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一种战略关系，这已为很多国家所认同。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至今，中美战略关系几度起伏，其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对华战略认知没有到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之于美国是什么，美国似乎心中无数。诸如“非敌非友”、“介于敌友之间”、“把中国当朋友中国即朋友、当敌人则势将成为敌人”这种灰色定位者有之，“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潜在对手”、“战略竞争者”等明确定位者亦不乏其人，交叉的、多重的对华战略定位也随处可见。从１９９３年江泽民主席出席ＡＰＥＣ非正式首脑会议与克林顿总统会晤，到１９９５年李登辉访美造成的台海危机及１９９６年中国在台海军演，直接演变成中美关系的危机；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中美首脑会晤终致达成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到１９９９年的“炸馆事件”等等，中美关系经历了太多的动荡。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战略竞争对手”论迅速泛起，加之受“撞机事件”的冲击，中美关系一度面临严峻形势。９．１１事件使布什政府终于看清美国一直在寻找的敌人和对国土安全构成巨大危害的对手，从而促成中美关系之舟越过重重险关，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加快定型。
　　９．１１事件后，中美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合作为建立新的战略关系奠定了基础。在反恐斗争中，中美肩并肩紧密合作；在解决朝核问题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中国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在促进地区经济繁荣方面，中国也成为带动增长的“引擎”。中美两国在多条战线上的合作、两国高层的频繁会晤以及化解两国经贸摩擦工作机制的有效运作，进一步突出了中美建设性合作的现实基础和内在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上升使自己的国际地位发生巨大变化，从过去美苏对抗格局中的平衡者一跃成为现存国际关系“主体者”之一。
　　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其基础已与过去大为不同。
　　
　　１． 战略基础的构件具有复合性。冷战时期，抵抗苏联威胁是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单一基础。今天，中美建立战略关系的基础在于其复合性，表现于政治层面（如联合国改革）、外交领域（如解决朝核、伊核问题）、经济领域（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自由化进程）、军事领域以及维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各方面。在这种复合性基础的各个构成要件中，中国的作用随着国力和影响力的上升而显得更加重要，成为中美建立战略关系的内驱力量。
　　
　　２． 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方的相互依赖远远比过去密切，中国虽然享有较多的对美贸易盈余，但中国亦是美财政赤字的平衡者。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重要推动力，也需要参与确立全球或地区经贸秩序的“交规”和“路线图”。美国财长斯诺最近称：“中国对世界市场日益增强的影响伴随着更多的责任。自２００１年起中美两国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确保中美相互发展与繁荣，对于世界是多么重大。
　　
　　３． 影响超越传统战略关系或同盟，促成中美建立一种共生与合作的双赢战略关系。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在变，威胁的不确定性、威胁主体的多元性（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角色）、利益的交叉性与共享性，使很多问题已不能通过冷战时建立的军事结盟来解决，也不能通过加强现有军事同盟来解决，而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负有更大的责任，从而赋予中美在建立战略关系过程中以新的内涵。
　　作为后起的大国，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在融入而非挑战现存秩序中实现崛起的，其前进的方向不全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国家的政策。找到一种竞争共生关系，将形成一份后起大国与现存大国长期繁荣共处的历史性的国际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