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下乡热潮再起 - 《新华月报(天下)》2006年第06期 - 杂志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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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下乡热潮再起

■　叶铁桥

《新华月报(天下)》2006年第06期　　浏览人次

　　不久前，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生梁元，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参加了北京市房山区“村官计划”的面试；中国农业大学传播学专业大四学生王幽幽，虽在城市长大，自称“五谷不分”，但也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念的提出，以及引导大学生下基层配套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有知识的年轻人像梁元、王幽幽一样选择“上山下乡”。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4月19日透露，今年将有15万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和就业，占今年413万高校毕业生总数的3．60％，其中大部分是到乡村服务和就业。
　　有学者认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来，又一次知识青年群体大规模地奔赴农村的热潮已经掀起。
　　
　　“村官计划”等官方项目受到追捧
　　
　　

　　2005年年底，北京市宣布计划于2006年招聘2000名大学生“村官”，立即受到了北京高校学子的热烈追捧。2月7日第一天，就有近200名应届毕业生报名。3月20日是截止日，共有11354名高校毕业生报名。
　　即使在北大这样的名校，这个计划也颇受欢迎。据北大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北京大学共有51人报名当“村官”，其中硕士生、博士生Q2人。而且，报名者中半数以上的学生来自城镇地区。而中国农业大学更有733名学子报名参加此项计划。
　　不仅是“村官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教育硕士”、“农村教师特设岗位”、“三支一扶”(即支农、支医、支教、扶贫——编者注)等40多个项目也受到毕业生的欢迎。
　　4月18日是200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正式招募第一天，当日即有4000多名大学生报名。据西部计划网站显示，截止到4月23日23时57分，该网站已有29814人报名。
　　自2003年以来，已有4万余名大学毕业生奔赴392个贫困县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因为报名的人太多，“西部阳光行动”的选拔程序
　　比毕业招聘还繁琐
　　
　　来超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大四的学生，是民间组织“西部阳光行动”大学生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大学生支教”项目从2CB4年暑期开始，每年寒暑假各一期，到今年共有600多名高校学生参与了支教行动。“同学们参与的热情实在太高了，报名的人数都过万了。”
　　“西部阳光行动”总干事尚立富也表示，知识青年参与志愿支教活动的热情在持续高涨，以至于选拔工作成为他们的重头工作。“今年仅北京大学就有200多人报名，而我们只选拔4人。因此，选拔的程序比毕业招聘还要多—寸艮名、初选、面试、笔试、答辩，选拔完了还要进行严格培训。但即使这样大学生们还是千方百计想参与进来。”
　　4月21日，“西部农村教育暨乡村建设志愿者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青春的聚会，一次理想的聚会。许多参与者背着行囊从农村赶来。“灯塔计划”、“原上草”、“绿驼铃”、“乡村教育促进会”等数十个国内外民间组织的代表纷纷介绍他们近几年来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开展支教、环保宣传活动的做法。民间组织正成为乡村建设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除了民间社团组织外，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每年暑期我国都有上百万名青年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组成实践服务团队，深入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后和欠发达地区，开展文化、科技和卫生服务。
　　除有组织的活动外，个人的纯粹志愿活动也开始在知识青年中逐渐盛行。《南方周末》原摄影记者柴春芽辞职赴四川藏区支教就激起了许多年轻人效仿。
　　2005年8月，柴春芽独自一人奔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汪布顶乡各麦村小学，教当地孩子学习汉语和英语。他表示，“投身于贫穷乡村的教育，纯粹是因为心灵的需要”。
　　
　　上山下乡不是掉价的事，部分学生做了长期准备
　　
　　正在等待面试结果的梁元说，她来自河北省顺平县，从小在县城长大，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但一直对农村简单淳朴的生活非常向往，对于从事涉农工作也很有兴趣，“甚至每当看到农村题材的影视节目，都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她不认为去做村官就掉了名牌大学硕士生的价“只要能追求自己的理想，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能为改变中国农村的现状尽一份责任，我就很满足了。”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龚明顺来自湖南农村，他也选择了“村官计划”，作为在农村出生的他，对乡土中国有着深切的感情，眼看着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他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回报给农村。
　　龚明顺坦言自己带着很大的理想成分，有很强烈、很迫切的意愿去改变农村现状。“我当然知道现实肯定不像设想的那么好，但只要每个有能力的人都有心贡献一份力量，我相信就能实现目标。”
