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世纪乃至当今的中国，能够导致法国妻子和英国情人为了一个中国男人而决斗的事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陈季同（１８５１年～１９０５年）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中国人。陈季同的法文名是Ｔｃｈｅｎｇ ｋｉ－ｔｏｎｇ，福建侯官?穴今福州?雪人。在晚清出国的士人中，陈季同既没有拼却了名声勇敢地走出国门的郭嵩焘那样具有开创性，好像也没有凭着口舌从俄国人手里夺回伊犁的曾纪泽那样暴得大名。他“官职虽是武夫，性情却完全文士，恃才傲物，落拓不羁。对中国的诗词固然挥洒自如，但法文的作品更是出色”。陈季同非事功之材，而是著述之材。他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为一个固然在力量上不如列强，但却拥有值得自豪的智慧的中国进行了辩护。
　　基于力量优势的西方文化，从１９世纪以来，一直在世界上进行扩张。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存在极大的误读成分。陈季同的功绩，在于向西方展示一个和平、宁静、幸福的中国。陈季同可能在现在还没有辜鸿铭那样有名，但是，他与辜鸿铭、林语堂一起，被后人称为“福建三杰”，而他应该位列三杰之首。他是１９世纪末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之一。他用优雅的法文写的关于中国的系列著作，如《中国人自画像》（１８８４年）、《中国人的戏剧》（１８８６年）、《中国故事集》（１８８９年）、《中国的娱乐》（１８９０年）、《黄衫客传奇》（１８９０年）、《巴黎人》（１８９１年）、《吾国》（１８９２年）、《英勇的爱》（１９０４年）等，开创了中国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中国的先河，也开启了比较文化研究的先河。由于这些著作在欧洲产生广泛而显著的影响，他被法国政府授予“一级国民教育勋章”，并且成为１８９１年４月法国《画刊》杂志的封面人物。据《福建通志·列传·陈季同传》记载，“西人梯航之来中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
　　他的影响当然也来自他作为一名高级外交文案（翻译）参与中外交涉时和欧洲政客建立的友谊关系。他的欧洲朋友包括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德国首相俾斯麦、法国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甘必大，等等。他在中法战争前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秉承李鸿章的密令，从事了一系列维护中国主权的活动。甲午战后，他还积极参加并组织保卫台湾的运动。

　　文化辩护

　　陈季同毕业于著名的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学堂”（法文学堂）之“造船专业”。由于法文学堂大部分老师皆为欧洲人，陈季同每天所听到的是用法文讲授的法国语言文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经过严格训练与个人努力，陈季同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历经甄别，皆冠其曹”。由于法语是当时欧洲外交界的通用语言，所以，１８７５年初，清廷拟向外派驻使节时，选拔他先行欧洲考察。１８７７年３月，陈季同与后来成就大名的严复、马建忠、刘步蟾、邓世昌等３０余名学生启程赴欧洲学习，陈的身份是文案。后又因李风苞改任驻德、法公使事而以文案随同，加总兵衔。后又升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１８９１年，他因无力偿还向法国某银行所借的巨款，被招回国。
　　这位先后在巴黎等地生活了近ｌ５年之久的中国人，是带着自己的法国妻子回到国内的。他的魅力来自哪里呢？我们还是来看一段当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日记吧：
　　“他身着漂亮的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饱满的面容，年轻而快活，面带微笑，露出漂亮的牙齿。他身体健壮，声音低沉有力又清晰明快。这是一次风趣幽默的精彩演讲，出自一个男人和高贵种族之口，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小孩……听众情绪热烈，喝下全部迷魂汤，疯狂鼓掌……在今晚的四个讲演者中，无疑，伏尔泰会觉得这个中国人是最有法国味的。”
　　这位身着漂亮紫色长袍的中国绅士就是陈季同！法国汉学家考狄曾说：“我从未见过比陈季同更彻底地接受欧洲风格的中国人，实际上他对欧洲习俗的理解甚于他本国。”在完全从生活上融入欧洲的同时，陈季同还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努力地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西方，抗衡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从１８８４年发表第一篇西文作品开始，到１９０４年最后一部著作出版的２０年间，西方知道了一个中国将军的名字“Ｔｃｈｅｎｇ Ｋｉ－Ｔｏｎｇ”，在清末文人中，没有人比陈季同在西方更为有名。
　　面对１９世纪以来的“欧洲中心”观念，非欧洲的人们可能只有两个立场可以选择：一个是世界主义的立场，即认为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熏运用此立场把东西方文化都包容进去。另一个是民族主义的立场，即为自己的文明的成就而自豪，并展望未来的文明形态是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为核心和基础，以此对抗“欧洲中心”观。
　　陈季同处于中西文化对撞的前列，或者说处于一种夹缝状态。理智告诉他西方先进的事实，但是情感却促使他不能全盘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他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先为中国的文明进行辩护，继而走向世界大同的理想。陈季同对祖国的辩护以其对西方人的误解和偏见的反驳为基点，往往充满愤怒的情绪。他自己也深知这样做可能走得太激进，在《中国人自画像》的序言中，他写道：“如果受主题的影响，有时候我对祖国表示出我的偏爱，我要先向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请求原谅。”人们评价说：“在中法战后，黑旗军遗留在法国人的脑海中一种极恐怖的印象，陈季同将军来调和此事。他的意思是除了在越南稻田中的凶暴海盗之外，还有茶香之间可爱的中国人。于是乎大家就满意。”
　　陈季同的路数还被人理解为一种“化西”论，即主张用儒家文化拯救西方，或在儒家文化基础上“重建新的世界文明”。因为陈季同说过，中国的儒家制度“值得全人类的景仰”，而类似的还有辜鸿铭，他对处于一战的欧洲人说，在他们的“文明濒临破产的关头”可以到中国“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即儒家思想。他们真的相信儒家文化的“化西”力量吗？从他们的生活状态而言，他们都西化得非常深刻，连老婆都是外国人，他们不可能像国内的腐儒那样顽固得推崇一个已经无法扶起的“儒家”。应该说，他们的论调，还主要是处于一种反驳和对抗的需要，为此，不得不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的宣传。也许是到了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状态吧。
　　但由于在短时间内无法看到中国文明的前途，陈季同最终还是选择了一种天下大同的立场。这一点和康有为很相似。陈季同曾如此描绘未来世界：“种族和国家的敌意所造成的误解将逐渐消失。经过１９世纪强大文明的启蒙，世界上最不同的国家之间也会越来越趋向和平与友爱。……我可以肯定，你们所有人都将与我一起衷心地呼唤这个幸福时刻的到来——古老的亚洲将和年轻的欧洲及更年轻的美洲，携手奔向全世界友爱的美好的明天。”
　　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曾感叹：“中国人看得他一钱不值，法国文坛上却很露惊奇的眼光，料不到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晚年特别后悔自己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他一生中和中国人仅有两次通信：一次是和辜鸿铭，一次是与陈季同。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季同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正是因为他那种既站在民族立场上，又站在世界立场上观察世界的视角，很符合一种时代的口味。他本人的行动，就已经说明了当时的中国人，有能和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思考问题的学者。

