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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形而上学转向与政治思维方式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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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晏清 赵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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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2006年第11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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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下半叶，从罗尔斯的扛鼎之著《正义论》问世开始，西方学界为回应罗尔斯的理论主张展开了各种争论，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政治哲学著作，形成了各种政治哲学流派，政治哲学从此走出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衰落局面，呈现出全面复兴的态势。政治哲学在当代全面复兴的原因，除了时代状况的变化外，也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换密切相关。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为政治思维创造了新的思想语境，促进了新的政治理念的产生。这应当是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内在原因。
一
当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主要表现为传统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变。自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定义为一门研究“是者”及其本性的科学后，它便初具了自身的形态。传统形而上学追求万事万物的本源，即追求终极性的存在；强调存在与意识的同一，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和绝对性；崇尚理性，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给人类带来一切福祉；追求社会生活的至善，追求人生的根基和终极价值。从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再到近代的笛卡尔和黑格尔，众多哲人都在力图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使传统形而上学体系日臻完善。诚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些与此不甚和谐的情形。培根提出归纳试验方法，并用这种本只应用于经验事实的科学方法去解决形而上的问题，抽去了形而上学中的价值性尺度和超验性追求的取向。培根之后的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也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培根的唯科学方法，把经验当作知识的唯一来源。这种经验主义传统发展到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便形成了一股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企图用实证的方法代替思辨和抽象，用实证的科学知识取代形而上学。而另一些哲学家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天赋观念视作知识的基础，也同样把传统形而上学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此外，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面貌发生了持续的、剧烈的变化，社会生活日趋复杂，新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形而上学不论就其思维方式还是基本理念来说，都在新的社会问题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传统形而上学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自从传统形而上学出现困境，便有些哲学家思索其症结之所在，试图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康德首先走出了这一步，后来哈贝马斯等继续探究，逐渐完成了后形而上学的转向。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如詹姆士、皮尔士等从后现代的视角，从建设性的维度表明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后形而上学思潮之中。另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则从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和否定态度，从终结形而上学的态度表明他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立场。当然，上面所提到的哲学家中有的并不是生活在传统形而上学走向后形而上学的明显转折时期，也有的哲学家的思想并不是可以全部地归入后形而上学转向的范畴。之所以提及他们，主要在于他们的思想含有后形而上学的理论意蕴和思想维度，有一些与后形而上学思潮相契合的地方，为传统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向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后形而上学的转向表现为思维方式和理论旨趣的全面转换。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角度来说，后形而上学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重要方面：1.强调实践优先于理论；2.要求理性的重建；3.肯定和强调异质存在的合法性；4.提出和强调主体间性的概念以克服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的缺陷；5.重视公共性的探求。可以看出，所谓后形而上学不是反形而上学，即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拒斥和颠覆，而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反思、批判和重构。后形而上学的转向只是弥补传统形而上学的缺失，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是在形而上学自身中完成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可以说是走向一种形而上学的新形态。
二
