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５０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及其后的较长时间里，由于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推行遏制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关系处在天寒地冻的冰冷季节，自然无法实现正常化。两国各方面的交往联系都受到严重限制。在官方关系无法正常的情况下，毛主席、周总理及时作出了“民间先行”的英明决策。全面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在中日舞台上导演了一曲“以民促官”的辉煌壮丽乐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寒凝大地发春华

　　１９５０年４月，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副团长雷任民同与会的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参议员高良富?穴女?雪、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等进行了友好接触，并向他们发出了访华邀清。这三位议员和秘书中尾和夫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来访的第一批日本朋友。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岁月，到所谓“共产圈”国家的限制是极严的。他们是持法国护照，分别绕道巴黎和哥本哈根去莫斯科的。相比之下，来新中国就要冒更大风险，可是他们不畏艰难，毅然接受邀请，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辗转来到了北京。
　　周恩来总理会见并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活，向他们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和我国对日政策。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利用难能可贵的机会和刚刚建立起来的有限渠道，就中日贸易往来进行了会谈。日本是“巴黎统筹委员会”和专门限制对华贸易机构的成员，有４００多种产品不能出口中国，其他客观障碍也甚多。可是他们愿意从民间角度，努力克服这些障碍。我方也从大局出发理解和照顾日方处境，允诺只进行他们能做的少量贸易。经过充分磋商，终于达成和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虽然进出口协议额各自才３０００万英磅，但是这棵幼苗意义非凡，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随后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５年，中日双方又签署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民间贸易协议。中日民间渔业协定也随之签订，经贸领域交往逐渐增多，商品展览会相继在对方首都和大城市举办。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领域乃至国会议员、在野党派和群众团体等人员交流也渐趋活跃。在这前后，中国方面协助三万多名在华日侨回国，宽大处理和释放了１０６２名日本战犯，在日本各界和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都密切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民间来往的大门被打开了，民间渠道的潺潺流水滋润着中日友好的园林。
　　中国方面在民间交往过程中曾经希望能争取与“官方挂钩”，以确保民间贸易顺利进行并推动政治关系改善。中国赴日贸易代表团成员曾有意识地持有民间、官方双重成分，他们非正式会见了内阁的现职大臣及与首相亲近的人士，与外务、大藏等省事务官员也进行了接触。一直主管中日事务、后来担任中日友协会长的廖承志听说吉田茂首相很喜欢中国的文房四宝，还专门托人转赠一块著名的砚台。１９５４年鸠山一郎取代吉田组阁、对华政策似有某种变化时，周恩来总理曾对鸠山首相发出访华邀清。我驻日内瓦总领事受权致函日本总领事，欢迎日本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可惜的是，日本政府囿于内外压力，未能对中方这些坦诚而大度的表示做出积极响应。当时周总理说：“日本只有下了台的首相才能来中国，但我们的大门始终敞开着。中国希望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日方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