　　外交辩护

　　陈季同在欧洲的主要身份其实是外交文案，后来任过参赞。虽然没有担任过主要的角色，但是，因为他和李鸿章的关系，以及他在中法战争中为避免开战而进行的积极斡旋的努力，仍为人们所关注。１８８３年，李鸿章命陈季同回天津汇报“外洋情形”，并“密令于路过巴黎小住半月，查探该国执政情实。”有学者研究，陈季同在回到巴黎的１５天中，频繁展开外交活动，共会见１４名法国各界人士，包括总理、外长、海军部官员、前西贡总督、前驻华公使等等。通过外交活动，他探明了法国对越南问题的强硬态度，搜集到各类情报，表明了中国与越南之宗藩关系，并运用外交手段，在法国总理和外长面前，谈及法国特使脱利古对中国的蛮横态度，从而导致该员的撤回。虽然最后中法战争还是打了起来，但是，李鸿章对陈季同的评价甚高，所谓“深知大体”。在中法战争期间，陈季同还连作１８篇《中国和中国人》，刊登在《两个世界》的杂志上，促进了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在舆论上帮助了国家的抗战。
　　中日甲午战争后期，陈季同曾赴台湾任布政使，原本是为李经方向日本交割台湾做准备的，但他亲眼目睹台湾人民誓死抗命、义不臣倭的壮举后，积极投身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并参与组建“台湾民主国”，以图用政治方式获得台湾不被日本侵占的结果。《清朝史料》在谈到陈季同此事时说：“?穴台湾巡抚唐景崧?雪即抚署为总统府，电告自主，有‘遥奉正朔，永作屏藩’语，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自主，皆不答……”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以中国台湾省的名义宣布抗日，日本政府会向清廷施压，迫使清政府干预民众抗日。所以，台湾爱国绅士丘逢甲与台岛绅民代表集会，决定成立地方政权自主抗日，保卫家园。而他们正是参照了陈季同根据国际公法提出的“民政自主”、割让地居民有权揭竿而起的建议，定下了“自主抗日”的方针，成立了被称作“台湾民主国”的地方政权，以唐景崧、丘逢甲二人为正副总统。为表明台湾百姓永远属于中华，丘逢甲等人定年号为“永清”，并仿照清朝国旗（黄地青龙旗）的样式，设计了与之呼应的蓝底黄虎旗。
　　陈季同积极参与策划的“台湾民主国”地方政权是在台湾面临日本武装侵占局面下建立的抗日救亡政权。无奈随着日本的野蛮入侵和清政府的妥协畏缩，该计划失败，而陈季同也流亡法国。可见，陈季同虽与李鸿章的关系很近，且对其十分感戴，但在行事时却仍保持着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甚至在割台问题上触怒李鸿章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