后形而上学转向在哲学思维方式和理论旨趣上的转换，经过积淀而造成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语境。这种思想语境必定会影响到各门学科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政治生活的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它甚至比其他领域的反应更加敏感。我们可以从上述后形而上学在思维方式和理论旨趣上变换的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地说明它对于人们的政治生活及其政治思维方式的影响。
所谓后形而上学转向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实践转向。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至上、热衷于构造理论体系的思维方式，不少哲学家纷纷提出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提出实践活动优先于理论活动的思想。其实，这种实践优先的思想在历史上也有一个萌发、形成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三类，理论最优，实践次之，制作即技术居末。他虽然把理论看作优于实践和技术，但是，他把实践从技术和理论活动中区分出来，并把它规定为一种追求善的活动，这就给了后人重要的启示。后来，康德把实践理性置于高于理论理性的位置，就使实践优先的思想得以初步确立，对此后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久远的影响。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就是一种实践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道出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道出了后形而上学转向的最根本之点。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哲学把所谓后形而上学转向引向了正确的方向，并将其置于坚实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也使实践优先于理论的原则得到进一步充实。实践优先原则的确立，是哲学范式的转换。从此，实践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的关注，社会生活世界成为哲学家们理论探索的第一视域。当代政治哲学在后形而上学的实践优先思想的影响下，其思考的关注点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不再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致力于考察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传统政治哲学关注的城邦、国家等宏大叙事退居次位，权利、自由、社会公平、民主等有关人的日常生活的话题则不断凸显。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一体化资源已由原先的上帝、宗教、神转为被货币、权利和团结所替代。作为当代政治生活基本内容的民主，也越来越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形式了。
在传统形而上学中，与其理论优先原则相应的是理性至上的原则。传统形而上学认为理性的力量是万能的，只要依靠理性就可以获得绝对的知识，可以主宰世界。当然，它强调的是以个体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到了20世纪，这种关于理性的神话已经破灭，绝对理性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哲学家们纷纷反省人类理性的能力以及理性主义膨胀的社会后果，对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便构成了所谓后形而上学转向的基本内容。这种要求重建理性的哲学思潮对于政治思维方式的影响，最突出的是道德实践理性的凸显。凸显道德实践理性就是要改变那种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把外界事物或他人仅理解为实现某种期望的条件或手段的目的性态度，消除理性化过程中将理性片面化和扭曲化的后果，消除理性中的暴力成分。这体现在政治哲学的思维之中，就是要克服以往经验主义政治观的缺陷，克服政治生活中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另外，后形而上学的理性重建思想也包含了否认一劳永逸的理性的存在，从而强调过程和程序的重要性。这体现在政治哲学的思维之中，就是要克服以往先验主义政治观的缺陷，不再事先预设一个目的，而是依靠程序和过程来保证某种政治理念和政治主题的贯彻和实现。对于要求理性重建这种政治思维的理论和实践，许多当代政治哲学家进行了不懈而又卓有成效的探索，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和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当是突出的代表。
“‘一’和‘多’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形而上学试图把万物都追溯到‘一’。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明确表现为普遍统一的学说；理论针对的是作为万物的源泉和始基的‘一’”。在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主题“一”和“多”的关系中，“一”是本源，“一”派生“多”，“多”源于“一”。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开始了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对“一”和“多”关系的理解。在他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把“一”看作本源，“多”由“一”派生而来，这压制了人们对特殊事物和多样事物的好奇心，阻碍了对其他所有事物的认识，使人的理智止步于抽象统一性。他认为，同一性和多样性是相互协调的，二者中没有哪一个更为基本或更为重要，熟悉各种事物的差异和认识它们的联系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肯定和强调异质存在的合法性，它构成了当代多元性思维方式的哲学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政治哲学家们，使得他们在处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问题时持多样性共存的宽容态度。对于价值观念，一些政治哲学家以多种价值之间不可通约为理由否认存在最高和终极的价值，认为不同价值观念应该同时存在。对于生活方式，他们也主张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以选择这样的生活，也可以选择那样的生活，不能说一种生活方式优于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文化问题，他们指出，文化传统存在着多种差异性和不一致性，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评判各种文化孰优孰劣的标准，也不存在一种能够统一一切文化的文化，因此，要承认非唯一标准、非统一化以及多样性的共时存在。
