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化理论是否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城市化的过程具有分析意义，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城市化理论自身的演变过程。系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可以说是起源于美国芝加哥学派。在上世纪20—30年代，R.E.帕克、E.W.伯吉斯、R.D.麦肯齐和L.沃思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社会结构互动与发展的重要理论概念，如竞争、冲突、适应和同化等，这些概念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社区和社区内的自然状态是竞争的结果，社会控制和个别成员对社区的相互服从则是源于冲突，但是在相互摩擦和妥协的过程中又会变成有组织的形态，并在同化中得到巩固和定位。竞争的概念反映了芝加哥学派汲取和借用了生态学所形成的理论核心和精华，使这些社会学家把人类组织兼有的经济和生态形态置于当时社会学的研究核心。E.W.伯吉斯提出的城市空间演变的“同心圆”模式就是建立在土地使用竞争机制的基础上，而R.D.麦肯齐根据竞争的原理，提出了城市系统由于城市的规模和功能差异，则会出现垂直分层、相互依赖和相互支配的特点。总体来说，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发展变化是受（1）人口增长出现的竞争与磨合的影响；（2）自然资源分布和空间位置优劣的影响；（3）市场调节平衡机制的影响。
　　以城市生态学为根基的芝加哥学派虽然出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已高度发达的美国，其主要理论则被纳入到50—60年代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现代化理论，开始指引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研究。生态/现代化理论首先认为，一些国家目前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受制于其在现代化初期的起步阶段。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基础有其特定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工业现代化所引发的城市化过程，而生态/现代化理论把技术发展和文化传播看成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两个主要动力。从根本上来说，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城市历史和传统结构，但是，现代化带来的工业进步、技术发明和物质文化的昌明，最终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趋同于发达国家。
　　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一些城市社会学家则开始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世界体系理论来重新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这一新的理论的特点是，他们首先把问题的关注点转移到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积累、阶级矛盾和分配不均衡等对城市化的影响。城市政治经济学同时关注的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各种政策（如产业布局、税收等）对城市化的影响。从世界体系论的观点看，城市化的格局是由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所以才出现大多数位于发达国家的“核心”城市，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城市这样一种现象。前者把后者当做自己的资本积累点和传送带，而后者包括一些为数不多的地区主导城市，则过多地控制着有限资源，给国内的广大腹地边缘地区造成发展制约，从而维持了很大的社会和空间不平等。伴随这些现象的还有过度城市化，以及由于衰落导致的大量人口迁移，出现了城市人口超过城市系统结构所能接受的能力。同属于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还有一种城市偏重观点，它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和利益群体依赖于城市资源，通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注重发展城市而忽略农村地区，同时，政府和垄断资本通过人为降低食品和原料价值以使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日益明显，受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世界体系理论影响的城市化研究，迈进了以“世界”或“全球”城市为重点的新阶段。J.费瑞德曼（John Friedmann 1986）提出了有关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控制中心的种种假设，并选用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作了描述性的说明。1991年，Saskia Sassen出版了专著，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全球城市理论，并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三个城市的个案比较研究，论证了其理论。Sassen把全球城市定义为：（1）世界经济结构的制高点；（2）金融、信息和其他专业服务机构的集散地；（3）占主导地位的高级第三产业的创新发明地；（4）第三产业的主要市场。全球城市形成的原因包括：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业的集中控制功能的加强；制造业的衰退和反映在空间上的扩散及多点化；电讯和信息领域的技术发明和包括金融、法律、会计、咨询、建筑设计等的快速发展。全球城市理论对西方城市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阐明了全球城市本身的两面性，一方面是金融资本高度集中，中心商业区的集聚和繁荣，白领高薪阶层的扩大；另一方面是使得市政发展困难，贫困失业增加，职业工资的两极分化，城市部分空间的衰落和贫富居住更加隔离。
　　以上几个理论观点虽然明显不同，但大都以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般经验为依据。连绵的大都市区或城乡一体化模式则描述和解释了亚洲国家一些地区出现的特殊城市化过程。连绵大都市区往往带有这样几个特点或伴随现象：（1）大量人口利用可行的运输条件从事小农式的耕种；（2）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的过渡和转型；（3）人口大量地带有季节性的流动和迁移；（4）农业、乡镇企业、工矿企业及郊区发展和其他活动混合使用土地等。这些连绵的大都市区的典型例子包括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南部广大地区，以及日本的东京地区等。与西方发达国家以中央商业区为中心的集聚型大都市区相比，亚洲的连绵大都市区反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和道路。
