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分析及预测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这种分析及预测要为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在目前的经济宏观调控中，政府采取的是反周期操作。也就是说，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采取紧缩性的政策，而在经济过冷的时候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并不能马上发挥作用，而是存在一定的时滞，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决策者从认识经济现象到出台经济政策所需要的时间，而外部时滞则是指从政策实施到对经济运行发生实际作用之间所需要的时间。正是由于时滞的存在，事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比事中和事后的宏观经济调控更有效率；也正是由于时滞的存在，经济预测的意义才更凸显了出来：要有效地进行事前调控，准确的经济预测是必备的前提；如果经济预测出现错误，必然导致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南辕北辙。其次，经济生活中预期效应的不断加大也使得经济形势分析及预测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些权威机构和专家学者所作出的经济预测往往会对实际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例如新加坡传媒在2004年6月报道金融管理局作出新加坡第二季经济将萎缩1.9%的预测之后，新加坡股市立马应声下跌2.33点。这是预期效应作用于实际经济生活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也对经济形势分析及预测的准确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在作出经济预测的时候不得不特别慎重，必须采用科学的范式。这一范式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内容。
　　首先，必须将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在经济形势分析及预测中，模型越复杂、变量越多，往往并不意味着预测的精度越高。实际上，我们选用预测模型的标准是在达到同等精度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选用较为简单的模型。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很大的一点不同就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而这就决定了研究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的科学。客观的物质世界是没有思维的，而不同的人却具有不同的思维、不同的价值取向及不同的判断标准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比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要复杂得多。因此，无论是多么复杂的自然科学，只要影响因素确定了，一般都可以用确定的函数表示出来。而社会科学则很难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很难完全确定对某个经济现象的所有影响因素，或者说，我们很难对既有的经济现象作出绝对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即使影响因素得到了完全准确的确定，我们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取值及它同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也很难准确把握，因此，也就很难把它描述为准确的函数关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即使是经济学上最简单的效用函数，也很难用确定的函数把它表示出来。因为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在不同时刻、不同地点，他的判断标准也会发生变化。这样来看，在经济学领域，很难绝对采用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或者说，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绝对定量化。绝对定量化的经济学必然是不科学的。在经济学中采取定量研究的时候，必须有定性分析作为前提。可以说，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定量分析就不重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在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定量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事情的本质，同时它也是对定性分析的一个检验。因此，定量分析可以说是定性分析的有力而必要的补充。在我们对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并作出预测的时候，就必须坚持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其次，必须重视中长期分析。或者说，必须重视基本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同经济的短期波动相比较，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更有意义。当然，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不出现波动的。由于外部冲击的影响，这种波动甚至在有的时候会使得经济脱离其长期增长趋势的轨道。但是在更一般的情况下，经济的波动是蕴含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之中的。这种波动更表现为围绕经济的一个长期增长趋势而呈现出的周期循环的特征。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具有经济总量巨大，经济成分多元，地区差异丰富，以及社会矛盾并不尖锐等特点，外部的冲击因素可能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难以使我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我们在考虑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时候，必须将其放在中长期增长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下考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这就要求在我们的经济形势分析及预测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进行一番考察，从而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特点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只有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才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才能据此对未来的经济走势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
　　再次，充分估计政治因素的作用。谁都不能否认，中国的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上，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及预测中，就不能不考虑到政府的作用，把握政府投资的规律。从政治的角度(主要是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人代会和五年编制一次的经济计划)来考虑中国经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规律：在党代会的当年与第2年，人代会的当年与第5年、五年计划的第2年与第3年，GDP增长率均较高，而在党代会的最后一年、人代会的第4年、五年计划的第1年，GDP增长率均较低。党代会的第2年为最高，表明新领导班子在经过不完整的第1年的初试后，第2年开始进入角色。因此，在对我国的经济走势进行分析和预测的过程中，政治因素是一个必须考虑，而且权重应该比较大的因 素。
　　最后，制度变革的影响不可忽视。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在这一特殊阶段，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制度的变革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而19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又带来了一轮经济发展的热潮。应该说，我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世界上当然没有百分百的市场经济，但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没有达到成熟市场经济的80%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因此我们的改革攻坚并没有完成，改革正在过大关。如果说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成熟市场经济的80%，即良好水平，显然是不合事实与民意的。我国市场化改革可以说刚刚及格(对于仅仅20多年的改革而言，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不可高估自己。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期内，制度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是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这样来看，在对中国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及作出预测的时候，制度变革的因素则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