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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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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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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碟探索》2006年第02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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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头像头上有明显的小圆顶，并且类似的帽子不止一次出现在青铜人头像头上，考古学家称其为“太阳帽”，实际上这可能是如今犹太人最明显的一个头上装饰：“吉帕帽”。它是在古代漫长的历史中，犹太人受到排挤和伤害的标志，最先由所在国的统治者规定他们必须戴帽子以区别于当地民族，后来犹太人干脆就以这个小圆帽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一直流传了下来。
三星堆的头饰是各种各样的，并不统一。这却不像中国的某些朝代发式等要求统一，如清朝有严格的限制，把头发当作政治倾向的象征。有大量资料证明，古代西亚人尤其是巴比伦人和犹太人发式并不统一，这在许多古代壁画和雕刻上都能够得到印证。
为什么三星堆祭祀房里的台子数是5，而不是其他呢？考证认为，三星堆人崇尚数字“5”，认为“5”是最吉祥、最完整的数字，所以在一些古蜀时期的墓葬中，会发现五个一组的器物。三星堆的祭祀场所为什么是5个台子？这是解开三星堆另外一连串密码的钥匙。
笔者认为，三星堆有对“5”这个数字的崇拜，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最初的部族恰好是5个。三星堆人不仅祖先祭祀分为5组，而且一切方面以5为荣，这正是对遥远祖宗的最好纪念。几乎全世界都有太阳崇拜，标志太阳的多辐轮在古代印度半岛常常是六辐，在古以色列本土是八辐和六辐。偶数辐条最好描画，奇数辐条则十分困难，需要复杂的工具才能制作，因不好平均各辐之间的距离。但是在三星堆，这个重要的太阳崇拜标志竟然变成了五辐太阳轮！因此，“5”在三星堆人那里可能不仅是数学概念，它应该有神圣的出处。这个出处应该是他们的宗族数目，并且是他们到达三星堆后特意选定的，因为在西亚那里找不到“5”的根据。或者换句话说，这是中国的本土产物。
这个数目很可能是五个部族结盟的象征。还有一个可能，这里就是中华五帝的发源地。但这个假设必须在理清古蜀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后方能成立。这个话题容待后叙。
提起“5”，有件有趣的事情。蜀王为爱妃（实际上是个男性人妖）早逝悲伤，就派“五丁力士”去担爱妃家乡武都的土来做墓。秦王为表示安慰，就送了美女过来。为了遵从蜀地习俗，美女的数目还特意选了5个。蜀王于是派了“五丁力士”去秦地迎娶。
按肖平的分析，“五丁力士并非五个力大无比的壮士，而是一种编制固定的劳动力组织，相当于负责各种劳役的‘民兵’，……有半军事化的性质。……‘五丁力士’的名字才会频频出现于开明时期的文献中”。笔者认为此解是合理的。
在以色列的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中途也指定了类似的编制，唯一不同的是，在以色列是以“十”为计。摩西用千、百、十为行政单位管理国家，这一时期大约为公元前3200年之前。假如是一种借鉴的话，那么显然“五丁力士”出现在开明时期就太晚了，因为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摩西时代则相当于商朝。从管理上来看，“五”显然没有“十”进位方便，所以从蜀地人没有继承摩西“十”编制的状况看，我倾向于三星堆人是早于摩西时代离开中东的。
在三星堆文化乃至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曾发现大量用同样风格建造起来的民居。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等，其中尤以长方形为多。方形或长方形的建筑格式大量存在于西亚地区，巴比伦地区就不缺乏。
为什么三星堆会出现圆形和方形两种样式呢？一种假设是居住者分属不同的种族，如主人和奴隶，主人住方形，奴隶住圆形，因圆形房屋更容易建造。它的形状揭示了社会等级。还有一种可能是，西亚人住方形，而中国南方土著住圆形。
还有一种可能是圆形做谷仓。
犹太人与三星堆葬俗
假如在三星堆发现死者火葬，则可以排除三星堆是犹太人的结论。因为古代犹太
人不流行火葬。
悬棺是三星堆文明的一大特色，而犹太人恰恰主要实行的是悬棺。正如石头崇拜一样，二者都是犹太人独一无二的民族标志。假如在另外一个地区发现一个群体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而又身份不明时，只能让人首先想到他们是闪米特族的犹太人。