　　正如同西方城市化理论一样，西方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个领域从一开始就面临西方理论是否适用的问题。在西方的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中，与西方理论的对话可谓时有时无，有紧有松，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
　　
　　1．早期西方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
　　
　　这里的早期是指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问题的关注而言。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城市建制和布局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一席。早在公元12世纪的大宋时期，南宋京城杭州就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中国西部的长安，河南的洛阳、开封也已是闻名中外的古城。但是，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早期繁荣并没有带动中国整体城市化的发展，这在中外学者来说一直是感兴趣的问题。美国著名的中国人类学家G.W.Skinner在把地理学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巧妙地应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时认为，中国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停滞，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的大城市主要是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缺乏真正经济中心的扩散渗透作用；同时也缺少能够发挥次经济中心和联系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中型城市。二是城镇的发展受制于农村经济，城镇只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易点，当年的杭州也完全只是个消费中心，主要交易品种来自于农村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这两种主要历史原因的并存，不仅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长期缓慢，而且给中国城市化研究带来了持久的影响。
　　首先，中国大城市的多元性和非经济专一性引起了西方各个学科专家的研究兴趣，从一开始就给中国城市化研究这一专业领域带来了很强的多学科、跨学科的色彩。初期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的中国城市，而不是把中国城市化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分析。这个分析传统一直保持到近年来发表的西方文献中。其次，由于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与小城镇密切相关，对小城镇的专门研究已成为西方文献中的另一持久重点，因此，中国城市的历史特点尤其给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及地理学家带来了研究素材和基地，费孝通先生早期的小城镇研究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范例。另外，由于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处理不同，西方社会学家对中国城市化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因此，我们在开展本土研究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西方学者的早期研究特点。
　　

　　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是偏重采用历史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中国城市的历史状况和演变。二是比较注重研究影响中国城乡经济结构的地理和空间因素。三是倾向于对单个中国城市进行具体研究。四是突出建国后和改革前国家政策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化的影响。
　　
　　2．改革后西方中国城市化研究
　　
　　无庸置疑，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和水平也保持了旺盛的势头。近20年来，随着西方学者有了更多深入中国内地开展研究的机会，他们对中国城市化的关注也呈现出了更加多元性，不同学科的相互交融和促进，使得中国城市化研究丰富多彩。从我们所看到的大量文献分析，按照研究主题、方法和作者的学科分类，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科的研究当占有相当比例。如果按照有关文献的代表作分析，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几类：
　　第一类，以中国城市问题为研究重点，其代表作是白威廉和怀默庭的《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该书虽然公开发表于1984年，但这本专著显然带有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主要是因为该书使用的基本数据虽然只到70年代中期，但研究立论、目的、方法和结论都对改革后的中国城市研究具有持久的意义。他们从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包括芝加哥学派的L.沃思关于现代城市正反两方面的论述出发，提出了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市有哪些特点和社会影响的研究问题。通过对1977—1978年大陆移民到香港的133人进行了半结构性深度访谈，让被调查者对在大陆所在城市社会和街道生活作全面回顾，然后把个人层面上的数据进行重组和不同层次的统计分析。他们的分析结果证明了“中国模式”城市化的一些特殊性，如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城市生产功能突出，消费功能受压制，相对比较平衡的分配系统，以及统一严格并渗透社会最基层的居住组织等。这些结构特点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和空间后果：如（1）基本消费和社会服务有保障，但某些商品缺乏；（2）中国城市的社会和街道既稳定又相当多样化；（3）街道邻里关系比较密切和谐，社会网络比较窄小等。白威廉和怀默庭最后断言这些“中国模式”的特点将随着市场改革逐步演变或削弱。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们从中国城市问题入手，开启了观察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 以至于有关中国城市问题的研究一直成为美国社会学家不断探讨的对象。他们以中国的几个主要城市为重点（如天津、上海）开展了持续的研究，并在社会学权威杂志和城市研究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分析结果。虽然这些文章的研究题目和使用数据、研究方法不同，但文章的结果和结论却有一些共同点，如指出中国的改革政策和市场机制，在城市就业机会、工资福利、住房分配等领域将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同时，这些文献的分析焦点和实际发现也充分反映了“中国模式”城市化在改革前的特殊性和这一特殊性在市场转型中只是削弱，但并没有消失的过程。当然，如果这一路径能够在中国城市化研究中获得更多的普遍性，其理论意义会更加广泛深刻。
