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清的历史硝烟散尽，那个时代一些人的个人选择，却成为一个民族的命题，左右着后世的文化发展之路。张之洞在中西道路上的选择即是一例。晚近百余年，有多少人处于矛盾煎熬之中，其人生本身就是民族煎熬的缩影。作为慈禧钦定的探花?穴２６岁中会试第三名进士?雪，张之洞面对泰山压顶之势的西方冲击，硬是活生生地从清谈中闯荡出来，咬牙切齿地宣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最终选择之道，其论虽然骑墙，但是却固执而有勇气。此论一出，数十年上百年竟无法超越。
　　
　　清谈：囿于京城
　　那一片小天地
　　
　　数晚清风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之后，非张之洞莫属。时人谓之“是湘乡（曾）合肥（李）一流人物”，“功业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而外独居一席”。然而，与曾、李等人以赫赫军功而封爵拜相的仕宦经历不同，张之洞人生富于戏剧性，大抵以１８８２年及随后不久的中法战争为界。此前，张之洞为清流党的核心人物；而此后，则为推动中国实业——洋务救国的中流砥柱。
　　长期在翰林院虚职以待的经历，促使张之洞无法摆脱京城空言政事的风气，又以其才情，逐渐成为京城清流言官之重要人物。清流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上书谏事时又直言无忌，在对外方面，一味固执求战，往往令朝廷棘手。其实，同光年间的清流鼎盛，当然也在于慈禧玩弄权力均衡的手法，以牵制洋务派而已。
　　
　　此种手法往往见效。“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因固执言战，即被朝廷派去福建马尾前线督师。《清史稿》记载了他无法实践自己激愤大志的窘况：“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砲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张之洞也差点面临这样的狼狈结局。
　　清流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而张之洞是一个从行为上逐渐抛弃清流，而一直深受清流思想影响的士大夫。这种倾向和他的性格有关，当然也和他的老师湘军著名将领胡林翼相关，后者是洋务运动兴起前主张经世致用的领军人物之一。
　　毕竟，清流无法在力量层面抗击西方，所以选择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以期占领心理优势。张之洞把这种清流的因素和后来的洋务思潮结合，最终才形成他的完整主张。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砲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这成为他人生的巨大转折。
　　
　　洋务：从临渊羡鱼到退而结网
　　
　　由京官而外放疆臣，是张之洞人生的一大机遇，他从此实现了从清流到洋务派的
　　转变。１８８２年，他擢任山西巡抚，可谓退而结网的开始。他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此可谓其与清流诀别的宣言书。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７日，一个长者坐船来到武汉?熏并从此与湖北、与武汉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此人即是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此，张之洞踏上了治鄂兴汉之旅，迈向其一生事业的巅峰；并给中国留下了晚清最系统、最成气候的改革——湖北新政。核心主张乃在“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其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６０多年后，毛泽东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熏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熏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熏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熏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因毛泽东两次视察张之洞创办的大冶铁厂（后来的大冶钢厂），此说可见是有深刻体会之论。
　　张之洞在湖北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１１３０万两白银。
　　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规模最大的钢铁厂。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时，该厂设备先进?熏拥有十个工厂，３０００多工人。虽然幕僚辜鸿铭称之为“只有模样，没有精神”，但是，张之洞以实践理性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创造了中国洋务运动后期的辉煌，不仅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而且也使汉口快速发展为仅次于上海、天津的内陆最大国际商埠和产业中心。“湖北新政”的实现固然与清廷的总体性战略规划（比如芦汉铁路的建设）有关，但是，张之洞的苦心经营绝对是首要的。以当下的观点看，这也可以称之
　　为中国早期的中西部开发战略吧。
　　
　　中体西用：“先人而新”
　　抑或“后人而旧”
　　
　　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全盘主张是在维新变法期间，以辅助变法内容不偏离传统体制和名教的目的而推出的。那么，他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呢？《时报》在张之洞去世后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张之洞就是这样矛盾的人，而当时的洋务派人士，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面临剧烈的内心煎熬。
　　１８９８年７月２５日，清廷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努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劝学篇》标“中体西用”之旨。
　　张之洞自然明白中西冲突是十分显明而尖锐的，迫在眉睫。所以就有了调和这一冲突的的说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一种折衷，但是就是在折衷背后包含着我们民族耗费了整整１００年还未见得化解了的心理负担。
　　政治解决还是经济－文化解决？张之洞的道路和康梁的道路在最终的选择上分道扬镳。针对维新变法，张之洞作《劝学篇》。他在光绪二十四年?穴１８９８年?雪的奏折中说：“以中学为体?熏西学为用?熏既免迂陋无用之讥?熏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
　　在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认识上，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张之洞的“体”是体制，包括纲常伦理和政治体制。所以，张之洞的主张，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比如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讽喻“中体西用”说，一时附和之声四起。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张之洞所谓的“体”，不是实体，也不是本体，它来自于“中主西辅”的思路，首先是主要原则，主体的意思；整个命题是讲在文化引进和变革中，不要丧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主导性，儒家学说是中国人的民族根性、自性之所系。
　　其实，张之洞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或者说是内心非常矛盾的人。尽管他明确提出“中体西用”，那也是出于无奈。张之洞的矛盾可以从一件事情和一种对立的说法中看出。
　　一件事情，就是在庚子年慈禧太后对八国宣战接着引来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竟冒着“抗旨”的罪名，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发起所谓的“东南互保”。有多位论者已经找到历史证据证明此举意在另立政府。所谓“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东南互保”之事，李鸿章、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均为主谋，说明当时洋务大员的心理十分复杂，他们确实不愿意和顽固昏头的慈禧太后合作，向八国宣战。但是，在理性和冲动之间，他们最终作出了妥协。此为张之洞心态，也为中国政坛大员当时的典型心态。
　　所谓对立的说法，来自张之洞自己对“体”和“用”的理解或解释。张之洞到底对体制改革持何种态度或者主张，在他自己的文章中，都是自相矛盾的。首先，在入京拜相之前，他在《劝学篇·序》（１８９８年前后）中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又在《明纲》中重申：“五纲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在《劝学篇》中，他把“西政”与“西艺”并列，解释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可见“西政”，并非我们理解的西方政治体制！而《劝学篇·正权》也否定了开议院的主张：“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中国旧章所有也，……何必袭议院之名哉”，又说“将立议院欤？……此无益者”。可见他主张的中体西用，最初是中国的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都不可变。
　　但是，１９０７年，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进京入阁拜相时，他一度对立宪表示了强烈的支持态度，主张速开议院，直到临死之前“尚以宪政勿迟行为言”。以至于孙中山说他“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而《劝学篇》“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提法，以及１９０１年在《致刘坤一等》的函札中所说“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等等，又说明张之洞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相矛盾的心理。
　　斯人已去，其命题尚在！中国仍然处于一种全球化的剧烈冲突过程中，张之洞毕竟给我们明确提供了一个可以探讨的命题。“中体西用”命题的诡谲之处，在于把我们的思路局限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和西，体和用。如此简约的二元论，对时下一个已经经历了百年困苦实践的民族而言，应该说是过于简单化了。走出张之洞命题的关键，在于用一种融合的、合作的、双赢的（用最时髦的语言而论）眼光，重新审视中国问题。如此，则张之洞们可以安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