　　“我要去西部呀，我要去西部”，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学专业的周钧这样“篡改”着“我要去桂林”的歌词。他说，虽然他出生于农村，但是对农村为什么那么贫穷、那么艰苦却没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他想“趁着年轻多吃苦多长见识”，听说西部的状况就两个字：“艰苦”，于是就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想去历练历练。
　　周钧表示他的这种想法也非一时冲动，而是有过长期的准备。周钧说，从大二开始，他利用一年时间进行了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体制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上万字的调研报告。他以此项目参加湖南省第六届大学生挑战杯，最后荣获二等奖。“在调查过程中，农村质朴而贫困、温情而落后的面貌深深地触动了我”。
　　
　　只要在泥土里站稳脚跟，就大有可为
　　
　　如果说即将走进农村的大学生在他们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多少还有些理想色彩，但已在农村扎根的知识青年，用实际行动证明，农村确实大有可为。
　　2000年7月，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的龙波放弃了在城市求职的想法，准备回老家四川省新都区龙安镇海源村养猪，他的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父母更是极力反对，表示“你要养猪你就到新疆去养，那儿地宽，别在我眼皮底下养”。
　　但他义无反顾地回了家。没有资本，就东挪西借，甚至在建筑工地摆地摊卖袜子；没有人手，就把生于成都市区的女友也拉回家一起开养猪场。
　　2002年11月，他以10万元起家，建成了一个可以养30头母猪的“衣大良种猪场”。到了今天，他的养猪场已拥有固定资产数百万元，并且将自己的技术向农户进行推广，带动子数十户农户致富，解决了当地数百人的就业问题。
　　龙波说：“其实只要有自己的想法，农村确实可以成为大学生的用武之地。关键是要能够沉得下去，能够在泥土里面站稳脚跟，磨炼自己。”
　　北京延庆县四海镇大胜岭村村主任助理马润杰是北京工商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他对笔者说：“农村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才，我们年轻人思路宽，接触的现代东西比较多，对改变农村的封闭状况很有作用。”
　　马润杰说，“以前村里出台一些政策，由于老百姓没能参与进来，就对实施兴趣都不大。但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村
主任都会让我先下去跟村民们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政策实施起来效果就好多了，也改变了当地的干群关系。”
　　
　　大学生的自我追求和国家的政策引导正在产生合力
　　
　　北大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欣涛告诉记者，从他这几年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情况来看，下基层、去农村，已经成为部分大学生职业规划的一部分。“高校毕业生的这种选择，不仅与国家的政策引导有关，事实表明，他们的择业观、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去农村并非一时的激情和冲动，我觉得他们越来越理性，也越来越成熟子。”
　　中国农业大学团委潘明老师表示，他了解到他们学校很多同学都有一个很虔诚的信仰，就是要去西部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使回来的同学，也大多表示无怨无悔，说在西部的几年锻炼了自己，使自己真正成熟起来。大学生的自我追求和国家的政策引导正在产生合力，基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
　　“西部阳光行动”总干事尚立富表示，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使西部的教育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尤其是近期以来，他们和其他社团组织及媒体一起对代课教师的生存境况持续关注和呼吁，激起了全社会的广泛注意，并最终引起了教育部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民间组织研究中心副所长贾西津认为，民间社团组织的力量在改变中国农村方面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因为多元的帮助弱势群体的机制是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民间社团组织在乡村建设方面的努力尝试，对于创新实现社会公平的机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著名三农问题研究者李昌平认为：“虽然民间社团组织、知识青年不是救世主，但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改变将记录下他们不可磨灭的身影。”
　　
　　(4月28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实习生)
　　延伸阅读
　　
　　在艰苦的磨炼中激扬青春
　　4月21日下午，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团湖南省委书记吴奇修接受北京大学党委邀请，回到母校，与今年报名去农村担任“村官”的应届毕业生座谈。
　　1987年，吴奇修从北大经济系毕业，主动申请下基层，到当时的省级贫困县湖南省涟源县工作。他曾先后在两个贫困村从事扶贫工作两年多，从1995年开始，担任偏僻闭塞的石门村党支部书记7年。他团结党支部一班人，和农民一起艰苦创业，先后兴办工业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30多个，产品销往美、英、日等20多个国家。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变成全国文明村、全省小康示范村。他本人成长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以下是部分学生的提问和吴奇修的回答。这场发生在北大校园内的对话，也许对即将奔赴农村的全国各地大学生走好未来的人生道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哪怕再苦再累，也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问：今年，包括北大在内的许多高校毕业生申请去当村干部，您作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个“村官”，怎样看待当代大学生的选择?