　　第二类，以地理学家为主的对中国城市化宏观政策的研究。这一类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改革前后城市化政策的变动，以及是否具有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反城市化”倾向。这方面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改革前的城市政策之所以注重控制人口增长，突出生产功能，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和主导的国家，人们普遍接受的是赞颂农村美德，而摈弃城市的浮华与邪恶；人们恐惧并排斥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给国人带来的耻辱和崇洋心理；同时，由于没有大规模的工业，也很难促发城市化的发展。对于自改革开放以后所出现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有学者指出这是政府政策一贯偏重城市的结果，即政府通过维持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以保障其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这种观点显然是激进的城市政治经济学派的翻版，其理论的狭隘性和片面性显而易见。
　　第三类，关于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体系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人口学家和地理学家所开展的。这类文献的特点和贡献是比较清楚和系统地开展了中国城市和城市人口的划分问题。以往有关中国都市的定义标准比较混乱，其中有人口数量标准，也有政治行政标准，特别是后者不仅给设市建镇过程带来了许多不合理的人为因素，也给中国城市研究带来了困难。于是研究者从中国城市结构中的人口和规模出发，提出了城市规模分布定律，提出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城市分布不均，区域差别明显，因此，应在不同区域层次上进行排名和规模分析，如人口在千万人以上，600万人以下，200万人以下等规模划分。同时认为除了用人口数据对中国城市做排名分析外，还应考虑使用其他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指标做更为全面的测定，如沿海与内陆省份划分，三角洲地区与山地地区划分，历史古城与新兴城镇的划分等。
　　第四类，关于中国城市人口迁移问题研究。这类文献的著者包括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及政治学家等，他们各自带着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所发生的越来越突出的人口流动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如农民工问题、城乡两极分化问题等。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发现中国的人口迁移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如季节性显著，土地耕种对农民移出有很强的牵制作用。另外，导致农村人口流动就业的关系机制，不仅包括直系和间接的亲戚和朋友，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包工头和当地政府的劳务输出公司，而大量季节性农民工涌入城市，不仅给城市人口结构带来了变化，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其他相关问题，如城市交通、住房、治安；大批劳工蜗居于城市边缘地带，形成“城中村”现象，以及新兴城镇的过度开发；建立合理的城市梯次等问题。
　　第五类，从区域和个别城市的角度对中国城市化展开研究。这部分学者大多为地理学家。所谓区域层面上的研究，实际上主要是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发展方面，而关于单个城市的研究则多以上海作为个案。西方学者之所以选择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研究热点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过程特别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经济接轨过程中的演变。如小城镇自身的快速发展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基层城市化过程，它可以产生与以大中城市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相辅相成的作用。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上海具有规模和集聚经济的优势，又有教育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源。考察工业组织的效率和城市生命周期，对大城市发展的交叉作用，上海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样本。同时，关于如何解决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寻求处理老龄化社会的城市社会福利和保障等，也是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
　　以上所划分五类西方文献，虽然各有其鲜明的学科背景和分析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内在联系。第一类以抽样调查和定量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学文献和第五类跨学科的个案城市研究，虽然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关系，但由于这些抽样调查往往是在受个案研究的大城市中进行的，因此，第五类文献实际上为第一类文献提供了宏观环境依托，而反过来，第一类文献则给第五类文献增加了丰富系统的微观实证。这两类文献的呼应可以清楚地表明抽样调查、定量分析和个案研究是可以统一于一体的。第二、三、四类文献之间有较强的关系，甚至有一定的重复。第二类文献涉及城市化政策对城市的定义、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结构的影响。第三类文献虽侧重归纳分析人口数据，但基本上是宏观层次的分析，和第二类文献密切相关。关于人口迁移的第四类文献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和第三类文献相似，同时也使用第一类文献的手法对人口迁移做了有选择的实地抽样调查。
　　简言之，随着各学科之间更多的渗透和不同学科背景学者间更多的交流，这五类文献之间的关系和呼应会不断加强。如第一类和第四类文献的结合可以反映在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对迁移人口适应迁入地社会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把具体城市作为迁出和迁入地的迁移研究，可以从第五类的个案分析文献中获得宏观环境的素材。
　　【作者单位：天津市社科院社会学所】
　　（摘自《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