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移民学探索的直接目标，是在合理解读移民行为的基础上，推动移民政策的合法制定，进而达到移民个人或群体在大社会中的和谐生存与发展。国际移民学探求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全球人的和平共处，共赢共荣；其最基本问题则可以归结为：何时、何人、为何、如何跨国迁移?跨国迁移对迁移者个人、家庭及相关群体、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移民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国际移民学界的共识之一是：当历史跨入21世纪时，人口跨境迁移潮业已席卷全球。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置身于国际移民潮之外，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有的是移民输出国，有的是移民输入国，有的是移民过境国，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三种现象在同一国家内相互交织，比肩并存。因此，“国际移民学”业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从描述当今国际移民的基本概况入手，界定国际移民学的基本研究范畴，介绍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移民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框架，剖析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希望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移民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一、国际移民概况
　　
　　在当今世界上，伴随着货物、信息及金融的跨境流通网络向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全面延伸，人口跨境流动的规模和范围也与日俱增，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并且越来越广泛地融入了当代人的生活领域。根据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的基本定义：除各国正式派驻他国的外交人员，除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等跨国驻扎的军事人员之外，所有在非本人出生国定居一年以上的人口均属“国际移民”。据联合国人口部门近期进行的调查，目前有1.75亿人生活在非出生国，全世界每34人中，就有1人是跨国移民；而在工业化国家中，这一比例更高达每10人中就有1名跨国移民。
　　人口跨国迁移受主客观诸多因素之影响。要而言之，除了因战争、灾害、社会动乱等原因而造成的被迫性迁移外，个人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条件业已成为当代主动性迁移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全球化的趋势必然导致人口就业上的高度流动性；迁移已日渐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当今时代是“移民的时代”。
　　移民的跨国流动是多目的、多原因的，既呈现出定居性、合约性、避难性、流动性等多种不同，也存在合法或正规、与非法或非正规迁移之差异。而且，不同类型的迁移又可能相互转化。如出国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因为迁移者所持“学习签证”一般均规定，该签证仅在持有者本人正式在校学习期间有效，学习期满后就必须离境。但是，不少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正式就业或自我创业，随之也就从“合约性迁移”转变为“定居性迁移”。又如，一些非正规迁移者，一旦遇到所在国“大赦”非法移民，其身份即有可能随之转变为“定居性迁移”。
　　虽然国际移民潮席卷全球，但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特色。首先，就移民总量而言。美国累计跨境移民人口高达3500万，超过其人口总数的12%，高居全球榜首。位居移民总量第二到第四位的是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这三国的情况受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历史事件的直接影响。因为，审视国家边境变迁的历史过程，人们不难发现，政治边境的划分，可能将某一人群的传统生活地域人为地划入不同国度，因而出现“跨境民族”长期跨越边境两地生活，或者出现某一人群自身并未流动，却因重划国境而成为“国际移民”的特殊现象。
　　其次，就移民接纳国的构成而言。“接纳专业移民最多”、“使用外国劳动力最多”、“外国劳动力与本国劳动力比例最高”等三个项目中，排列在头五位的全是发达国家，可见发达国家从国际移民中获得了可观的人才、人力资源。
　　第三，就移民流出国而言。墨西哥、孟加拉、阿富汗是三大移民流出国，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数百万墨西哥人长期越境北上打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如何善待在美国打工谋生的墨西哥人，一直是美墨关系的一大热点问题。孟加拉国的大量移民则是边界重构的直接后果，1947年的“印巴分治”及1971年东巴独立并建立孟加拉国等历史事件，曾相继引发重构民族聚居地的大迁移，如此事变的另一直接反映，是印度在全球移民接纳国中位居第四。阿富汗之所以在移民流出总量中位居第三位，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连年不断战争的直接后果，由于人民的基本生活设施遭受极大破坏，数百万战争难民被迫越境逃生。
　　第四，就移民对原居国的影响而言。跨国劳动力迁移给原居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2003年各国移民向母国寄回的钱款总额高达930亿美元，是同期由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总额的1.5倍。因此，发达国家接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给他们提供劳动谋生的机会，比之给予发展中国家任何有限经济援助都更为有效。
　　全球化时代重要的观念性变革之一是人力资源的全球观。有效疏通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渠道，妥善安置劳动力的跨国务工，将有可能使移民个人及家庭、移民接纳国及移出国实现共赢共荣。
　　
　　二、国际移民学研究的范畴、框架与意义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由，对于人口跨境迁移的研究，基本归入“华侨华人研究”的范畴。然而，近数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口跨国迁移所涉及的范畴，业已远远超出我国传统华侨华人研究所能涵盖的领域。因为，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跨国利益追求已经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人力资源的全球观相伴而生，走向“开放的社会”已成共识。但是，另一方面，每一个民族国家却无不严格地固守、甚至日益强化着自己“封闭的边界”，民族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因此，“开放的社会”与“封闭的边界”就成为当今一个严重的时代悖论，在这一悖论中方兴未艾的国际移民潮，业已使相关国家政府面对着一系列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推动着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进入“国际移民学”这样一个存在着诸多未知因素因而迫切需要进行探索的知识空间。
