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可谓耳熟能详，一旦涉猎中国科技史、航海史、海洋史，尤其是郑和研究等领域，对其学问之深、成果之浩、著述之丰、意志之坚，油然而生敬意。思绪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公元1405年的金秋，古南京城外的长江码头舳舻相接，云帆高张，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27800余人的船队正待命出洋……公元2005年，伟大航海家、外交家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之际，那一片恢弘的历史风帆又将在世人面前高张。记得，1904年，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疾声呼吁“让那片风帆重新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中。”历史涛声、政治宏愿，始终在国人的心曲中荡漾，自然，我们也不会否认有曲高和寡的时候。在我们缅怀、敬仰郑和七下西洋壮举之余，也对孜孜不倦追索、研究那段被历史尘封的真相的学者，表达感激和敬意，他们又何尝不是耐得寂寞和艰苦，让那片风帆重新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中呢?我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恰逢与郑一钧在上海评审“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展览脚本见面的机会，断断续续地叙谈，上海、青岛也建立了家庭热线。
　　说来也巧，2005年7月，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郑一钧也将在7月步人花甲之年。郑一钧研究郑和航海已花了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这个既有山东人的直率、坦诚，又具备做学问人的朴实、谦讷的学者，先立业后成家，孩子还在青岛上初中。他在电话中风趣地说，在孩子的环境中，做父亲太老，做爷爷还年轻。海洋所的对面就是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所里每年都要在此举行游泳比赛，每当郑一钧下水，同事们便异口同声地说：“郑和下西洋了。”平时，郑一钧著作等身，埋头耕耘；近来，遍受邀函，出席各地的郑和纪念、学术活动。《郑和全传》即将付梓，被誉为“郑和研究小百科”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和《论郑和下西洋》等专著，已纳入再次修订重印计划。谈及家学渊源，其父、著名史学家郑鹤声教授的成就看来已发扬光大，“郑和研究世家”光彩照人。
　　
　　子承父业　成果丰硕
　　
　　郑一钧1960年初中毕业后，父子决定走自学成才的道路，在家自修。在我国著名史学家、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郑和研究专家、原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郑鹤声教授的言传身教下，郑一钧开始研究郑和；郑家藏书六、七万册，是郑一钧从小汲取养分的宝贵财富。到1964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条路难以走通，郑一钧便考入高中部，按部就班地求学。进入高二，学业因“文革”而终止。1967年“上山下乡”，1971年进工厂参加工作。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他以同等学历，考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1983年10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
　　郑鹤声一生著述多达160余种，在史学研究的16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建树。中国史学有“家学渊源”的传统，郑鹤声希望儿子能充分科用家中藏书；躐等而进，成为史学家。15岁时，郑一钧看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论述，启发他意识到“大航海”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郑鹤声的专著——《郑和》、《郑和遗事汇编》也启发郑一钧把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联系起来，意识到郑和下西洋对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注意收集和研读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资料。郑氏父子在编写《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时，眼光并不局限于郑和下西洋史实本身，而是把视野扩大到明初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郑和下西洋时期亚非沿海各国的基本状况、中国古代航海史料等各个层面。查找资料的范围也尽量扩展，不仅收录郑和下西洋当事人的记载、有关的文物、调查资料，还从不同版、本的《明实录》、各种稿本的明清史籍、丛书、类书、诸家文集、政书、方志、杂记、笔记、小说、戏曲、诗词，以及国内外自古至今的有关的著述、资料中，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一一辑出，并分门别类地纳入适当的章节中，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资料汇集。在有系统地编排史料的同时，还在许多史料的前后或中间撰有编者按语，对郑和下西洋所经历之地的地名、重要事实、文献典故、航海术语、所用史料等。作了校订和说明。先后两次在家自修的郑一钧，治学如同郑鹤声带研究生一般，并在踏踏实实地实现自己的著述之志。
　　郑一钧在史学界独树一帜，发轫于他本人在《海洋科学》1977年第2期上发表《郑和下西洋对我国海洋科学的贡献》。1978年10月，郑一钧去北京读研究生，利用课余和寒暑假，继续编写-《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使该书上册得以在1980年10月出版。1983年5月，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建国以采第一次郑和下西洋学术讨论会。会上，郑一钧应海洋出版社稿约，决定写一本郑和下西洋的学术专著。40万字《论郑和下西洋》两年后问世，向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大会献礼。
