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２００４年提出“知邻宣言”，描绘“知邻”大势。为了让这个预言能自我实现，这里不妨抛砖引玉，大致描述一下我们的周边。
　　大周边是中国外交战略里最综合的一个概念。中共十六大之后，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圈子里，“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这句话，耳熟能详。有些学者将这种分类称为四分法。
　　但从相对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周边其实部分地囊括了后面的几个概念———周边有大国，美、俄、日、印；周边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周边有中国最主要的地区多边舞台，上海合作组织、１０＋３合作、东亚峰会等。割裂地看这四大类，显然有局限性。
　　在大周边是首要的大概念下，可以派生出很多重要的次级概念，比如中美邻问题、中日邻问题、南北问题、大国与小国问题、双边与多边问题、地区合作和全球化问题，不一而足。简而言之，这是大周边的内涵问题。
　　大周边是中国外交战略中最复杂的一个系统。从空间上看，中国大周边有四大块，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南亚。近年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等有影响力的智库的著名学者都曾提出过大周边的概念。
　　比如，现代院前院长陆忠伟先生就曾撰文提出大周边概念，他甚至用“邻距离”这个概念把大周边分为“近邻”和“远亲”。其立论基础充满哲学意味和豪放诗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如此，大周边可延伸至中东和大洋洲。简而言之，这是大周边的外延问题。
　　从时间上看，旧的历史问题在延续，新的现实问题在产生。历史与现实，新与旧，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纠结在一起。稍稍借助一下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历史知识，就会发现中国与周边关系的时空性质经历了多次转折性的变化。
　　１０００年前，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是惟我独尊，一览众山小。５００年前，相对于西方的崛起，中国与周边一同开始没落。１００年前，中国和周边整体处于低潮，落后或臣服于西方。６０年前，中国和周边整体性觉醒，独立、发展、复兴成为振奋人心的地区性概念。３０年前，中国与不少周边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拔剑四顾心茫然。现在，中国在周边几乎没有敌对国家，中国与周边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今后１５年，中国在战略机遇期内是否能继续保持与周边这种良性互动的态势，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大周边是中国外交战略中最考验智慧的一个环形地带。大周边集中了中国面临的所有复杂难题。从战略关系上看，中美、中日、中俄、中印关系尚未定型。从重大问题上看，台海、朝核、南海、克什米尔等问题的任何发展都会影响整个地区秩序的塑造。在海上，中国必须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东海与南海争端。如果再把中日、中越、中韩等国的历史问题算上，周边的复杂程度就呈几何级数上升了。
　　这还没完，如果以上问题可以称之为传统安全问题的话，那么中国还必须与周边国家摸索一条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理念、战略和手段。为解决经济安全问题，中国必须协调好环周边的地区经济合作带。火烧眉毛的有能源安全问题，不可预测的还有诸如海啸、非典之类的天灾人祸。中国还要与周边国家解决一批跨国河流的使用和合作问题：松花江遭毒害，俄罗斯和日本都遭殃；一条澜沧江—湄公河把生态环境问题抛给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纳河则静静地等待受到中国和印度重视的一天。除此之外，中国面临更趋复杂的跨境民族问题，比如跨境藏族、跨境维吾尔族、跨境回族、跨境苗族等。
　　一句话，大周边集中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更关键的是，诸多问题往往是联动的，历史、民族和宗教问题纠结，能源、经济和主权问题缠绕。这些复杂问题再进一步排列、分化、组合，最大程度地考验中国外交的智慧。
　　中国被周边环绕着，周边被中国辐射着，如此紧密相依、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万万不可视而不见，一定要把它看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