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洪秀全解决了王爷们的内讧后，他的心思更多放在删改圣经和处理内宫的事务上。天国的事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洪仁玕的到来，仿佛春风吹过天国的田野一般……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甚至整个晚清的历史上，洪仁玕都是一个太值得说道的人物。可以说，他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位提出变法维新思想的改革家。
　　
　　逃亡香港，开辟出
　　另一个天地
　　
　　
　　创教、传教和砸坏孔子牌位，是洪仁玕早期与族兄洪秀全表示与旧世界决裂、创造新世界的革命举措。洪仁玕自幼在家乡念书，也想通过仕途而治国平天下，但命运给洪家的人开了个严重的玩笑，他和洪秀全一样，屡次赴考不第。年轻的洪仁玕便一边自修，一边开馆授徒。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这才想起已经束之高阁的基督教清教手册《劝世良言》，受其启发，便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２１岁的洪仁玕以及和他同年的冯云山，一同接受了洪秀全自创的在家乡小河边举行的受洗典礼。
　　秉承洪秀全传教于族人的宗旨，洪仁玕忠实地向亲朋好友传递福音。其结果可想而知：他被人斥之为“疯狂愚蠢”，并被哥哥撕扯殴打、逐出家门。后来他干脆砸毁了孔子牌位，连教书先生也不做了。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１８４７年３月)，洪仁玕与洪秀全来到广州，寻求取得传教“合法身份”（因为他们毕竟是自己受洗的）的可能性。他们在美籍传教士罗孝全处“研究真道”，没有任何收获。究其原因，一是洪秀全的造神异梦令罗孝全反感，二是洪秀全可能向罗孝全做了不合时宜的宣传，暴露了自己造反要做天下万国真主的野心。罗孝全说，他“不是要我来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要我来做官，传布他的教义，并且叫外国人来皈依他自己”。
　　１８５１年１月，太平军起义于金田时，洪仁玕没能到达。洪秀全曾两次派人到花县迎接洪仁玕。洪仁玕立即响应，亲自率领“五十多人，或为洪、冯族人，或为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浔州时，乃闻悉太平军已弃营他去,．．．．．．不得已乃中途折回”。接着，洪仁玕和前来迎接的人发动起义失败，洪仁玕也被擒获，按律将治死罪。但据说他当晚脱索而逃。
　　咸丰二年三月(１８５２年４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并正式受洗入教。他口述起义的情况，由韩山文写成《洪秀全来历》一文。此间洪仁玕还是想寻找太平军，曾经离港回广东，未几又再度回港。
　　洪仁玕再次来到香港，鉴于韩山文业已去世，他便受聘于伦敦浸会，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并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得到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器重，后者曾经翻译过大量的中国传统文献，并成为洪仁玕后期在港的主要庇护人，也是对洪仁玕影响最大的一名传教士。
　　香港，成为把洪仁玕从一个流亡的农民起义领袖转变为一个面向世界的维新变法者的圣地。洪仁玕在香港居住四年多，亲眼目睹香港社会状况，接受了朝气蓬勃的西方文化。
　　学者们认为，洪仁玕学习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广泛接触学问颇深的外国传教士。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曾罗列与他交游的外国传教士共计２２人。理雅各和韩山文分列首末位。二是博览所能涉猎到的西方著述，包括当时香港和南洋出版的许多报刊，这些都帮助洪仁玕了解到不少西方国家各方面的情况。
　　
　　横空出世的干王
　　
　　
　　强烈的革命激情促使洪仁玕辗转回到了风雨飘摇但又热火朝天的天国都城天京。
　　但此时，洪仁玕的治国思想已经和洪秀全他们具有天壤之别。在洪仁玕到来之前，太平天国的统治是典型的传统帝王式统治。
　　以法治而言，太平天国除了设计出一种乌托邦以外，在法治上并无任何先进之处。它以一种军事机器的形式存在，谈不上实现天国的理想，连最基本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没有实现。更多的，它采取一种极其严苛的法令进行统治。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天朝的最高法律是天条。所谓“天朝政例皆从上帝十款天条，礼制总依斩邪留正之律”。模仿摩西十戒的十款天条称“第一天条崇拜皇上帝；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第三天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第五天条孝顺父母；第六天条不好杀人害人；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第八天条不好偷窃劫抢；第九天条不好讲谎话；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凡是犯天条者，皆处以极刑。
　　太平天国的刑罚有杖刑、枷刑和极刑三种。极刑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剥皮、桩沙等。“点天灯”这种刑罚极为残忍：将犯人用棉絮裹起来，放在油里浸一下，然后倒悬绑在一根大木头上，点上火。这种刑多限用于广西来的“老兄弟”。桩沙、剥皮两刑是到天京将陷时，为惩治叛徒通敌做内应所增加的极刑。
　　太平天国表面上宣称“男女皆兄弟姐妹”的绝对平均主义，实际上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比如，封王制度就是其治国的主要手段之一。１８５６年天京内讧后洪秀全曾宣布永不封王，但是不久，这个封王制度更加混乱。后来，王封多了，竟然出现重复封王号的现象。太平天国一共封了２７００多个王，当是古今中外第一了。封王的失控，必然导致制度性混乱，导致腐败，导致失败。