古代犹太人之所以有悬棺传统，缘于他们深重的苦难根源。以色列人向来被动流浪，被人掳来掳去，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珍惜土地，对土地有一种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深厚感情，这体现在许多方面。为了节约土地，他们把棺木放在自然的山洞里，后来也开凿一些山洞用以放置本家族的棺木。许多犹太人的家族墓地就是一个大山洞，其他的家族不能随意放置他们的棺木进去，相当于生活在平原上的中国人的家族墓地。以色列人通常把随葬品放置在棺木的旁边，而棺材通常安放在山洞四周开凿的浅床上，山洞却是敞开的。他们之所以死后要放置这么高，也许是想通过高高的山洞去遥望家乡。
假如三星堆悬棺内的死者正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自然会把悬棺放置在山洞高处，这样可以更容易遥望家乡。另外，放置悬棺到危险的悬崖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所以越是放置在高处的悬棺可能说明其身份越高贵，因为放在就近的山洞不会需要太多花费。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就流传着一些穷苦人终生为身份高贵的人开凿悬棺山洞，而自己的家人却从来得不到悬棺的神话故事。但这些口头文学的核心多是歌颂爱情与反抗贵族的，悬棺只是故事背景。
当然，假如有足够的土地，犹太人也许并不一定要悬棺。没有条件悬棺的话，他们也可以接受其他方式，比如土葬。只要不是火葬，他们会想出办法来弥补不能悬棺的遗憾。例如商业街出土的大型船棺群，单只棺木重量几达吨余，即便有洞想“悬”也困难。
三星堆遗址有两处奇异的墓地，其中之一的商业街是处大型墓葬群，有30具棺木，据考古研究称可能是古蜀王墓。
商业街的棺木形状特殊，船形，并且是整木刳挖而成，一具棺木就是一条巨大的独木舟。
考古发现船形棺是中国南方独有的一个习俗，在福建、云南、贵州都有，青海也有零星发现，以四川境内为众。奇特的是，在南方发现船形葬俗的地区，同时发现了悬棺。为什么这两者会纠结在一起？这很可能是同一群体的两种可选风俗。船形棺木与悬棺一样，都表示死者回到家乡的渴望心情，要么遥望，要么“坐船”回去，即便是死后，也要让灵魂早日回归家乡故土。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犹太人对故土的执著我们早已领教，有如此的奇特乡俗也在情理之中。之所以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发现，恰恰说明了人员的流动情况，何处最多就说明何处人众，并且还能说明其他一些历史发展。从葬俗上看，这个群体多在南方活动，要么他们没有大规模到达黄河流域，要么他们最先生活在南方，移居北方是后来淡化了这些祖先记忆的时候。当然这个现象也不排除是犹太人与另外一个族群的混居造成的，而船棺属于另外一个民族。
河南境内也有零星的悬棺，为笔者幼年所亲见，说明南北方的这一文明交流是早已存在的。之所以在河南发现的数量不多，要么是他们到达河南的时间晚，要么是他们到达河南的人数少，二者必居其一。
商业街的两个棺木上口处，在一头有两个装饰三角形。犹太人的石棺上也有专门雕刻在一侧的精美而细密排列的无数三角形，它们连成线形环绕着整个石棺的四周。这些三角形组成的线条围绕着两个硕大的六辐太阳轮。假如棺木上的三角形确实是特有的装饰物，那么就有可能与犹太文化同种。
在商业街墓葬群合葬的大墓坑“上面和靠前的地方”，建有一些大型的房屋。我认为它们是普通的宫殿居住房。
巴比伦人有此类习俗：他们不仅会把死者放在房屋中，而且可以就埋在自己的床下。这个习俗是通过犹太人传到了中国，还是本身与犹太人一起来到中国的就有巴比伦人，并且恰好这个王族是巴比伦人执政的呢？如按照后来中国人的丧葬传统去分析，可能会误导结论。因为中国晚一些的王族通常会在墓地周围建立大型的祭祀场所以纪念亡灵，并且会故意选择在距离自己的住地很远的地方以避晦气。
另外一处重要墓地是“新都墓”。这是单人墓，考古人员也推测它是王陵。
令人不解的是，棺木下面垫了大量木头，成格栅状，学者无法推测这些木头做何用途。笔者认为它是“筏”，以便死者在死后“漂”回家乡。假如上面的棺木也是“船形”，可以说就“双保险”了。在肖平所著的《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中，有一幅“新都墓”方位示意图。根据这个方位图，此棺木头在东、面朝西，这是否可以解释为这个国王面朝西方的故乡呢？
与之相关的重要一点是，郫县古城遗址挖掘出的供祭祀用的“大房子”跟古城的朝向是一样的，即呈“西北—东南向”，基本上是45°的“错位”。为什么是这个朝向呢？成都平原大约纬度是33°，从世界地图上看西亚两河流域也在同一个纬度地区。所以，阿拉伯半岛以及埃及都在成都之西南而不是正西。古人是否有如此先进的知识知道他们故乡的准确方位，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科学史考证问题。但是在原始条件下的2000余年前，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就已推算出了与今天大致接近的地球圆周，方向的比照西亚人肯定还是有的，当然精确度到底有多高是个问题。如果精确度高的话，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出现了：从这个“大房子”的角度直射过去的“眼光”可能就是三星堆人故乡的方位。这个查对很可能会找到三星堆人的最初来源，或者他们出发的地点，是埃及还是巴比伦就比较清楚了。(待续)
(选自苏三“破译飓风系列”之《三星堆文化大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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