　　郑一钧坚持不懈；在研究领域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关学术著作有：18种，分别由10家出版社出版。主要有《论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与郑鹤声合编)、《郑和全传》、《祖国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郑和》、《郑和》、《中国航海科技史》(主编兼作者之一)、《悠久的海洋文明》、《中国海洋学史》(第一副主编兼主要作者)等。自1977年至今，发表郑和研究学术论文50余篇。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成为一部最系统、最全面的郑和下西洋资料工具书；美国著名作家、《当中国称雄海上》一，书的作者李露晔在“后记”中说，她确信《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对研究郑和及明史的人来说，是一座宝库。日本著名学者小川井博在《东南亚历史与文化》杂志发表专论，认为《汇编》是一本优越的资料集，对于探讨明代史的性质这个问题，在中国可以说是作了一件很好的事情。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陈学霖在《汉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是现今研究郑和下西洋这段史实最完备之文献集成”。《论郑和下西洋》一书是迄今研究郑和下西洋的一部最详尽的论著，内中有许多创见，被人们广泛引用，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潜心钻研　独树一帜
　　
　　烟波浩淼，更迭纷繁。郑和史料传世不多，郑和研究争议不断。郑一钧的学术发现和论证，不少被学术界接受和公认。如，1982年冬，郑一钧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搜集整理郑和下西洋资料时，发现撰于明代天顺元年(1457年)的《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第286期上发表《郑和死于1433年》一文，确凿地证明了郑和是1433年在古里(今印度西南海岸之科泽科德[Calicut])逝世，从而纠正了郑和是1435年第七次下西洋回国后病死的普遍说法。自此，学术界遂公认郑和死于1433年。郑一钧在《郑和下西洋简论》中，首次提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与后四次下西洋，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嗣后在《论郑和下西洋》一文与《论郑和下西洋》一书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此观点遂为学术界接受。郑一钧在《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一文，根据史料和文献，论述了《明史》所记载郑和宝船尺度的可靠性，以及南京静海寺郑和下西洋残碑所记郑和将领官军乘驾的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海船为郑和船队中的“战座船”。此文所述观点得到中国船史权威专家的认可，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中，被引证采纳。郑一钧首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郑和下西洋对我国海洋事业的贡献，首次提出了郑和为大规模下西洋作准备，自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开展了大洋调查工作，比英国“挑战者”号1872—1876年间所进行的海洋调查工作早469年。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重视。郑一钧在《论郑和下西洋》一书中，提出了论述郑和海权思想的依据；在《略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发展方略的特点》一文中，首次提出郑和下西洋“在海洋发展上实行了海陆一体化的方略”，得到学者的重视和引用。郑一钧对明代大航海家王景弘历史功绩的论述和评判，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就目前国内外在研究郑和方面存在的一些争议和分歧，郑一钧提出了自己鲜明观点。海外，少数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人，对郑和史实并不了解，从个人偏见出发，说郑和下西洋在搞霸权。在国内，则有人因为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赞成《明史·郑和传》中对郑和下西洋“耀兵异域”的说法。其实，郑和下西洋是明初大力发展海外关系的产物，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努力以和平外交手段广为联络，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间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世界格局。
　　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颁诏于安南，明确宣称：以往帝王治理天下，凡日月光照所在之地，不论远近，都一视同仁，所以只要中国能保持安定局面，四方都能各得其所，并非有意让各方前来臣服。从这个原则出发，朱元璋为明帝国制定的对外总方针，就是要“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按照这一方针，海外诸国，如果为患于中国，不可不讨伐；若对中国没有威胁，切不可随便用兵。朱元璋在“祖训”中，开列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琐里、览邦等海外诸国为“不征诸夷国”。