　　洪仁玕到达天京，为这种落后的统治方式担忧。此时正是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倒也是力图振兴，他不仅自任军师，还选拔陈玉成、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
　　但是，人心涣散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太平天国极需重振朝纲。洪仁玕的到来,洪秀全更是“格外欢喜”：不到一月，洪仁玕就被封为干天福；几天后，又升为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接着又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仁玕实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
　　横空出世的洪仁玕，面对朝中大臣不服之色，一方面，他一再声明来天京“非图爵禄之荣”，只是报效天国。另一方面，洪秀全也全力推他，集合不服的诸将，令洪仁玕登台受印，并下令“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而洪仁玕在受命之时，也表现出对东王杨秀清当年主政时的各项制度的熟悉和合理处理案件的能力。同时，在最短的时间内，洪仁玕通过他颁布的《资政新篇》以及《立法制 谕》、《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确立了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全面主张。
　　
　　天国遗恨：《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这部充满西方化改革精神的治国方略，仅仅一万一千字，完全出自洪仁玕一人之努力。全文共分四篇。“用人察失类”，是主张团结奋斗的行政纲领。“风风类”，是移风易俗，改变传统中国不思进取、庸庸碌碌生活方式的主张；“法法类”，即“以法法之，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以立法以为准焉”。在拜上帝教中，人们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人心得到了扶正，再辅之以纲常法纪，以为人人遵循之准则。“刑刑类”，即惩治顽民，严肃法制。洪仁玕还是尽量按《圣经》的原则来设立刑法。他不仅要求“善待轻犯”，而且对所有犯人都必须严格按照“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至妄生别议”。
　　“用人察失类”并非完全投洪秀全所好。尽管洪仁玕受命于天京事变后，洪仁玕深知洪秀全还没有完全从中摆脱出来，所以就首先大谈“禁朋党之弊”和用人之道。实际上，团结问题确是天国潜在的巨大危险。洪仁玕语重心长地提出：“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
　　其后三篇，乃是洪仁玕治国思想的精华。针对太平天国的现状，洪仁玕参照西方治国之策，意在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冀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消灭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的空想，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转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上来。洪仁玕如此说道：“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思路，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后第一位明确提出变法维新思想的改革家。
　　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后返回中国，目睹中国积弱，曾寄希望于太平军，他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抵达动荡中的天京，会晤了洪仁玕。
　　容闳曾经为补充洪仁玕的主张，提出包括建立良好的军队、建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七点建议，洪仁玕深以为然。谈到对洪仁玕的印象，容闳说：“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可惜容闳不能得到洪秀全的重用，最终他投奔了李鸿章。
　　洪秀全基本上是支持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的。他在条陈上面写了批语，除四条有所保留外，其余均写上“是”或“此策是也”。
　　１８６１年４月，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的新印本后，在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但是，太平天国和满清朝廷斗争的复杂性，使得洪仁玕的理想成为一纸空文。１８６４年６月１日，嫔妃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眼看着在她们当中生活的惟一的男人洪秀全在金龙城（天王府内城）中死去。这位定都后即没有正式出宫（除了迎接杨秀清托“天父下凡”被迫出宫）、１１年仅发诏２５篇的天王到底是死于长期吃甜露（野草），还是吞金自杀，已经无关紧要了。４０多天后，曾国荃的湘军攻陷天京全城，天王的遗体被挖出焚烧。天兵终于没有下凡保佑他。
　　洪仁玕等则突围而出，转战皖浙边界，９月底入江西，不久战败被俘。１１月，洪仁玕、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杀于南昌。由此，《资政新篇》成为天国之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