　　渐进积累待圆月

　　
　　到了上世纪６０年代，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我国在加强同日本民间交流过程中，成功地运用积累方式，从小到大、积少成多，友好交流渠道不断扩充。随着中日贸易的发展和关系的逐渐改善，从“纯民间”走向”半官半民”以及建立权威性常设机构的时机趋向成熟。
　　１９６２年９月，日本执政的自民党资深众议员、反主流派元老松村谦三作为周总理的客人应邀访华。欢迎宴会时值中秋翌日，宾主都浸沉在佳节相逢的欢乐气氛中，周总理祝福“花好月圆，人寿年丰”的即席讲话更把热烈、友好情绪推向了高潮。周总理说，中日关系要向前发展，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特别需要松村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祝愿他健康长寿并为中日友好做更大贡献，使两国关系进入“花好月圆”的新时期。松村老先生也激动地表示，希望日中关系像中秋明月一样“圆满、明亮、光辉”，愿在有生之年为打开日中关系而献身。访华期间，周总理同松村先生多次促膝长谈，就国际形势、两国关系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至于继续扩大中日贸易，双方商定，根据已确认的原则和方式，由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具体协商落实。
　　松村访华后不久，曾经担任过鸠山内阁经企厅长官，在万隆会议上同周总理、廖会长有过接触的高碕达之助先生便率领包括众多企业、厂家代表的大型代表团来华，与廖承志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商谈并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新的综合贸易，又称备忘录贸易，与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在困难条件下长期坚持的友好贸易同时并存，相辅相成。
　　当备忘录贸易达到一亿美元规模之际，生平最爱兰花的松村先生特地要求中国派一个兰花代表团前往日本。廖会长会意，让长期负责中日事务的“日本通”孙平化、王晓云充任“兰花大使”。《易经》有“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说，此行双方的“同心之言”就是为继续改善两国关系而推进备忘录贸易，并就互设联络处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松村先生在池田勇人首相的支持下于１９６４年４月第三次访华，随行者有备忘录贸易日方负责人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等。中日双方达成圆满一致意见，签署了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协议。至此备忘录贸易各自的办事机构正式问世，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中日关系由民间走向半民半官。“民间先行”同“官方挂钩”是一个里程碑，也是渐进积累、以民促官的归结和成果。

　　当机立断顺时宜

　　进入上世纪７０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遏制、封锁和敌视中国的政策逐渐破产。对美亦步亦趋的日本佐藤内阁在对华关系上也走进了死胡同。各国要求同中国建交、同中国人民发展友好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不得不面对现实，开始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派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与此同时，中国方面通过各种渠道长期大量的对日友好工作效果明显，要求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浪潮席卷日本。
　　１９７１年３月，第３１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代表团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多做工作”的方针指导下同各国运动员积极接触，比赛和友好活动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乒乓外交”震惊了全世界。副团长王晓云及我们这些外事工作人员在紧张比赛之余，见缝插针，对日本各界展开了多种多样的友好交往工作，被舆论称为刮起了一场“王旋风”、掀起了“日中热”。
　　１９７１年８月，８８岁米寿高龄的松村先生与世长辞。周总理即刻发去唁电，并亲自指派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偕随行人员王效贤和我前往东京吊唁并参加葬礼。“葬礼外交”在日本再次刮起一股强劲的“王旋风”。
　　１９７２年７月，在尼克松“越顶外交”和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冲击下，内外交困的佐藤内阁终于倒台，田中内阁应运而生。田中角荣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对此，周恩来总理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并发表讲话，表示欢迎。此时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中国上海芭蕾舞剧团到日访问演出，新任命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也赴日履新。周总理及时作出了“抓紧时机，多做工作”的重要指示。周总理说，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毛主席讲要采取积极态度，我们要紧跟，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谈不成都行。总之，现在已经到了火候，以前刮过双“王旋风”，这回不能只刮旋风了，要落地。周总理还生动贴切地说，“孙平化，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肖向前，要继续向前，这两个人要把这件事情落实”。周总理高屋建瓴的指示及时明确、掷地有声：我们这些代表团和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孙、肖一起聆听了周总理指示的传达，大家都很激动、兴奋，立即满怀激情地投入了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在拜访、宴请及会晤日本政、经、文化、舆论各界及友好团体众多负责人基础上，我们先后四次会见了大平正芳外相，并于８月１５日接受了田中首相会见。当时日本和台湾还保持着“外交关系”，日本现职首相正式会见中国访日代表团和驻日机构代表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孙、肖两人正式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田中愉快地接受并一再感谢周总理的盛情。他认为一海之隔的日中两国关系密切，交往悠久，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将在协调党内意见、做到”万无一失”的情况下访华，以求“有终之美”。
　　１９７２年金秋之际，水到渠成。田中首相偕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和５２名高官乘专机首航北京。中日双方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开始了面对面的最后会谈。