近代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它表现了一种主客二分和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从笛卡尔开始，主体性被不断地弘扬和膨胀。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把自我的存在看作高于一切。费希特把自我看作是独立自存的，而外部事物则只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谢林更是把非我中对自我的一丝限制都给削去，把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规定为一种无任何差别的绝对同一，被黑格尔描述为恰似一头“黑夜中的黑牛”。黑格尔对主体性概念作了最完备的规定，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存在着四种内涵：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以及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对主体性原则内涵的理解确比前人更加深刻，但也使原本由主体性的膨胀而导致的主客的分离和对立更加系统化，主客之间的张力达到最大化。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就是要弥补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和对立的缺陷，这便构成了所谓后形而上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主体间性，是要凸显主体之间的内在的共在和联系。在主体间性的观念框架内，认识主体、行动主体、言语主体等各类主体都处于一种对等的关系之中，不再存在谁更为优先或更为重要之分。这同对于语言的意义的重视也有密切关系。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语言只是思维的外壳和形式，只是思维对象的指称符号，但在一些当代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储存和积淀了以前文化的全部内涵和意义，语言是人和世界发生关系的中介，不但发言者即言语主体以反思的、不直接的方式同世界发生关系，而且认知主体、行动主体也不再直接地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及社会世界发生关系，他们都是通过语言这个中介与各种世界发生关系。哈贝马斯还认为，主体所运用的语言要满足可以理解的要求，各个参与者言说的命题内容涉及的事实或事件必须是真实的，言语行为涉及的规范关系必须是正确的，言语者的意图是真诚的，与言语命题所表达的内容必须是一致的。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只要获得和坚持关于语言意义的这些认识，就可以帮助人们走出传统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怪圈，解决在传统形而上学框架中无法解决的个体性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旨趣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的影响就是促使当代政治观诉诸对话和协商，放弃强制和暴力。对话性政治的追求在于政治共识的形成，在于消除各种歧见和暴力性关系，形成一种协商政治机制。对话性政治还要求参与主体不能考虑自我及他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传统习俗等，都要处于完全平等的状态。
近代哲学弘扬的主体性，主要是个体主体性。在近代，主体性的觉醒，个体性的弘扬，都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主体性和个体性都是支撑所谓“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正像主体性的膨胀一样，个体性的膨胀也走向了历史进步的反面，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个体性膨胀的结果是，原子式的每个个体都以自我为中心，都自命不凡，无时无处不表现出本能式的排他性，最终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每个个体都要凸显其个体性，就势必造成个体之间以及个体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这必定会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也会使个体性的真实生成环境遭到破坏。因此，对近代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思想的反思，同时会引发对个体性思想的反思。这种反思也必然要影响人们的政治思维，甚至可以说它主要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思维。这是因为，对于个性的思考直接进入到了近代以来政治思考的核心。近代政治思考的核心问题即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关系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或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因此，在当代，对公共性的追寻成为政治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旨趣。其中，公共理性的建构是公共性政治追寻的基点和合理性根源，在此基点上，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决策、公共伦理等都进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理论追问的视域。
三
从后形而上学转向中政治思维方式的变更可以看出，各时代的政治思维方式是紧密地相关于哲学思维方式的，因而，政治哲学也就不是游离于整个哲学发展状况的一个哲学领域。德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说过，“从概念上廓清政治的正义性观念，尽可能使它成为可应用的标准，成为正义原则，一直是哲学的最高任务……政治讨论亦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的，而且成了道德的统治批判的决定性部分，并以这种形式建立了哲学的法和国家伦理学”。政治哲学只是从人们的政治生活这一特殊领域切入，以达到对于人的生活、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把握，政治哲学的追问同样是一种形而上的追问。因此，政治哲学不是同第一哲学不相干的。毋宁说，包含政治哲学在内的各领域哲学，正是在传统形而上学即体系化哲学解体之后第一哲学的当代形式。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哲学研究也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所谓“后形而上学”的转向。这也不能不对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正在兴起的政治哲学，不仅其主题发生了改变，而且，也初步表现了大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思维方式。当今的政治哲学研究逐渐走出了纯理论的思辨，而转向于关注人们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转向于思考人们现实的生存状况。例如，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哲学研究中就包括了丰富的深刻的政治哲学内容。再如，关于良好社会秩序的政治建构和伦理建构的探讨，关于市民社会，关于非政府机构，关于协商政治，关于公共利益等问题的探讨，也超出了以往政治思考的视域，并鲜明地体现了当代政治思维的特点。
总之，深入研究后形而上学转向与政治思维变更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对于推进政治哲学的研究，推进哲学思维方式和政治思维方式的同步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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