　　答：1999年我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记得当年12月1日下午，团中央、全国青联安排我与北大学生座谈。当时我说：“北大毕业13年了，我今天以一个村支书的身份宋与大家见面，在北大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当村支书的，我可以说是填补了北大的一个空白”。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今年北大有51名同学申请去当“村官”。
　　人才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大问题。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新型农民，尤其迫切需要一大批有理想、有知识、有能力的带头人。大学生具备知识优势，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敢为人先，陈旧观念最少，最具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希望所在。大学生走进农村，能够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提高农村管理水平，有利于更好地为农民谋福利。同时，大学生还能把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带领农民走上更为宽广的致富之路。
　　农村条件虽然艰苦，但在艰苦的磨炼中能放飞青春，激扬青春。
　　问：当初，您大学毕业选择到基层工作时，有哪些方面的压力?您是如何在这些压力下坚持理想，并化压力为动力的?
　　答：记得我刚从北大回到涟源，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各种议论、猜测、嘲讽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说我犯了错误，是被“发配”下来的；有人说我成绩不好，是被降格分下来的；甚至有人说我是“傻瓜”。那时我一走到街上，就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满腔的激情和报效家乡的一腔热血，遭遇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我真感到委屈、心酸，感受到一种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
　　在逆境中，我既没怨天尤人，更没一走了之。我认真审视了自己的理想和周边的环境，全面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决定从小事做起。每天早晨7点半，我第一个赶到办公室，把开水打好，把地扫好，把桌子抹干净；抗洪救灾、扶贫帮困等苦差事我抢着去；业务上，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事。这样，我逐渐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与信任，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单位的重要工作开始交给我做，我的专业特长得到发挥，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问：您在石门村工作的几年中，有没有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困难，有没有过动摇甚至后悔过？
　　答：困难确实很多。刚到石门村当村支书时，不少村民对我抱有怀疑和戒备的心理。有人说：他只是来镀一两年“金”的，如果他搞劳民伤财的事，我们就让他镀“金”不成，还镀身泥巴回去。近两个月，我只在群众中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乱表半句态。因为我深知：在复杂的形势和困难的局面下，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给日后开展工作带来被动甚至埋下隐患。
　　1998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石门村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家做人造宝石的工厂，原来一袋半成品卖到国外的价格是近6030元，此时却狂跌至400多元。如果继续困守在石门，企业大多会倒闭，只有赶紧走出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才能赢得生机。但当时某主要领导不同意企业到外地创业，要求我保住已被上级认可的“筑巢引凤”的“石门模式”，否则要我承担一切责任。一向亲切地称我为“我们的吴书记”的乡亲也不同意，说我胳膊肘往外拐。
　　我只能选择离开。当我卷铺盖时，我感到揪心地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当我真的要走时，老百姓却哭了起来。我坐着拉行李的旧吉普车还没到家，村民们就已守在了市委大院和我家门口，坚决不让我走。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村里。望着村中星罗棋布的厂房，我却陷入了沉思，充满了忧虑：随着中国即将加入WTO，石门这些中小企业生产的中低档日用工业品，在未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撑多久?石门这艘小舢板，在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海中能航行多远?