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不遗余力地发展与海外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全方位地实施明初既定的对外方针政策，更进一步提出各国之间应“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中，表达了明成祖对派遣郑和等出使海外诸国所持的基本立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即以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导那些尚处于朦昧状态的海外邦国，使其改变野蛮落后的习俗，懂得礼仪，学会先进的生产技术，接受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步人文明社会的行列。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郑和下西洋代表着中国历史上在海洋上最强大的时期，即或在那个年代，中国对海外也不实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搞霸权，在国际交往中反对恃强凌弱，而致力于同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走向共同幸福和持久和平的光明未来。
　　 关于郑和船队中的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海船；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是郑和研究中颇有争议的问题。“料”是宋、元、明时期用来表示船只大小的计量单位，通常“料”是用来表示船的载重量，就像今天用“吨尸来表示船的载重量；同时表示船的大小。除个别情况外，一般容量为若干料的船，载重也就是若干石。由此，二于料海船和一千五百料海船，表示的也就是载重为二千石和一千五百石的海船。这类海船能承载多少人呢?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二书中说：“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从中可以得出结论：郑和船队中的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海船，承载人数的定额，为“将领官军”二、三百人。《明实录》中曾记载了“乘驾”这种海船的士兵，在遭遇海难以后终于返还故土的经历；正统十三年(1448年)“府军卫卒赵旺等还。……初，旺等随太监洪保等人西洋，舟败漂至卜国，随其国俗为僧。后颇闻其地近云南八百太甸，得间遂脱归。始西洋发碇时，舟中三百人，至卜国仅百人，至是十八年，惟旺等三人还。”洪保为郑和船队领导成员之一，往往率分腙去一些国家访问。赵旺等所乘坐的海船，当为由“将领官军乘驾”的二千料或一千五百料海船。“舟中三百人”，就是这种为官兵所乘坐的战座船的载人定额。这与《明粱录》中所记二千料至千千料海船可载二、三百人是吻合的。
　　在过去和现在，之所以对《明史·郑和传》所记郑和船队大型和中型宝船的尺度发生怀疑，关键就在于把《南京静海寺郑和下西洋残碑》中记载的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海船误拟为就是飞明史·郑和传》中记的大、中型宝船。作为郑和船队中的战座船厂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海船，其尺度当然不会有《明史·郑和传》中所记大；中型宝船的尺度那么大。
　　关于“厚往薄来”的问题。“厚往薄来”是明朝政府对待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的原则，而不是郑和下西洋开展国际贸易。的原则。历代以来，外国来华朝贡，都是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这不仅显示中国的大国风范，也体现了中国“厚以待人、?的传统美德。“厚往薄来”是明朝政府对外实行怀柔政策的产物。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对礼部诸臣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历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所说就是这个意思。“厚往”的只是“赉予之物”，系回赠海外远国来华访问质晶；如此而已。郑和船队到侮外进行贸易时，不仅不讲?厚往薄来”，而且极讲经济效益。为了实施其对海外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除了利用各交通中心站和航海贸易基地外，还把位于满刺加、忽鲁谟斯中间的东西方贸易辐辏之地古里国，作为一个大本营。据马欢《瀛涯胜览》记载；在古里国有“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在明朝政府的委命下，专门负责协助郑和船队在古里的外贸事务。以古里为大本营，郑和船从既可以与南亚诸国频繁进行贸易活动，又可以加强和协调船队在东南亚和西亚、东非沿岸的贸易，起到冻西方贸易纽带的作用。此外，郑和船队在各地还采取多种形式经商。如在古里国，每做广笔生意，，要会同该国的商人富户和书算会计人员等，一起看货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二三月”。由此可见，船队在一些海外国家做买卖，进行的是大宗货物交易，而不是做小笔生意，是有计划地与各国通过反复多次的谈判，寸利必争，达成交易，而不是不注重经济效益，随便和顺便做点生意，更不是以“厚往薄来”作为对外贸易的原则，否则就用不着化长达一到三个月的时间来看货定价了。这样，就更能理解郑和船队为什么有必要在占城等地设立大本营，并聘请海外经贸专家协助制定并实施对海外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了。
　　最近出现一种观点，认为这两种形体较大的宝船只是供明成祖朱棣及其大臣们在长江上检阅郑和船队而建造的，并没有出海，不过是一种“摆设”。研究一下中国航海史，便可明白，只有海船才有大型宝船这样的规模，这种大型海船必须依靠季风，顺风顺流行驶，所以要在长乐候风。返回也要靠季风。不可能在同一季节里在长江内往返行驶，无法像在大海中远航那样，利用不同的季风和海流；调头转向驾驶，也就谈不上在长江内驾着大型宝船“检阅”郑和船队。何况作为大多数的二千料、一千五百料海船是在太仓等待大；中型宝船从南京前来集结，二万数千名官兵也在太仓待命，根本不在南京，“检阅”从何说起?在《明实录》或其它史籍中也没有记载。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明成祖朱棣是一个比较注意节俭的皇帝，不会为在长江“检阅郑和下西洋船队”而如此铺张。
　　
　　弘扬精神 重铸辉煌
　　
