的抗争意识遭受了致命的一击。
　　反抗的成功与否并不是人物的主要目标。在戴来的很多小说中，她总是津津乐道于那些脆弱、卑微、随波逐流而又胸无大志的男人，用她特有的漫不经心的叙事手段，划开那些男人的内心世界，鲜活地展示他们的生命质感和精神意绪，并以此来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秩序和价值观念对常人的制约，为那些无奈而又无助的“边缘人”提供某种精神镜像。《剧烈运动》和《白眼》也同样如此。它们的叙事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却处处隐藏着戴来特有的机智和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