　　虽然西方学者对于国际移民学的界定各有千秋，但在笔者看来，其基本范畴可以定义如下：国际移民学探索的直接目标，是在合理解读移民行为的基础上，推动移民政策的合法制定，进而达到移民个人或群体在大社会中的和谐生存与发展；国际移民学探求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全球人的和平共处，共赢共荣；而国际移民学所探索的最基本问题则可以归结为二：其一，何时、何人、为何、如何跨国迁移?其二，跨国迁移对迁移者个人、家庭及相关群体、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国际移民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就纵向而言，需要将人类古往今来的文明发展史烂熟于心；就横向而言，需要将当今世界人口、地理、资源、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动态尽收眼底。
　　国际移民学的建构是多层次的，其不仅需要基于个人、家庭、群体的微观研究，也需要对于民族、社群、国族，乃至跨国族群或散居族群的宏观把握。至于移民所连带形成的社会影响，更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权、国土安全、个人健康、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
　　国际移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领域，属交叉学科性质。国际移民学研究的深化，不仅需要利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而且在若干领域还需要与自然科学合作。例如，关于人口迁移的地理考察，需要自然地理学的知识；而关于人口迁移与疾病传播问题(如“非典”随人口流动而形成的跨境跨国传播)，则需要公共卫生学的知识。
　　

　　国际移民学需要建立的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层面的分析，涉及宏观的全球性大环境、大潮流的剖析，也涉及微观的个人或小群体的主观抉择剖析。细读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著述，可以发现不同的学科训练多少会在各自所关注的层面及所倚重的理论上有所反映。例如，历史学注重追溯移民的历史过程；经济学偏重于剖析移民的经济动因及移民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法学的研究范畴则可能更多地关注移民法的制定与实施，关注移民群体的公民权问题。人类学专注于探索并解读不同社会群体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在方法上强调实地调查和直接观察，人类学家不少自身就是游走于世界边缘化地带的学术移民，故而其研究以精致、细腻并富有情感而彰显其特色。近年来的移民社会学著述，则十分突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与实证研究，移民的亲缘纽带、信息网络及跨国族群的运作，都被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加以重新解读，并注重其如何穿越跨国空间，突破政治国界的障碍而有效地运作。
　　当然，各学科之间的分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一学科内部的分化有时较之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例如，人口学可分为人口统计学和人口社会学，后者与社会学的关系可能比与人口统计学的关系更密切。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甚至是两个一级学科)之间的交融，早已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大发展趋势。例如，“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与建构，本身就是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相互结合的产物。
　　总之，国际移民现象与影响均十分复杂，国际移民学所需要的知识也十分多样，需要多学科的共同研究为基础。
　　
　　三、国际移民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
　　
　　 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性追求，应当是世界的大同，这就要求全球资源共享，人类利益共赢，但是，在民族国家时代，“地球村”却仍然只是一个文学话语，至多还可能是一个基于技术层面的想像，“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至少在现阶段仍然是水中月，镜中花。当今世界仍然是由政治、经济、文化迥异的一个个独立的利益共同体组成的国际社会，因此，在世界资源的配置中，单一国家利益仍然居于首位。人口的跨国迁移，从求生性的被动迁移到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主动迁移，其迁移动因可能千差万别，但终极原因则可以追溯到移民者个人追求与环境实现最佳有效结合的冲动。由于此处的“结合”及其可能派生的利益，均涉及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流动，因此，移民(个人或群体)利益的实现就融入了跨国利益的碰撞，故而可能导致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国际移民学的热点与难点无不衍生于此。
　　就经济层面而言。市场经济靠互惠互利来配置资源。从现象上看，经济移民受市场需求导向明显。但凡当今吸引外来移民较多的国家，无论其移民政策如何，其吸引力首先均在于外来移民有可能在移入地获得就业生存的空间，而且，这一空间或者在近期、或者在移民者想像的将来，可能带给移民者以优厚于原居地的生存条件。如此现象的根源，显然必须追溯到发达国家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多元化的分割。就对移民群体的研究而言，国际移民学在经济层面上的热点在于力图建构起具有解释力度的模型，确立影响移民经济的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求解左右或评价移民经济的指数。就移入国社会经济而言，当源源不尽的外来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不断填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空缺时，其在经济上连锁形成的效应可能有三：其一，可能因移民劳动力价格低廉，创造出了更高的剩余价值；其二，可能因外来廉价移民压低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价格，本土劳动力只能在或是接受较低工资，或是领取失业救济之间进行两难选择；其三，移民可能在当地社会中形成异质的“族群经济空间”(如发达国家的华人移民多以中餐馆为业，菲律宾女性移民则基本进入家庭服务业)。而且，经济上的连锁效应还可能继续延伸：如果移民将其所得大部分寄回原居地消费，其对移入地经济影响如何?对原居地影响又如何?