　　与郑一钧谈论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创举对中国、世界航海活动及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以及当今如何理解“郑和精神”，弘扬“郑和精神”。郑一钧滔滔不绝。在十五至十六世纪的世界历史舞台上，涌现出了一批大胆无畏、才识卓荦的航海家。他们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先后率领各自舰队，冲破艰难险阻，踏碎惊涛骇浪，纵横驰骋在浩渺无垠的大洋上，共同缔造了一个亘古未有而持续两百余年的世界大航海的新时代。中国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七下西洋不仅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创举，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事件。郑和航海不同于西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在航海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所取得的成就，与西方航海家也大不相同。郑和下西洋致力于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睦邻友好关系，与西方早期殖民者在亚、非、美洲疯狂进行掠夺和屠杀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郑和下西洋航程之远之繁复，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郑和船队分舱向着非洲西海岸和爪哇东南以外海域所进行的海上探索，航程向西延伸至大西洋，向东南延伸至南太平洋，已到了能够进行环球航行的边缘。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使命未能由郑和船队中的航海家来完成，但船队发展起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纵横交错的海上交通，沟通和加强了整个印度洋地区各国之间的联系，不仅在航海史上划了一个时代，对指导后世的航海活动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郑和船队对加强东西方贸易发挥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全线国际贸易的发展。但郑和航海事业未能像西方航海那样，一代接一代继续下去，表现出难以为继之局限性。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毕竟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朝的极盛时代。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还是坚如磐石，皇权政治强化到极点，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取决于封建皇帝的个人意志。反之，若郑和航海像西方航海那样，主要是由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而启动，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那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郑和下西洋终止之后，中国民间航海事业仍在继续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明初，中国的社会经济虽然获得很大发展，但实质上仍是封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尚处在孕育阶段，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还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郑和航海事业也是一样。
　　“郑和精神”包含着开放兼容的思想、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郑和七下西洋，时跨28年，长途跋涉，飘洋过海，以睦邻友好为宗旨，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科技成果，加强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体现了开阔的视野、开明的个性和崇开放、重交流的观念。郑和下西洋创造了世界奇迹，如我国的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一样，是民族创造力的又一次集中体现。而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团结统一、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无私无畏和敬业献身的优秀品质，都是郑和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我们今天弘扬郑和精神，就是要深入宣传“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的纪念主题，充分认识到郑和航海对世界航海史和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随着中国航海的发展，特别是我国近二十年来在发展远洋航运、港口建设、极地考察、航天监测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世人瞩目，广大民众进而关注中国航海事业对发展国民经济、对加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作用与影响。从社会环境来看，中国的航海事业虽然自古以来就很发达，在近代以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加上宣传力度不够，致使广大民众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祖国历史上长期为世界航海强国，因而影响到国民心理上缺乏应有的把握。把我国建设成一个航海强国，重铸辉煌，这种意识有待提升。建设航海强国的战略，在实施当中还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这就影响到营造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契机，努力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和建设航海强国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