　　我们瞄准大西北市场，特别是利用乌鲁木齐毗邻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地理优势，以及运输距离短、费用低，原材料价格便宜的成本优势，搞出口贸易，很快组织资金抢占了前沿阵地。我们先后在广东，重庆、江西、新疆等地办起了7家企业、8家公司。2000年12月，石门的企业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事实证明：走出山门天地宽。

　　问：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坚持留下来，并且干出成绩?
　　答：不断战胜自我的人生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报国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意义上的“才”，更需要矢志不渝、坚韧不拔、视野开阔、勇于创新等广泛意义中的“才”。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奋斗、拼搏的过程中总会有种种不如意，只有用最积极的心态，最乐观的精神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驶过一片又一片险滩，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不管面对任何困难和压力，我心中始终有杆秤，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哪怕是再苦再累，也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农民很善良淳朴，但也是现实主义者，他不会听你说得多么动听，而是看你是否真的对他好，让他在发展中得到实惠
　　问：我们去农村工作，要和农民打交道，您认为，知识青年与农民交往，应该注意什么?
　　答：农民善良淳朴，也通情达理，只要你对他们动真情、办实事，让他们看到了实效，他们就会支持你的。但农民是很现实的，他不会听你说得多么动听，而是看你是否真的对他奸，让他在发展中得到实惠。即使你的观念和举措是对的，在看到结果之前，他们会怀疑你的做法。而很多时候，看到结果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这时要千方百计让别人理解你，认同你，最起码不来影响你的事业。
　　要把“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作为遵循的重要原则。担任村官的大学生大都有一种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创一番事业的愿望。但在现实中，存在诸多困难：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发展的环境，这都让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村官”们感到融入复杂的乡村社会的艰难，甚至感到一筹莫展。农民文化素质不高，还有很多旧的观念。到基层去，如果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你就会处处被动，不是说你这个人没有能力，不是说你不想为老百姓做事，确实是因为在农村要干成一件事，你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
　　问：当地农民都亲切地称您为自己人。当时您初到石门村时，有没有感觉到北大毕业生与农民的距离?您足如何拉近与乡亲们的距离、融入他们的生活，并被他们当作“自己人”的呢?
　　答：跟农民打交道，我不急，我让他们慢慢地接受。他们也有让我很难受的时候，但我不计较。要理解他们，尊重他们，慢慢去感化他们。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在农民面前发过一次脾气，我只想帮助他们，能够容忍他们的缺点，但是我又不能被他们同化。
　　到农村工作，为了被农民认同，我学会了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学会说当地的方言。但是在思想上，我一定要保持独立性；在利益上，我要站在农民的角度；但是看问题，我不能局限于他们的高度。
　　刚刚到衬里工作时，有一些村民对我不太信任。他们有什么心里话，也不太愿意跟我说。我走东家串西家，深入到村民家中，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此后，在短短的时间内，村支部给村民办了建学校、修路等几件实事，又没有向村民摊派一分钱，他们看在眼里，就开始信任我了。
　　
　　农民是交不起学费的。你要带领他们做一件事情，必须有100g6的把握
　　问：您曾说自己是一个理想色彩很重的人，在实际工作中，您又能够立足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您能否谈谈当代大学生应当如何将理想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答：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成就事业的基石，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年轻人多一点理想主义的东西不是坏事。
　　“风帆不挂上桅杆，是一块无用的布，理想不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只会是虚无缥缈的零”。大学生到农村工作要面对许多现实问题，是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期望值不能过高。到农村工作，关键在于找到一条适合当地发展的好路子，使老百姓在发展中得实惠。万事开头难，不要急于搞“新官上任三把火”。农民是交不起学费的。你要带领他们做一件事情，必须有100％的把握。真正带着他们干了几件看得见摸得着、让他们受益的事情之后，你就有威信了，你就能施展自己的手脚了。
　　问：你10多年时间在基层创业，历经清贫、孤寂、误解、艰辛，你怎么理解幸福呢?