　　就政治层面而言。国家建构是人类文明史的产物，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过完全可以自由迁徙的时代，那么，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国家制度的完善化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势化，跨国迁移业已成为涉及国家主权及公民权的复杂的国际性问题。国际移民政治研究的焦点是国家如何通过政策法规的制定及实施，通过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控制移民的流入或流出。热点问题包括：影响国家对移民控制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移民、国家安全及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如何?国家在将移民整合到本土社会中能够或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移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可能对社会公共政策制定产生什么影响?随着“弹性公民”现象的出现甚至流行，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不断发展的NGO应当在国际移民潮中发挥什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单一(或集团性、地区性)国家利益与普世的人权理念的矛盾。笔者以为，要解读当前发达国家移民政治中的难点，需要抓住国家战略、人权信条及实利驱动三大关键因素。国家战略导向下的移民政治，使“专业人才”(尤其是“国际级人才”)获得游刃有余的跨国空间；西方一再公开标榜的人权信条，使移民政治为人道主义移民留下通道；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则使大量非法移民作为毫无权益的廉价劳动力换取生存空间。因此，只有抓住发达国家中不同利益群体各自追逐利益最大化这一根本，才能解读移民政治中“国家立法”与“国家执法”二者为何以及如何背离的矛盾。
　　就文化层面而言。因为每个移民身上都烙着一定的文化标记，积淀着与生俱来的经验与记忆，因此，人口的跨国迁移，必然涉及不同文化的碰撞。虽然国家政府或许可以利用政权强势，要求移民改变其文化表征(如印尼、泰国华人曾被强迫按当地习俗改名换姓)，但是，其作用只能是边际量的改变，而且，在公众道义上，这种明目张胆的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已为人所不齿。可以说，时至今日，法理上的种族平等已成共识。但是当代的新种族主义，其所依托的并不是种族优劣论，而是以相对主义的种族或文化多元论为基础，以固化“差别权”的方式登堂入室。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民权运动兴起后，“多元文化论”曾因其主张“民族无论大小都有权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正义而颇受褒扬。然而，曾几何时，多元文化政策却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猛烈攻击。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就提出：伴随着大量移民进入而日益高涨的多元文化指向，将对美国形成致命的威胁，甚至解构美国。而在法国，多元文化论则被勒庞们以强调“差别权”的方式推向极致，他们认为，外来移民理应固守他们的文化，而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移民们回家去”。如此反移民的新种族主义是以对“差别”的赞扬，将民族隔阂固定化、合法化。从与国际移民相伴而生的文化碰撞与交融出发，既要批判“消除差别”的种族主义(如“强迫同化论”)，也要识别并且批判在“多元文化论”旗号下，以“褒扬差别”固化民族差异的新种族主义，无疑是国际移民学必须解读的又一难点。
　　总而言之，现阶段国际移民学研究业已在理论创新方面做了诸多尝试，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或许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一系列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的追踪与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不同途径跨境迁移的人口已达数百万，对于近20年来基本自发形成的跨境移民潮，急需总结其经验教训。我国目前的国情是：国内普通劳动力市场严重供大于求，高级专业人才则相对紧缺。中国的国际移民学研究应当探讨全球性的移民趋势及问题，努力运用人类现有的知识去理解它，运用社会科学业已卓有成效的理论模式去解释它，并对相关国家政府部门业已付诸实施的政策进行绩效评估。中国的国际移民学研究还应当着眼于为中国的移民政策选择提供意见和建议。中国目前尚无成文的国际移民政策，而势在必行的移民政策制定，应当既促进中国劳动力合情合理地加入国际劳务市场竞争，争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又能有效吸引境外专门人才为我所用，为境内外人口正常流动提供必要的政策性支持。中国学界的传统是专注于华侨华人研究，但华侨华人研究显然仅仅是国际移民学研究的中国篇。只有将华侨华人研究视为国际移民学中一个独特的（不是孤立的)篇章加以考察，以现实为基础，以历史为借鉴，将其与世界不同国家的移民状态加以比较，才能在国际移民学研究中，做出中国研究的贡献。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
　　(摘自《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