　　答：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我认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幸福与否往往并不由其财富和地位决定。幸福其实就是自己的一种美好感觉，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做既能造福社会又能实现自身价值的事。人当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但是，人又不能太“实际”了。太“实际”了，就很难承载相应的社会理想和责任，也将使自己变得不快乐。奋斗者是充实的，奉献者是快乐的。尽管世事在变化，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有理想，但青年知识分子总是应该有点精神的。
　　我去了石门村之后，给农民讲希望，谈发展，激发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激情，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建设氛围。慢慢地，农民可以到厂里上班了，每月还能拿将近1咖元的工资，能看40多个频道的有线电视，能打国际国内长途电话，住上了新楼房。农民看到了希望，生活有了奔头，眼里就有了神采，给我讲笑话，把我当自己人。跟农民在一起，我就有被认同感，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感受到成功的快乐和幸福，这是对我的最大奖励与回报。(记者罗旭辉)
　　专家态度
　　
　　下乡的青春脚步与时俱进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近些年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村教育问题。他说，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接受“贫下中衣再教育”，要求知识青年进行自我改造，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而今天的大学生到农村去，一方面是为了自身成长和磨炼，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钱理群认为，现在大学生去农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一些大学生产生了“信仰危机”，想到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重新确立信仰。他表示，许多大学生去基层以后，最终发现在自我教育、自我认识上的成果要远远大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
　　今年52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马中，当年也是知青群体中的一员。1969年9月2日，刚满15岁的他和一群同学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前往刚发生过中苏“珍宝岛战役”的那个著名小岛，准备参加战斗保家卫国。结果仗没打成，只好就地开荒伐木，开垦农业。
　　回忆起这段峥嵘岁月，看着知识青年去农村的新潮又起，马中非常感慨。“两个时代完全不同了。当时上山下乡是国家的就业政策，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不下乡，在城里没工作没户口，所以城里知识青年基本一个不留。”他们那个时代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毛主席一动员，大家就心潮澎湃，只知道要去保卫祖国边疆，去建设大好农村。“谁能想到，我们到的是无人区，一无所有，要自己盖房子，自己打井。不但没搞建设，反而破坏了当地的森林和湿地。”
　　马中说：“但现在就业政策完全不同了，大学生下乡不但是出于自愿，而且还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参加西部计划支援西部，也可以作为村官施展才能。而且，国家对这批青年的发展上也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保送研究生、考公务员加分等。”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作为民间组织“西部阳光行动”的创立者之一，也体会到了大学生投身农村建设的巨大热情。他表示，现在大学生参与农村建设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亮点，这与上世纪6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完全不同，那个时代的举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被迫性。而在今天，这种举动已经成为青年学子的内心需求，他们对改变农村行动的参与，对于社会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实习生叶铁桥)
　　(4月28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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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
　　1986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大规模展开。
　　19田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86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及69届中学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到了乡村。(叶铁桥整理)
　　
　　大学生去农村主要途径
　　
　　1、参加“三支一扶”。从20赡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招募两万名高校毕业生，主要安排到乡镇从事“三支一扶”工作。服务期限一般为2年一3年。给予一定的生活、交通补贴，统一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
　　2、申请“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06年西部计划将新招募志愿者6500名。
　　3、报名“村官计划”。各地优惠政策不同。以北京为例，规定入选大学生与乡镇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第一年人均月薪2000元，第二年2500元，第三年3000元，由政府缴纳各类社会保险。
　　4、参加选调生选拔。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养。
　　5、报名“西部阳光行动”、“塔计划”等民间项目，到农村短期支教。
　　6、到乡村就业或创业。(张凌整理)
　　
　　(4月28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